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交所，制度设计之殇？

　　国务院“38号令”和“49号令”的出台，令各地雄心勃勃的文交所陷入困局

　　曹俊杰

　　[ 文交所的勃兴与迅速跌入困境，是市场参与者集体非理性狂欢的结果，也反映出制度设计者对于创新过于焦躁 ]

　　距离6月30日还有不到2个月，对于宁波中升文化艺术品交易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一灵而言，这段时间却异常漫长。

　　自《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下称“38号令”）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下称“49号令”）发布之后，文交所这一新兴事物，将在6月30日大限到来前彻底被整顿。

　　对于高一灵来说，面临的现实是，宁波文交所还没有正式开锣，却有着被扼杀在襁褓中的命运。“6月30日之后，文交所怎么进行，大家都很迷茫。”高一灵抽着烟，忧心忡忡地说道。

　　5月9日，高一灵在宁波举办“中国文化艺术品资产化、金融化论坛”，不仅邀来了以前参与制度的设计者、原文化部产业司及发改委文化产业所的领导，还有一众吹捧文交所的专家学者。当然，也有深圳文交所、上海文交所、湖南文交所的同行闻讯纷至沓来。

　　风往哪个方向吹，谁也没有方向。

　　进退维谷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原副司长李小磊，把目前文交所的乱象归结为“咎由自取”四个字。从国家准备进行文交所的尝试，到一度因为投资者套牢而出台文件立即叫停，他一直参与其中。

　　“从之前国办的指导意见，到后来的国务院决定进行定性，这些越来越严厉的措辞，我其实之前在一些论坛上或媒体上传达过这些意思，但他们没有听出弦外之音。即使你抢注，匆忙项目上马，也是没有用的。”李小磊说道。

　　文交所在天津模式建立之后，立刻在国内刮起“旋风”，基本上都照搬天交所的模式。但是在制度制定层面上，不能触及的底线，就是不能引起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在这方面，天交所显然成为众矢之的——在短短几个月内，把上市价才十几万元的标的物炒到了上亿元，最终成为俄罗斯轮盘赌般的金融游戏，最晚进去的人就成为最后接棒的人。

　　“我们反对证券化，但从来没有反对份额化。艺术品在证券化的过程中，是不能产生新的社会价值的，这种投机就会造成泡沫的高涨，投机是破坏市场的罪魁祸首。”李小磊说道。但作为政策层面上的制定者，也面临着非常无奈的局面：一方面规则的制定本身不能对市场产生过于巨大的波动；而另一方面，市场的有机体总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很难做到有效反应。

　　积累的怨气终于爆发，随着“38号令”和“49号令”的出台，文交所立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就连一直打着国家金融改革创新旗号的天津文交所，也意外地被排除于重点支持的文交所名单。目前，仅明确规定将上海和深圳两地文交所作为试点。

　　根据“38号令”，艺术品“面向公众发行”的证券化道路基本被堵死，另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持有交易时间要超过5个交易日，不得按标准化交易单位、证券化方式持续交易等。

　　“走慢点不要紧，别引起社会的混乱，别搞得和‘文化大跃进’似的。目前国内在文化产权交易证券化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在政策法律、市场交易、信用担保等方面仍存在风险，需要规范。”李小磊说道。

　　在现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陈喆看来，文交所应该在目前进退维谷的境地下另辟新径。“很多人把文化产权交易所误认为是艺术品产权交易所，这是目前的一大误区。”他说。

　　按照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雷原的理论设计，文交所可以进行三种门类的挂牌交易，一是由《物权法》限定的物物交易，《物权法》的切割提供了操作可能；二是由《知识产权法》框架下的创意、知识交易；三是结合成文化产业的公司，进行产权交易。

　　“现在的文交所模式与股票市场最大的区别是，股票的标的物是一个企业，企业是经常变化的，价格体现了业绩。但艺术品一旦被托管起来，就不会发生变化，增值的空间只能说是随着时间往上升，但我们看不到它创造了什么利润，这方面就是看供求关系。而股票是有业绩的，老百姓有分析的渠道。艺术品的价格、分析工具可能更模糊一些。这需要评估的介入。”雷原说道。

　　回归理性

　　目前的一个普遍观点是，尽管文交所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新兴事物，但它能够代表一种未来的趋势。长期来看，市场需要资本的培育，如果资本短期介入太仓促，那就与下赌注没什么区别。

　　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总裁、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院院长彭中天认为，文交所只是一个侧面，艺术品金融化是一个必然过程，但走的路线有先后。

　　“首先是产权化，产权必须清晰，这是一个生态环境；其次是资产化，对价值增长进行判断，这方面鉴定与估值体系的建立，对于形成一个文化产品的价值体系关系重大；最后才是金融化。‘天津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走快了，直接跟证券化挂钩。未来很看好，但现在不具备条件。既然目前证券化走不通，但围绕版权、债权、物权，文交所都可以尝试。”彭中天说道。

　　这种步伐的不正常迈进，长期横跨艺术圈和资本圈的上海证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沈其斌对此深有体会。

　　“就拿艺术基金来说。去年艺术基金的规模比前年增加600%，预计发行70只，结果发行255只。实际资金到位超过50亿，这50亿投入到艺术品市场，肯定有拔苗助长的作用。”沈其斌说道。

　　艺术家成为商人，商人成为艺术家，纠缠复杂的权益关系，使得不明真相的投资者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如何让普通人理性投资艺术品，远离炒作的疯狂？艺术家邱志杰认为其实非常简单。“目前对于艺术家作品的评价客观与否在于健全的文化环境，这在目前看来，已经是稳定和透明的，什么样的艺术家是众望所归的、可以相信的，很容易搞清楚，这样的艺术家会自然而然形成稳定的卖家集团。至少在艺术圈内，这样艺术的学术判断是稳定和透明的。刚毕业的艺术家作品，卖得比老师的贵；卖上千万元一幅作品的艺术家，从来没有参加过像上海双年展这样重要的展览，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作为投资的收藏，肯定要向美术史叙述回归。”他说。

　　套用那句老话，让艺术的归艺术，让资本的归资本。文交所的短期勃兴与迅速跌入困境，是市场参与者集体非理性狂欢的结果，这不仅折射出投资者对于艺术品的无知，也反映了制度设计者对于创新过于焦躁。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市场化中对称契约的建立，也势必不能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