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适度温和物价上涨为何难以避免

　　■ 宏观大势

　　在今年一季度GDP增幅连降5个季度仅为8.1%、规模工业利润下降5.2%、央企3年来首次利润下滑之际，短期内整体经济下坠之势已然明显，对此最好的药方必然是“货币放水”，而这又必然会以“物价上涨”为代价。

　　在2012年第8期《求是》杂志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发文《关于稳价安民几个重大关系的思考》，文中明确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适度温和物价上涨难以避免。”

　　这是个大实话，对于新兴经济体尤其如此，因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交易商品范围的扩大，而这些均需要“货币放水”为基础；这又是个无奈之举，在今年一季度GDP增幅连降5个季度仅为8.1%、规模工业利润下降5.2%、央企3年来首次利润下滑之际，短期内整体经济下坠之势已然明显，对此最好的药方必然是“货币放水”，而这又必然会以“物价上涨”为代价。

　　实际上，在今年春节过后，央行即一改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底的“货币收紧”政策，逐渐以“货币放水”应对经济下行态势——在央行2月24日下调存准金率0.5个百分点之后，再次于日前下发通知，将于4月1日起对专项票据置换进展顺利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给予1%存准金率的政策优惠。

　　客观而言，通过分析今年一季度的诸多经济数据，已经表明我国经济已由去年下半年的“下行”态势，演变为当下的“下坠”态势。在这种严峻形势之下，为避免整体经济的大幅触底，适度启动“货币放水”显然是需要的。

　　但问题是，“货币放水”的幅度究竟以多大为宜？由此可容忍的“适度温和物价上涨”又是多大？而在上述技术层面的疑问之外，我们更应提出理念层面的拷问，过度依赖“货币放水”，还能维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多久？在短期“货币放水”的应急之外，我们更应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回答上述技术层面疑问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广义货币存量(M2)和通胀水平，我国M2余额从2008年末的47.52万亿元增至2011年末的85.16万亿元，4年来增幅高达80%左右。而因为“货币放水”之于通胀的滞后效应，我国CPI在2009年的－0.7%之后，虽然央行2010年下半年后持续通过加息、增加存准金率和央票等手段收紧货币，但是2010年、2011年的CPI仍然分别达到3.3%和5.4%——对于超量的“货币放水”，宏观经济的后续反应一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经济增长仍呈下行态势，此种情况通胀早期会适度温和，后期会大幅攀升；第二种是经济增长大幅回升，此种情况通胀早期会大幅高企，后期会相对回落。相比而言，第一种情况更为可怕，这表明“货币放水”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已不明显，同时表明“滞胀时代”可能即将到来。

　　令人忧心的是，我国当下的经济状况，已然与第一种情况相吻合。这表明我国当下的宏观调控，已经面临着极为难解的两难困境：其一，短期内如不持续“货币放水”，整体经济可能急速下坠探底；其二，短期内如持续“货币放水”，则通胀必将再度高企，而且整体经济在短期缓冲之后，仍然难以确保中长期不再大幅下行。

　　如果说在10年前，我国尚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房地产等领域尚没有完全实现商品化，此时通过大幅“货币放水”，满足整体经济需求、并一定程度拉动经济增长尚属合理。那么，在告别这一阶段之后，如果仍然执迷于此，而没有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则必然会酿成两难苦果。

　　当下的尴尬局面，已然表明，持续“货币放水”，不仅不可能持续挽救我国经济，而且必将引发更为严重的通胀。

　　当然，面对我国当下已然下坠的整体经济而言，短期应急式的“货币放水”固然需要，但必须适度。与此同时，更应明确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只有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才能实现，而这又必须以大幅降低税负压力和真正转变行政职能为前提。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