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失势尽显疲态

　　编者按 古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探讨了人类行为和互相交往的问题”时，即将社会划为富裕阶级、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三大群体。此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中产阶级壮大，而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又成为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可以说，中产阶级阵营的丰满一度折射着发达国家经济上升的辉煌期。然而，近年来对虚拟经济的追捧使中产阶层渐失养分，尽显萎缩。本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中产阶级兴衰以及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做了睿智的分析。

　　中产阶级优越渐行渐远

　　公元前348—公元前347年，唯心主义代表人物柏拉图的弟子———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写成《政治学》一书，其中“探讨了人类行为和互相交往的问题”。2012年1月，日本《经济学人》刊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教授白波濑佐和子题为《正在没落的中产阶级》的文章介绍，亚里士多德将社会划为富裕阶级、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三大群体。他认为，由少数富裕阶级和多数贫困阶级构成的社会极不稳定。

　　诞生于技术进步

　　1500年前后，欧洲航海家们完成的地理大发现直接诱发了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催生了资本主义发展。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率先发生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在D·巴本和T·纽可门研制蒸汽机原型的基础上，瓦特成功地发明了高效能蒸汽机并从1785年开始生产，完成了从动力机到工具机的生产技术体系，包括火车、轮船等所有的大机器都因有蒸汽机带动而加速运转，整个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面貌大为改观。继英国之后欧洲大陆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全力推广蒸汽机，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全球财富急剧增加。2008年1月，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在《上海证券报》发表题为《市场经济与财富》的文章中援引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隆研究显示，从旧石器时代到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97%的财富是在1750年后的250年内创造的。

　　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中产阶级壮大，而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又成为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在《全球中产阶级塌陷》一文中介绍，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出现过三次扩大：从1820年到1913年，全球中产阶级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1.8%升至13.2%； 1950年到1980年 ， 全 球 中 产 阶 级 人 口 占 比 从2 3 .5 %扩 大 为32.2%； 1990年到2006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34.2%升至50.2%。

　　中产阶级划分标准，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从职业上划分，中产阶级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获得收入。但是，按人均或家庭收入划分，国际机构和各国的标准都不相同。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状况。他指出，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所组成的中产阶级。米尔斯认为，白领群体形成和扩大，归根到底不过是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式生产体制中的齿轮之一。

　　正被日益边缘化

　　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衰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和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二人曾被戏称为“政坛夫妻”。他们协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特别是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恶性膨胀，沉重打击了中产阶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和结构有关，但首先是一种系统性危机，这种系统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撒切尔夫人—里根时期，当时的自由市场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为现在的危机埋下了祸根。美国学者约翰·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和贾米尔·约斯纳合写的一篇题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的文章指出：“我们认为，我们过去的1/4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经济制度的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

　　自由化特别是放松对金融业的宏观监管，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萎缩和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前升至23 .5%，到2009年升至40%，而80%处在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

　　美国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约五万美元左右。到2010年，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已连续11年下降，降至49445美元，较1999年巅峰时下降7%，跌回1996年水平。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卡茨指出，这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第一次中产阶级家庭收入长时间无增长，是中产阶级“失落的十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坦陈，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正在日益被边缘化。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为一个有两个孩子家庭设定的贫困线是22113美元，当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为52年最高。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猛烈抨击美国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不无担忧地认为，美国具备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斯蒂格列茨发表《1%的“民有、民治、民享”》一文四个月后，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

　　路透社2011年4月28日援引《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的富豪排行榜显示，2012年英国亿万富翁达77人，比创纪录的2008年还多两人。富人的财富在2008年达到4128亿英镑，自2011年以来，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这些富人的财富又增加了5%，达到4140亿英镑。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统计，从2000年至2007年，德国在收入中间值70%至150%范 围 内 的 中 产 阶 级 人 口 占 比 从62%降 至54%。由白波濑佐和子教授牵头的基础研究项目“关于解析少子老龄化社会阶级分析和构筑公共性的综合性实际验证研究”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日本“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间值70%至150%范围内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已从51%跌至45.6%。

　　新的生长土壤

　　按世界银行标准，在西方国家中产阶级队伍缩小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层)在迅速扩大。

　　印度独立初期，在3.5亿人口中中产阶级人口约1000万，主要包括政府雇员、商业经理、中等收入农民、知识分子等。1991年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据印度有关部门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人口中，年收入在7.8万卢比的富裕阶层人口约占2.3%，收入在1.8万卢比以下的贫困阶层人口占58.8%，收入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层人口占39.2%。1999年，据印度非官方统计，中产阶级人口约三亿，其中年收入60万美元的3000人；年收入两万美元的1.5亿人。印度中产阶级人口正以每年5%至10%的速度增加。法国《回声报》2012年4月3日援引Cetelem -lpsos调查显示，经济学家称为“C阶层”的人口占巴西成年人口的比重从2005年的34%升至54%，而最贫困阶层(D和E )的人数占比从51%降至24%。俄罗斯《消费报》2012年1月16日介绍，1998年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为5%到10%，现在中产阶级人口占俄罗斯人口的20%到30%，这些人的收入已是1990年平均工资的三倍。文章预测：中产阶级还将继续壮大，而所依靠的将是带动国家发展的医生、教师、工程师及训练有素的工人。IM F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2011年12月号刊登题为《改变非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一组文章援引非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产阶级人口将从2010年的3.55亿增加到2060年的11亿，中产阶级人口占该地区人口之比将从1980年的26%、2010年34%升至42%。非洲开发银行发表题为《50年后的非洲》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间，尽管全球接连出现粮食和金融危机，非洲地区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尽管要解决非洲地区的贫困问题仍需要发展数十年，但人们对非洲的发展潜力日益乐观。”而中产阶级正在成为“非洲发展的新引擎，依靠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来推动非洲经济繁荣”。

