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荣：

　　工业地产发展趋势非常好

　　李宇萍 陶辰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之前，张文荣说他已经推掉了好几个采访。“作为民企，被关注太多不行，会引发争议，言多必失。当然，没人关注恐怕也不行。”

　　21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身价百万的张文荣毅然离开温州乐清闯荡上海。一手创办的亚龙集团以工业、房地产和教育为主营业务，如今拥有净资产30多亿元。佩戴着跟随了他20年的上海牌手表，张文荣一直奉行“顺其自然”的原则：“我想让我的企业稳步发展，至于上市，就让我的下一代去做。”本报记者 李宇萍 见习记者 陶辰_图

　　做上海工业地产创新者

　　侨报：亚龙集团将房地产定义为“短线项目”，在今年政府调控将持续加码的背景下，对尚未开发的项目，你预备何时出手？　　张文荣：国家现在出台那么多调控政策，我感觉目前去开发住宅确实存在风险，推出后在市场上的反应不可能很好。我在黄浦江边有100亩地，想等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政策松动再动工。这块地2003年就卖到1万多元，现在至少卖4、5万元。这么多年下来，土地放在那里，不管怎样都增值。而且在上海，优质地块的住宅不会降价。　　商业地产在上海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但是二、三线城市开发成本低、造价不高，潜力还很大，商业配套设施也逐渐增多。但是上海的工业地产刚刚起步，所以我要做工业地产的创新者。我的看法是，在二、三线城市做商业地产，在上海做工业地产。　　侨报：随着工业用地的日渐稀缺，开发者都想方设法将物业容积率达到允许范围的上限，于是多层厂房成了新增工业物业的主体，但是单层厂房的需求依然很大。你认为未来的建设趋势会是怎样？　　张文荣：工业地产目前的发展趋势非常好。工业土地的利用率要高，在市区不让你多造，要控制物业容积率；在郊区是要求你多造，规定你每亩土地所投入的钱要产生多少税收。这是个反差。工业地产我们本身做得不错，工业园一年租金就可以收2000多万元。现在亚龙企业园二期的26幢别墅式厂房群马上就要竣工，推出没多久，已经订购掉了7套。有的人感觉一栋太小，考虑要把两栋合并，说明客户对于这样的房型很有需求。在上海，同类型的产品还没有出现。上海的工业地产都是工业用地建造成办公楼，城郊结合部的比较多，能同时生产和居住

　　的，楼层没有我们这么高。未来集科研、生产、办公、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业园区，会是上海工业地产的趋势。

　　改制促民间借贷合法化

　　侨报：温州金融改革的发令枪已经响起，改制对于缓解浙江民间借贷现状会起到“救市”作用吗？　　张文荣：浙江的民间借贷是按浙江的经济模式把你拉向“死胡同”，浙江民间的游资很多，但是具体的投资渠道又很窄，所以形成了民间借贷。现在我们的民间借贷都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直到有那么多企业家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古往今来，穷则思变，那么多企业存活不下去，说明政策有问题，必须改。　　温州金改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首例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已经蠢蠢欲动，目前还没有获批。我想再过若干年，更多的小贷公司能够转制成为村镇银行，民间游资就能比较合理合法地集中起来。村镇银行借贷利率要比一般银行高，但是钱很保险，而且借贷健康合法化，能够让中小企业实实在在地做些实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举措，对中小企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给我1亿也不离开上海

　　侨报：浙江目前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人才“回巢”，曾经以“闯天下”扬名的一些浙商开始逐渐回流 ，你会加入这股潮流吗？　　张文荣：其他省市我不好说，就投资环境来说，上海和浙江完全不一样。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人才、技术、外国人的居住规模，不管是什么方面，

　　都是领先于全国的，所以上海的很多东西浙江是没有的。最近10年是上海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政府对于民企的关注度不断在提升，民企将来不会比国企和外企弱。而浙江本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摇篮，民营经济文化为全国最优，企业之间的游戏规则不需要政府去引导，民营企业的氛围和文化，浙江是最好的。　　一般在上海的企业，除非你不想发展，我认为是不能撤离的。浙江省政府现在号召“回巢”， 走出去的浙商本来用来投资其他省市的资金，可能会回到浙江投资。而现在就算温州政府贴我5000万，甚至1个亿，我也不会把企业搬回浙江。但如果温州政府说，有个好的项目投资一下，那我会考虑。在一座城市扎根，已经与它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企业不是想撤就能撤的。

　　如上市，连打球都有压力

　　侨报：国内民营企业争赶上市热潮，甚至到海外挂牌，为何你从来不考虑上市？　　张文荣：上市的确有很多好处，但也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压力。现在这样我感觉比较轻松，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按自己的想法稳步发展企业。比如这两天有朋友叫我去打高尔夫，我就可以轻松上阵。如果我的企业已经上市的话，我连打球也有压力。我想让企业更成熟。上市的话，就让我的下一代去做。如果我的儿子想要做大某个分公司，那是他的成绩，现在做大了是我的成绩。　　我和年轻人的偶像韩寒碰过好几次面。他说，男人在35岁以前不会激动的话，这个人肯定没出息；35岁以后还太冲动的话，恐怕这辈子也很危险。我还是挺同意此话的，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要有压力和闯劲。我14岁靠卖冰棍赚了第一笔钱，21岁来到上海闯

　　荡。现在年纪往上走了，就要以稳定为主，你看我现在这样多自由自在。

　　“毒胶囊”再严办也不为过

　　侨报：作为市人大代表，你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亲历亲为做调查、写提案。是因为了解太多内幕所以从不涉足餐饮业吗？　　张文荣：亚龙本身已经有三大业务，再扩大业务我也没有精力，而且我对食品行业本身不了解。但是危害社会和老百姓的事情不能做，企业发展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如果对社会有危害作用，我不知道这个钱赚来干嘛？我记得小时候虽然农村很穷，但是民风淳朴，家家户户连门都不关，门口阴沟里面的水也很清，但现在是只要能赚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像“毒胶囊”事件，改革开放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说到底，与老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事件，再严办都不为过。“吴英案”同样是造成社会危害，但是相比之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毒胶囊”是为了盈利以危害老百姓生命为代价，绝对要严惩。　　侨报：你斥巨资投资教育，也热心社会公益，对这种“社会形象投资”，你有没有为自己设过上限？　　张文荣：我以前考不上大学，父亲说我没出息，我不服气，一个人出来经商，很努力赚到钱。后来在上海读夜校、读本科，现在我是复旦的经济学博士。投资教育也是一种情结。教育可以说是社会形象投资，对于企业形象有很大提升。没有教育，社会无法持续发展。因为当初没有读好书，所以现在我想让更多人读好书。　　我奉行顺其自然的原则。企业走出去也一样，如果感觉国外有比较好的模式，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去做，但不会刻意去做。做公益和做教育一样，我都是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