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保安

　　李开周

　　现在香港的房价比大陆高出一大截去，民国时期也是这样。抗战前的上海，沦陷后的北平，民国二十年代的广州，在大陆所有城市当中，算得上是居住成本最高的三个城市，不过跟香港比，还是小巫见大巫。1934年上海“房荒严重”（1934年3月16日《申报·本埠增刊》），广大房客闹着减租，每月花10块大洋仍可租一亭子间；1932年广州号称“地价房租飞涨不已”（1932年12月2日《中央日报》第六版），每月拿出毫洋30元，仍能在最繁华的惠爱路租到一室两厅。到同时期的香港走一趟，一家三口租一阳台，出来进去需要从其他房客床前绕着走，月租竟然折合大洋20多块或者毫洋30多元！所以去香港念书的小朋友不要抱怨那里房子贵，人家贵不是一天两天了。

　　1941年，日本人驱赶英军，占领香港，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住在香港的英国人怕被日军杀害，撤到澳大利亚，日本侨民害怕英军报复，也返回日本老家，香港土著也跟着撤离，有的逃到马尼拉，有的逃到檀香山，有的逃到美国，有的举家往巴西搬迁。照理说，时局如此之乱，逃离者如此之多，居住成本肯定要降，可是不然，大批难民出逃的同时，又有更多的难民涌过来——那时候中国大陆也正遭鬼子蹂躏，上海人以为香港有大英帝国罩着，沦陷时间不会太长，于是携家带口走香江，把空白填补上了。另外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授从北方逃亡昆明，需要绕道香港或越南，战事一紧张，到了香港就走不掉了。所以在被日军占领的那三年多时间里，香港的总人口并没减少，住房需求仍然旺盛，房租房价仍然坚挺。

　　对某些房客来说，沦陷期间的居住成本比沦陷前还要高——除了要付房东租金，还得请黑社会做保安。因为警察系统已经瘫痪，治安坏到了极点，遭了抢劫也没人过问，为了住得安生一些，大家集资请黑社会护驾，一家交100港元，晚上就有四五个打手过来看门。曾经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俄大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颜惠庆老先生就有这样的经历，他说，黑社会不像官员那样渎职，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拿人钱财就替人消灾，“付了保护费，强盗真的不来光顾了。”

　　千万别说颜老先生觉悟低，这里面是有历史规律的。《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打家劫舍，官兵没本事抵挡，祝朝奉只好自办团练。明朝时倭寇肆虐江浙，商船动辄遭劫，政府要钱要粮却不出兵，商家只好雇海盗护航。英法联军占领广州，部分士兵在街头抢劫，广州守官逃命的逃命，被俘的被俘，有钱人只好用大刀长矛抬枪弓箭以及每月6块鹰洋的薪水把乡勇武装起来。八国联军攻打京津，在天津杨村搞屠杀，绿营兵望风而逃，杨村居民只好请来青帮护镇。

　　过去孔夫子常说“礼失而求诸野”，他是站到士大夫的立场上说的，在咱们小百姓看来，“礼”失不失不要紧，安全感和财产权才是根本诉求，要是从官方那里求不到这些，就只能从黑社会那里得到，这叫“官失而求诸黑社会”。

　　李开周，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