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集结号

　　雪珥

　　革命党人狙击政改的自杀式炸弹，不仅震撼了北京，更是震撼了整个中国，甚至震撼了世界。

　　1905年9月25日，袭击案的次日，早上8点，除受伤的载泽、绍英之外，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了端方、戴鸿慈、徐世昌三人，详细了解案发情况，并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戴鸿慈在日记中记载说：“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70岁的女强人，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早已是“有泪不轻弹”了，此时却为“办事之难”而“凄然泪下”。

　　但是，伤感的太后很快就会发现，正是这颗试图吓阻政改的炸弹，却意外地促成了政改舆论动员。此时的大清政府，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在它的20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不依靠枪杆子的前提下，赢得了国内外舆论极为罕见的广泛支持。

　　炸弹的时代

　　北京火车站的炸弹袭击案，成为世界关注的事件。

　　英国国家通讯社（又名新闻联合社）次日（9月25日）就刊发了电讯，被西方各报普遍采用。

　　《华盛顿邮报》在用大字标题报道该事件时，披露了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谈话。梁诚说：“这起可怕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开始走向复苏的时刻，十分不幸。毫无疑问，肇事者以及他背后的团伙，应该对此罪行承担完全的责任。在中国有两个党，一个是改革党，它希望从西方文明和模式中汲取借鉴好的东西，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谋利益；还有一个党，就是你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蔑视一切原则，无论是政府或是别的，嫉妒和仇恨推动着他们每一言行。正如刺杀你们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寻求的仅仅是破坏。最近的事件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学习外国政治模式的举动，深深地激怒了他们。”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还特别提到，梁诚强调了“炸弹”一词，他说：“一颗炸弹！呵呵，我们中国人总算也进入文明时代了，的确！”

　　9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配发了深度报道《中国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代表团遭受了一次灾难性的体验，这（政治暗杀）是西方传给东方的政治活动中最坏的一种形式”，“这表明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如果要继续前进，必须首先克服这些困难。”文章担心，在今后的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将不得不面对此类用炸弹说话的严峻挑战。

　　同日的《纽约时报》，则以《中国出现无政府主义？》为题，对事件进行了更深的分析。

　　文章说：“这可能是真的，正如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所言，那颗伤害了我们的老朋友伍廷芳（伍廷芳曾任驻美公使，在袭击中受到轻伤）的炸弹，是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投掷出来的。可能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北京执行改变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任务，为中国刺客提供了炸弹。确实，炸弹在中国是如此新鲜的事物，足以令人想到幕后是俄国人在训练中国人投掷，其本身就是外国人幕后策划和协助的证据。但是，在我们看来，刺杀载泽和他的伙伴的企图，无需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和主张来解释。义和团们——如果他们的组织还存在——或者，那些仇恨‘外国鬼子’的中国人，当然希望破坏载泽和他的团队、并终结他们担负的使命。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罪行的动机，在于对外国人和外国模式、尤其是西方模式的仇恨，这种仇恨深深地根植于一些中国人的内心。”

　　报道说，代表团出洋考察政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预计慈禧太后将在下一个中国新年宣布在20年内建立国会。这些都招致了中国义和团们的仇恨，他们试图破坏考察团的出行，以便安全地切断中国被西方影响的通道。

　　文章说，中国人痛恨任何形式的改革，他们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并希望继续保留下去。如果中国庞大的人口痛恨变革，即便体制内的少数改革者能说服太后进行改革，“对天朝这块巨大的面包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改革的民意

　　《纽约时报》的悲观论调似乎错了，此时的中国人似乎不再仇视变革，相反，因为这一炸弹袭击案，反而更为支持和拥护政府试图推行的政改。炸弹袭击的“革命”行为，受到了舆论的普遍谴责。

　　9月25日，上海的《时报》评论道：“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9月26日，上海的《南方报》呼吁政府不要退缩，考察宪政应该继续进行，不可因此而“寒其改良政治之初心”。

　　同日，天津的《大公报》旗帜鲜明地表态：“此事实为推动清政府立宪之一大动力……我若畏难而退，彼必乘虚而入……我政府即迎其机而速行改革，以绝彼党之望，宣布立宪，以固其内力……奋勇前进，疾行其志，无俟踌躇”。

　　端方在9月29日致电上海报界：“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之不可缓也。”

　　体制内外更多的人表达了对政改的支持，并希望政府不要受这一恐怖事件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推进宪政。

　　五大臣也在端方倡议下，联名请求中央在考察团出洋前宣布立宪期限，“以昭示中外……慰舆情而树风声”。他们提出，立宪期限应以15年为宜，并致电各省督抚、将军征询意见。媒体报道说，“周玉帅（两江总督周馥）、赵留守（盛京将军赵尔巽）先后覆电附和；岑云帅（两广总督岑春煊）并嫌十五年期限太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则比较持重，而遭到袁世凯的讥笑：“张香帅（张之洞）电覆独谓，此时降旨立宪未免过早，其意以为中国虽宜立宪，然亦不可过急，总须教育普及之后始能议行。目前办法宜由渐而入，不如俟五大臣游历归国，酌夺地方民情再行妥议云云。”

　　对于体制内外支持政改的呼声，慈禧太后“深以立宪为要着”，但军机大臣们在会商立宪期限时，居然谁也不主动表态，“皆噤无一语奏对”，于是，确定立宪期限的事只好暂且搁置，“从长计议”。

　　庆亲王奕劻被慈禧太后指定负责这一“从长计议”的大事，经过会商，决定“拟派各省举贡诸绅出洋游历，调查地方自治之法，一面俟五大臣回国再行宣布定期”。这就是说，在中央继续派团考察宪政的同时，也欢迎和鼓励民间精英出洋考察政治，这种开放，在政治一贯属于“肉食者”才能“谋之”的中国，具有开天辟地般的意义。

　　“革命”党的自杀式炸弹，阴错阳差地吹响了立宪的集结号，推动了全国上下、体制内外对政改的关注和支持，中国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万众一心的难得机遇……

　　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著有“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雪珥信箱：snowsword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