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清谈出版为何不好做:阅读率低 业界重复竞争

　　原题：为什么出版越来越不好做？

　　作者：刘明清（出版人、发行人、书评人）

　　

　　刘明清做客中国经济网 王耀峰/摄

　　近些年来，每当和出版圈里的朋友聚会，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慨出版越来越不好做了。特别是有些出版资历较深的、年长的朋友，总愿意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由于出版业尚处于“买书难”的短缺经济时代，出什么内容的书都好卖，一本书如果征订数不到1万册都懒得出，印数十几万、几十万册的书，根本不鲜见。拿今天激烈的出版市场竞争情形与过去的“短缺”时代相比，则更会有出版不好做、出版日子难过的痛楚感受了。看来，我们实在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出版越来越不好做”这一事关出版业大局的问题了。

　　放眼我们生活周围各处各行业，同样会发现了一个现象：做餐饮的说餐饮越来越难做了；做工厂的说工厂越来越不好做了；做贸易的也说贸易越来越不好做了；就是做农民种地，也会说农民越来越难做了。当然也会有些行业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钱越挣越多，比如石油、金融、电信、电力等少数国家垄断行业。总之，凡是讲自己行业越来越不好做、日子越来越难过的，必是市场放开的竞争性行业。由此可以知道，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又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国情，所以造成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两个局面：市场化的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而垄断行业，则不断强化着垄断，轻松获取大大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垄断利润——甚至连温家宝总理都讲几个国有大银行赚钱太容易了。可见，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任务还相当艰巨。

　　回到我们的出版行业，其实市场化的步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深入得多。印刷复制、发行环节早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便完全彻底放开了。至于编辑出版环节，民营经济(民营图书工作室和文化公司)借助与国营出版单位的合作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另外不同出版单位之间更是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关系。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利润率向社会平均利润率靠拢，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便是包括“出版不好做”在内所有竞争性行业不好做的社会大背景。当然出版不好做，对于一些拥有行政垄断资源的和拥有教材的出版社而言或许还暂时不适用的。不好做的只是那些靠在市场上一本书一本书地去卖，完全依靠读者投货币选票来生存的出版机构才可能深刻体会得到。换言之，我们所讲的出版不好做，多是说大众出版和部分专业出版不好做。至于现在的教育出版，如果没有教材、教辅的垄断出版权，当然同样也是不好做的。

　　出版不好做，还有一个社会阅读环境的原因。在今天这样一个娱乐化的时代里面，人们休闲的方式越来越多，电视与网络已经夺取了大部人的业余时间。而读书则很有可能走向小众化、精英化的危险。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第九次)也证明了这一点：2011年我国18至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图书仅有4.35本。环顾我们的周围，有大量的人群甚至所谓的知识阶层，也有一年不买1本书，不读一本书的。热爱读书的人，比例如此之低，导致的结果便是：看似我们有着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大的人口基数，但实际的阅读人数则并不是世界最多的。

　　过去我们总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有多少多少小学生，如果小学生人手一本，那出版给小学生阅读的图书将是多少多少万册的销量；以为我们有多少多少中学生，如果中学生人手一本，那出版给中学生阅读的图书将会有多少多少万的销量。事实当然不会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学学生的课业负担是相当重的，真正留给他们读课外书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即使中国的大学生相对而言课余时间是很多的，但据了解大学校园里书店的生意也不是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好，说明我们的大学生真正热爱读书的(指教材之外的读物)也仍然是少数人。

　　出版不好做，自然也有出版业自身的原因。全国出版社加上做书的出版社下设机构和民营文化公司可能已经接近数千家，但真正具有优秀图书研发能力的，很可能连300家还不到；而且这些机构也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尽管近些年来，在国家行政力量推动下，几乎每个省都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集团，但也有个别一些地方出版集团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了书业以外的产业，而真正形成自己的出版优势的时机似乎还没有到来。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出好书的出版机构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明显的不足。

　　另外，我们的出版业也还没有完全摆脱低水平、重复竞争的初级阶段。虽然年出书品种数量惊人(2010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2.8万种)；但内容重复、粗制滥造的图书同样是数量惊人的，而真正具有原创思想、传播价值的优秀图书则数量有限。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也许正是由于我们出版业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使得全行业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当然，时下全世界的出版业都面临着一个“数字出版革命”的大挑战，现在似乎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的出版机构开始享受到一部分数字出版的成果了，而我们则仍然还处在探索数字出版稳定赢利模式的阶段上。

　　不过，我们倒是有理由相信，中国“出版不好做”的严峻现实正倒逼着出版业体制改革与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提速。国家已经适时提出了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很显然这一战略目标所指所向，正是目前出版业的致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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