炫富是一种耻辱压力机制将起约束作用

　　马玥 每经记者 潘海福 发自北京

　　前言：

　　 一场被张扬的婚礼、一段被质疑的发家史，随着媒体的不断追踪曝光、公众关注热度持续不减，邢利斌天价嫁女风波最终演化成一桩公共事件。

　　 时过半月，此事件进一步发酵。据报道，4月10日，邢利斌所在城市的中共吕梁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吕梁市工商联联合出台 《关于对全市非公经济企业家的三点要求》，要求当地非公企业家加强自我约束，坚持勤俭节约，不炫富、不摆阔、不挥霍，把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

　　 这份《要求》的出台，不能不令人联系到“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风波。

　　 据媒体报道，3月18日，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在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为女儿举办婚礼，包下周围几家全球顶级五星级酒店，还邀请了众多明星开演唱会，出动3架飞机、6辆法拉利助阵，总费用上千万元。

　　 有媒体挖掘邢利斌发家史，发现其第一桶金来源于租赁经营的柳林县金家庄乡办煤矿，随后其以8000万元的“白菜价”获得了当地最大、储量1.5亿吨的国有企业柳林县兴无煤矿的全部股权，目前资产超百亿元。

　　 从沸沸扬扬的曝料及对炫富者的群情激愤中，退后一步探究：十年前，煤炭行业整体状况如何？邢利斌的行为是否合规合法？煤改前转让国有资产，涉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日后国企私有化是否继续加大收入差距扩大？邢利斌事件刺痛了公众哪根神经？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兖矿集团战略研究院院长牛克洪，经济学家马光远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周孝正，分别从煤炭行业、经济学、社会学角度解读山西煤老板千万元嫁女一事。

　　还原历史：

　　当年一吨煤炭卖不了一吨沙子钱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据媒体透露，邢利斌的发家转折点——购买兴无煤矿，当时现金支付仅8000万元，其他包括承接企业负债19355万元以及偿付资源价款3.1394亿元（2005年开征资源价款后支付，当时未支付），很多人认为其花费8000万元购入1.5亿吨的煤矿，实属“白菜价”，您怎么看待这个价格？

　　 岳福斌：不管是“白菜价”，还是“白金价”，都要历史地来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其独有游戏规则，单纯认定邢利斌用8000万元购得兴无煤矿，并不客观。他承担的兴无煤矿负债以及后来补交的资源价款，都应该计算在内。

　　 NBD：2002年前后，煤炭行业整体状况如何？煤炭价格在什么水平？

　　 牛克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亚洲，中国煤炭产业也遭受重创，出现了相对的供大于求，一吨煤炭卖不了一吨沙子钱，最终导致了全行业亏损。如果关停煤矿，必然产生大量下岗员工，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煤炭主产地政府采取了转让国有煤矿、出卖渡危机的做法。

　　 岳福斌：从历史角度来看，邢利斌购买兴无煤矿的行为，是通过市场竞标完成的，只要买卖行为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规则，这种行为就是合理的。如果现在认为当时的价格过低，应该检讨的是卖方（即政府）。至于有没有其他违法等问题，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去确定。

　　 NBD：柳林县提出的一退两置换（国有资产有偿退出、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置换），这种做法当时在山西普遍吗？

　　 牛克洪：不仅是在山西，这种做法在全国都很普遍。在煤炭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作为煤炭主产省的山西，所受冲击更大。为了缓解这种冲击，一些煤炭主产区政府当时采取了这一措施，主要做法：一是通过煤矿售卖使国有资产有偿退出。邢利斌买矿就属此举；二是职工身份置换，由政府买断职工工龄，在企业中实行全员合同制；三是产权置换，其中一种方法是债权转股权。

　　 NBD：煤炭资源是全民所有。置换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

　　 岳福斌：这种认识是站不住脚的。过去很多年，我们对资源一直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资源无价，因为它不是劳动产品。邢利斌当时8000万元的买矿款中，肯定不包括资源价款，否则他不会在2005年再交3.1394亿元的资源价款。2005年开征资源价款后，他做了补交。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不能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至于背后有无猫腻，那是另一回事。NBD：如何看待煤老板这一群体？

　　 岳福斌：历史给煤老板提供了致富机遇，大部分民营煤炭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很强的。

　　 NBD：但还是有部分煤老板会做一些炫富的事情。

　　 岳福斌：一部分民营煤企借助机遇积累了资本，使企业向着规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也有一部分人文化素质不高，他们迅速致富后，在钱如何花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多误区，比如斥巨资买豪宅、送子女去贵族学校、子女出嫁炫富、买名牌轿车等。这种煤老板是存在的，但并非主流。过分炫富并不合适。按邓小平的话说，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为人要有荣辱观，我认为，炫富是一种“耻辱”。

　　 NBD：公众对煤老板的炫富反应很大，有人认为，他们占据的是社会资源，炫富行为会否激化社会矛盾？

　　 岳福斌：我们要与时俱进地看待这件事情。在国有企业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民营煤企老板买矿的做法对煤炭生产力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当前我们重点要考虑如何提高煤矿的办矿水平、增强社会责任感，先富带动后富，在这方面应多加引导。这些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NBD：具体说，政府该怎么做呢？

