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墉当选世行新行长处理与新兴经济体关系成为最大挑战

　　　记者陶冶当地时间本月16日，世界银行董事会以非一致通过的结果确定美籍韩裔医学专家金墉为世行新行长。尽管这一早已为外界普遍预期的结果并未打破美国人执掌世行76年的传统，但世行董事会首次在世行行长遴选中考虑非美籍人士，仍然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地位的上升。而这样一种变化反过来也给即将上任的新行长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带领世行更好地适应变化的世界成为金墉面临的最大课题。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17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的集体衰落与新兴经济体发挥的火车头作用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正在由原来单纯作为世行援助发展对象的角色逐渐向双边贷款提供者等捐助者的身份转变。其结果就是世行在失去部分既有“客户”的同时，在其传统发展领域又面临更多的竞争者。“对于世行来说，如何看待和妥善处理与这部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很有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世行可能会丧失更多的传统市场份额；如果处理得当，则世行可与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发展援助领域形成有益互补，进而帮助世行更快更好地达成目标。”丁志杰表示：“对于既无广义发展援助背景又无政治家背景的金墉来说，未来的道路很可能充满悬念。”

　　目前，外界对金墉其人的质疑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其美国人身份对于改革呼声甚高的世行来说并无突破，事实上世行董事会中部分非洲代表直至最后时刻仍然反对金墉当选。因此，其上任后首先需要证明的就是他领导的是“世界的银行”而不是“美国的银行”，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努力不会受到干扰。近年来，世行一直注重在机构内提升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在2010年增加了后者的相对投票份额，更承诺定期重新审视份额合理性。金墉在16日发表的声明中明确表示，会继续鼓励并支持上述努力，放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其次，金墉的医学专家身份更是引发哗声一片，人们担心其无法完成涵盖领域相当广泛的世行发展使命。对此，金墉的回应具备典型的技术型领袖特点，那就是更注重结果，优先考虑基于数据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依靠数据作决策是技术型领袖的擅长领域，这是否能够让人们看到一个目标更明确、衡量更精准的世界银行？人们拭目以待。

　　相比于个人层面的挑战，世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如何带领其适应变化的世界对于金墉来说显然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分析人士认为，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加之私人投资的介入，世行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市场份额已不若从前。数据显示，世行面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净投资截至去年6月底总额不足80亿美元；相比之下，去年流入新兴市场的净私人资本总额高达9100亿美元，是世行投资额的100多倍。

　　带来上述变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世界在变化，东方崛起与西方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资金流向。危机前主要作为援助贷款接受方的新兴经济体如今已不再坐等世行贷款，以金砖国家为首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不仅不再需要世行为其发展提供大量融资，相反它们正在成为更贫穷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投资者和放贷方。与此同时，一些地区性开发银行以及大型慈善机构也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发展领域。一些援助专家早就指出，世行在当今世界的环境中已不再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而这对于世行来说已经是一种“危机状态”，因为其正在失去传统的市场份额。其次，在资金充裕的当下，世行援助的吸引力本身也有所下降。许多世行援助项目从立项调查到贷款的最终发放少则需要数个月，多则需要一两年甚至更久，其间涉及无数次的考察验证，往往令受援国感到精疲力竭，在最终项目终于可以启动的时候，受援国的兴趣已经所剩无几。

　　对于金墉来说，要改变世行所处的所谓“危机状态”，必须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方面，他需要努力让新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继续成为世行的“客户”(即借款者)或者说服后者通过捐资世行而不是双边贷款来介入发展援助领域。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前世行政策研究主管伯得斯尔认为，世行需要认识到，眼下已经不仅仅是世行能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做些什么，而更多的是如何将这些国家更好地纳入世行体系，帮助强化世行资本基础，并推动政策变革；另一方面，作为技术型专家，金墉需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来提高世行运作效率，更多地从受援国角度考虑问题，进而提升世行援助贷款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