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热的冷思考

　　马光远（经济学家）

　　 温州金融改革的蜜月期虽然尚未结束，但关于温州金融改革冷思考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作为温州金融改革的标志性的产物，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第一单业务被指造假，更是无异于给置身温州金融改革热潮中的人们一瓢冷水。

　　 从去年温州跑路引发的关注，到去年国庆温家宝总理去温州调研，并对民间借贷给予了足够的肯定，温州金融改革的号角就此吹响。3月28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之后，温州更是成为财经界最热门的话题。

　　 全国的金融专家、金融监管部门以及财经媒体源源不断前往温州，为温州金融改革出谋划策，笔者也多次前往温州，亲身体会到金融改革在温州超乎想象的热度。金融改革的进展也很快，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浙江就拿出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实施。

　　 笔者曾经仔细研读各种途径披露的温州实施方案的内容。温州像解剖麻雀一样，对国务院确定的“十二条”改革试点任务进行逐项分解细化，排出了“一揽子”50多个试点重点工作项目，以及需要上级部门帮助支持的改革项目。

　　 对于温州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概括为：2012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2013年总数达到100家，实现都市功能区和中心镇全覆盖；2012年银行金融机构市级分行基本设立小企业专营机构，完成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工作；2013年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实现县(市、区)全覆盖。基于此，温州市将重点抓好包括建立一套领导体系，成立金融改革试验区，组建6个专项工作小组，组建若干重点项目推进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方案，通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一批金融平台，引进培育一批高端人才，开办金融论坛和研讨会等，加快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

　　 其实，这一套实施方案，与笔者对其的期待是有很大差距的。从改革的初衷来看，国务院为什么将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政策给温州？

　　 一是温州的民间借贷活跃，通过试点，让民间借贷阳光化，没有比温州更合适的地方。温州金融改革的试点之一就是将民间借贷如何合法化作为核心主题之一；二是温州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在民间资金充裕的温州，中小企业守着大河没水喝，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课题？如何构建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如何发展中小企业金融？这是改革交给温州的另一个命题；三是民间资金如何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打破国有垄断银行业的基本格局。很显然，温州细化的那些方案、任务、指标等等，只是成立了一些行政机构和金融机构而已，这些机构为什么要成立，却似乎和主题偏离太远。

　　 众所周知，对于温州金融改革，国务院只是出台了“十二条”内容不太翔实的内容，民间借贷如何阳光化？民间金融如何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没有具体的路线图。也就是说，国务院关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出大戏，只是给了原则性的指导方案，并没有给温州具体的“剧本”，具体怎么演？将难题和主动权都交给了温州。

　　 对于这点，笔者多次强调，这种没给具体剧本的做法恰恰是确保温州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给了温州未来改革足够的想象空间，温州完全可以利用此点，并且充分发挥本地“演员”的想象力，拍出一部经典大片。

　　 然而事实是，这种没有“剧本”的改革反倒成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最大障碍，习惯了任何事情“向上汇报”，习惯了“凡是没有明确同意的，都是不能干”的官员们，从开始制定《实施方案》到具体落实，正在走一条和急需大胆创新，不刻意划定范围，鼓励自选动作，尽可能不设定“命题作文”的真正改革背道而驰的工作。

　　 笔者和当地的机构、官员交流，大家对于国务院没有明确一些事项显得手足无措，因而在实施方案里，尽可能的细化再细化。同时，他们对于改革本身，有强烈的风险厌恶倾向，因而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的时候，想方设法想将“风险”管理起来。

　　 在很多人的眼里，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基本演化成，一方面，设立一些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一些部门乘机升级、扩编、扩权，对金融改革事项进行管理。比如，以前的金融办升级成金融管理局，人员编制也扩大了不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最核心操作部门，其他一些相关的部门也在想方设法扩充自己部门在综合试验区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如果温州金融综合试验改革成了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场“扩权”运动，这场改革注定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国务院之所以选择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试点，恰恰在于以前对于主流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改革管制太多，使得民间金融根本没有路径进入主流的制度体系。

　　 国务院这次将温州作为试验基地，一方面希望温州能够在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以及建立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方面为全国积累经验，另一方面，通过温州民间金融的活力和想象力，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创造性的经验。

　　 而这改革目的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为民间金融放权，为 “群众演员”发挥想象力给予足够的空间，而不是仅仅通过设立一些监管机构，把民间金融给“管”起来。通过官员和行政的意志，为温州金融改革设计一套毫无生气、没有任何创新余地的方案出来，如果改革的思路是这样，那何必在温州试点？又何必给温州更多的期待？

　　 温州金融改革是温州民间金融的一次自我救赎，也是中国金融打破改革僵局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既然是改革，既然是试验区，既然是试点，为何要缩手缩脚，为何要对方案细化了又细化，为何要强化“管制”意识？

　　 在笔者看来，如果五年之后，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并没有实现民间借贷的全面合法化，没有为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没有为打破国有银行机构的垄断杀出一条血路，而只是多出了很多半死不活的金融机构，只是多出了很多大权在握的监管部门，那这样的改革，很显然是一次失败的试点。

　　 温州需要回到主题，温州需要尊重市场，尊重温州民间的创新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尊重当地“群众演员”自我发挥的权力，真正抓住这次罕见的历史机遇。五年之后，我不想总结温州的时候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但忘记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