　　 牛克洪：要提忠告的话，就要向他们讲明，应珍惜获得的财富，正确地看待财富。企业家们创造了财富，但要感恩党的富民政策，感恩历史机遇。要引导致富后的煤企老板把这笔资本利用好，投入到再生产中去，进而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评判国企改制：

　　不要期待神话一样的改革

　　 NBD：您如何看待邢利斌花费上千万元为女儿举办婚礼一事？

　　 马光远：这是一种不应该提倡的炫富行为，也是一种比较挑战社会敏感神经的行为。可能邢利斌花的是自己的钱，但这件事对社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把一个私人事件变成一个公共事件，责任还是在他自己。

　　 看待这件事情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也不能脱离当时的情况。他购买煤矿的行为，在当时，政策是允许的。邢利斌事件，应该去调查的是当时邢利斌有没有空手套白狼，交易是怎么做的？按照同类的交易，他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

　　 豪华嫁女肯定不对，但不能因为这个不对，就推倒他以前的所有行为。我认为，中国很多企业家利用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行业未来的发展，他们是中国最值得珍惜的资源之一。

　　 NBD：据煤炭专家说，那时候的煤炭价格非常低。

　　 马光远：根本没人要。当时的法制也不健全，能不能做，该不该做，该怎么做，法律上一片空白。那时，有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以前很多交易都是无法可依，只要相对公平就可以。对于国有资产，怎么交易，谁来定价，谁来监管，程序如何，当时制度不健全。

　　 NBD：日前张维迎教授也谈到了国企私有化的问题，同时有部分人质疑，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集中到个人手中。您怎么看？

　　 马光远：现在的国有资产只是名义上掌握在百姓手中，实际经营和管理跟百姓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由于这种垄断，很多行业的定价远远高于竞争性市场。所以我想问，目前的情况给百姓又带来多少好处？没有收入差距扩大了吗？假设现在百姓的好处等于零，而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假设私人占了80%的好处，百姓还占了20%的好处，是不是比现在好？

　　 NBD：如何保证这种国企改制、国企私有化中的公平？

　　 马光远：对国企进行私有化也好，股权转让也好，就现有的制度，大家担心的也是公平，而不是担心转让本身有什么不好。一旦转出去，价格合理了，百姓受益，那么转让有什么不好？

　　 以一种乌托邦的心态对国有企业寄予某种特殊感情，是最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垄断无益，关键是怎么保证公正和效率。但不要期待国企私有化的过程是百分之百的公平，肯定存在流失，但是私有化后的结果要比现在状况强。我认为，张维迎提出的方向，历史会证明这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改革不会不出问题，要看总的收益是不是进步的。改革不能不付出代价，那种完全公平合理、神话一样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历史上也没有过。

　　 NBD：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今后要怎么调整方向？

　　 马光远：不需要调整方向。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改，有没有勇气去改，而不是怎么改。

　　 NBD：您如何看待在历史背景下富起来的煤老板这个群体？是否应该多引导他们？

　　 马光远：无所谓引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无需从制度上告诉他们怎么花钱，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煤老板的行为有的造成好的影响，也有的造成了坏影响。但是坏的影响慢慢会有一种压力机制，就像邢利斌，这种机制给其他煤老板带来了压力，从而约束他们的行为。

　　 我们要相信社会是有修复机制的，这种修复机制经过反复沟通以后，会慢慢变化。他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负面影响最终会反馈到他那儿去。

　　社会学解读：

　　若有原罪，主体不只是煤老板

　　 NBD：为什么公众对山西煤老板邢利斌花费千万元为女儿举办婚礼一事反应如此强烈？它刺痛的最深的是国人哪条神经？

　　 周孝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是普遍贫穷，但现在是收入差距扩大。温家宝总理也谈到，中国有几个最大的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公、司法不公、官员腐败。

　　 日前，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 《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270万人，其中，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邢利斌身家数十亿，花费几千万为女儿办婚礼，一般来说，大家还是不要说三道四。如果他是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得来的钱，他有权支配；如果他不符合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这个责任也不应该全推给他。

　　 NBD：在财富积累过程中，有人用“原罪”这个词形容邢利斌，认为他的发家史乃至第一桶金就是不合法或者违规的，您觉得妥不妥当？这个形容词体现了公众的什么心理？

　　 周孝正：谁的原罪？煤老板有他的一部分，但大部分责任不是煤老板的。我反对百姓的仇富。仇富是错误的，广大百姓是仇腐。

　　 NBD：有人认为，如今百姓恨的不是富，而是不平等的机会，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现状，您认为呢？

　　 周孝正：不患寡，患不公正。拿姚明来说，一年收入几千万元，但从来没有人说过不公正。

　　 NBD：公众情绪正常吗？

　　 周孝正：正常。现在物价高涨，百姓心里想，改革开放的成果哪去了？辛苦劳动的成果哪去了？实际上，这些成果很多都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同时，很多百姓的生活水平绝对值在下降。社会资源是固定的，一部分人占据了，另一部分人就得不到。占据资源的那部分人还未必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NBD：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但如今似乎是经济一马当先，道德底线越来越低，信仰缺失。

　　 周孝正：道德底线确实越来越低，三聚氰胺把婴儿伤害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民族欺负自己民族的婴儿。

　　 NBD：在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如何正确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如何提升公众的道德规范？

　　 周孝正：主流价值观就是实事求是，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从国家角度来说，要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法治国家，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