　　设 在 巴 黎 的 欧 盟 安 全 研 究 所 发 表 一 份 题 为《2030年全球趋势》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将从目前的20亿增加到49亿———最后这个数字是在全球人口超过80亿的情况下出现的。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上，中产阶级将再次超过穷人的数量。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决定21世纪走向的不会是对国家的抽象选择，变革的力量将属于全球中产阶级。这种变化将对正在崛起的这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动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这些国家与老牌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同样深远。

　　中产阶级失宠的启示

　　2012年4月，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发表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家、前美国外交官布赖恩·克莱宁一篇题为《全球封建主义时代露头》的文章指出：“如今，工业化国家正面临着近百年来最大的经济威胁：麻烦的中产阶级正在失去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购买力。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在2012年，中产阶级将会破产，一百年来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也将逐渐停止。”

　　综观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由扩大到萎缩的变化史，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实体经济发展是中产阶级(层)壮大的根基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层)壮大都集中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时期。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所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陷入危机和日益萎缩。日本白波濑佐和子教授在《正在没落的中产阶级》一文中指出：“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引起(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又爆发欧债危机，宏观经济变数丛生，受此影响，发达国家近年来普遍出现日益明显的‘中产阶级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主要发达国家，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恶性膨胀，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中产阶级丧失了继续发展和壮大的根基。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全球外汇基金和金融衍生品全年交易额合计达到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世界G D P的67倍。“但是，财富主要集中少数富豪之手。”

　　现代意义的虚拟经济主要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市场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炒作活动，即“以钱生钱”。实体经济是以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它与虚拟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本的循环活动是否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或价值。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贸物流业等提供实实在在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而且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艺术等精神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相关活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坚持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使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会

　　很多国家的深刻教训警示，一旦形成少数人越来越富、中产阶级日益萎缩和多数人越来越穷的“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会，可能加剧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曾进行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1963年，45岁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1964年约翰逊以建立“伟大社会”为口号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获胜。约翰逊就任后宣布，继续前任未完成的事业，“向贫穷宣战”。特别是西欧国家，在实施累进税向富人多征税的同时，实施向贫困群体的福利政策倾斜。美欧国家收入和贫富差距受到抑制。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劫贫济富”政策后，西方国家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中产阶级由扩大到萎缩。2011年12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一项报告显示，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最富10%的群体平均收入是最穷10%群体平均收入的九倍，即使瑞典和挪威等北欧高福利国家，过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也拉大到六倍。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的收入和贫富差距都在扩大。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4月11日发表的《2012年亚洲发展前景》报告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常规尺度———已由0.39升至0.46，贫富差距拉大可能威胁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印度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阿伦德哈蒂·罗伊2012年1月2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谨防让印度的亿万富翁富裕的“喷涌理论”》的文章介绍，在印度12亿人口中，最富有的100人如今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印度G D P的1/4。文章指出：“在推行改革的20年后———这20年里，印度经济虽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增长，但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营养不良的印度儿童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印度共分20个邦和八个直辖区，其中八个邦的贫困人口数量，超过了2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人口之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G D P已从1979年的1482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58791亿美元，年均实际增长9.8%，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是，2011年11月中国扶贫标准提高至2300元后，全国贫困人口增至1.28亿人。浙江省将扶贫标准提高至4600元，这一标准大致相当于日均两美元，与国际上的贫困线相吻合。按此标准计算，全国贫困人口还要增加一倍。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要采取有力分配和税收政策以及其他措施，有效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财富占有格局和社会。

　　三，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和社会

　　中产阶级(层)集中各个方面的人才，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社会的“稳定器”。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杂志2012年1-2月号发表题为《历史的未来》的文章详尽阐述了或许将成为2012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即美国乃至全球的中产阶级的衰落。因此，构建以中产阶级(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不仅关乎资本主义未来，而且关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

　　奥巴马入住白宫后，在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同时着手“拯救中产阶级”。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等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危险不是来自任何一个政党提出的一项特定税收或开支政策，而是来自现代全球经济的流态变化。这个新世纪或许是水平的，但也会具有某种倾向性———各种好处会不成比例地倾向于精英阶层。”

　　日本白波濑佐和子教授指出，野田首相所谓的“扩大中产阶级”，要实现两点，一是托起跌入贫困深渊的底层群体，二是从上层群体征收重新分配资金。有人认为，实现强势的重新分配政策要建设瑞典式社会福利国家，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瑞典劳工组织职能强大，在参加型社会中起到核心作用。在日本，很难说劳工组织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要妥善处理三大关系；第一，大企业高管与白领职工收入分配要公正，防止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第二，白领职工收入与贡献同步，保障中产阶级不断提高购买力；第三，大力实施扶贫和扩大就业政策，特别是要大力普及教育，帮助更多穷人提高素质和职能，使越来越多的穷人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从而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和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