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经济增长的正义需要制度强力保障

　　邓聿文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相信许多人（包括主政者）都会认为是使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因此，当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未能达到这一要求时，就必须反思增长的方式和路径是否出了问题或者偏离了设想。

　　 温家宝总理在国际论坛上发出“我们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这样的声音，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增长正义的追求。可惜，目前在一些地方，由于用错误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虽然换来了一串漂亮的增长数据，但人民并未从中受益，或者受益还不足以抵偿因环境破坏和健康受害而导致的不幸福，从而使得增长陷入了非正义状态。

　　 眼下的“毒胶囊”就是一例。“毒胶囊”现象的长期存在，追根溯源，乃是某些地方政府把问题产业作为本地的经济支柱而大加扶持，为此放松了监管的职责和要求。这一事件显示出，在部分地方政府及主政者那儿，只要能有助于地方的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增速提高，当然，最终是有利于“我的”政绩和仕途，哪怕明知这种产品或产业对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不利，却总抱着一种侥幸心理，鼓励其发展。

　　 要说这些制造环境污染和健康事故的官员不懂得增长的目的是为使人民幸福，绝对是扯谈。国家多年前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明确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生态文明作为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循循教导，但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就不管用了呢？根子在于，它只是教导，最多是对官员的一种道德要求，而未成为对官员有实际约束力的制度。甚至，在现实中，某些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换取经济增长的官员获得了升迁。比如，在“毒胶囊”事件中，2004年就曾被央视曝光工业明胶大量流入各种食品行业的河北阜城县古城镇，当时的李华一正好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8年后，当阜城县的工业明胶再次被曝光，李华一已经升任副县长。这无疑会对官员产生一种潜在的负“激励”：大家不是比在自己的任内造福一方百姓，而是比着对经济增长非正义性的容忍度。从而将增长的行为与目的全部异化。

　　 之所以未把科学发展变成一种硬约束，而只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和事后惩戒，这里客观上存在一个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也就是，早年受制于普遍的贫穷，只要能够消灭贫困，一定意义上讲手段是可以不顾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式确实使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解决了大多数人的贫困问题，但由此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官员认为只要能做大蛋糕，可以不计成本。

　　 从历史角度看，在普遍贫困的阶段，带血或者带毒的发展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尽管它不符合正义的要求。而在今天，尤其是中国已稳坐全球经济第二把交椅的当下，还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因为即使如经济欠发达的西部，虽然存在繁重的脱贫任务，也可通过加大国家的转移支付、先发展地区对后发地区的援助以及生态环境的补偿等多种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在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后，我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资金实力有一个大幅增强，对于一些污染产业，完全可以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来予以纠正。

　　 这样做是涉及一系列具体、复杂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但首要的是对地方官员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不换发展方式就换人。必须要有这样的气魄，否则，不足以震慑那些“沉醉”于带血和带毒发展的官员。

　　 目前，这个信号的发出还不是很坚定。诚如温总理所说，我们“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思路和做法都有了，这就是总理在演讲中强调的“四个坚持”，但要使“四个坚持”实实在在起作用，前提就是，谁不坚持这样做，谁就走人。换言之，增长的正义必须用制度的强力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