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录片伦理： 很近了，但是不够低

　　嫣然

　　纪录片界有一桩著名的公案：一部《北方的纳努克》奠定了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国际纪录片史上的江湖地位。弗拉哈迪数次深入北极爱斯基摩人栖息的苦寒之地，拍摄纳努克一家的生活。然而就在纪录片上映的第二年，弗拉哈迪名扬四海，片中的爱斯基摩猎人纳努克，却因为终日卷入拍摄耗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速了自身生活的瓦解，在极地的暴风雪袭击中，纳努克一家饿死了。这个结果，是当初抱着对西方文明侵蚀残害原始部落生活形态的批判与反省的纪录片大师始料未及的。自此，关于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就一直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在纪录片人的头顶。

　　十天以来，《舌尖上的中国》在夜深人静之际，勾起每一个远离故土夜不能寐的吃货的口水与泪水，口水是因为镜头足够近，近到看得清毛豆腐曼妙出轻盈的白丝、肥硕葱段在油锅里快乐翻滚、油焖笋盛碟时汁水淋漓腾起白雾；泪水也是因为镜头足够近，上山找松茸的卓玛，挖湖藕的圣武兄弟，拉大网的石把头，裹粽技师刘光荣、做黄馍馍的黄国盛，这些几乎从来都是作为宏大叙事那片模糊背景的普通中国人，那些老父老母兄弟乡亲，此番，他们有名有姓，面孔黧黑双手粗。乡土、亲情、生计、食材、调味、时间种种元素融合发酵，爱如潮水。

　　拍纪实的人大概都笃信那句名言：你拍得不够真实，是因为你站得不够近。但无论如何，镜头都不是一种隐蔽的存在，甚至它本来就是权力的象征物，离得越近，摄影机就越有可能对拍摄对象构成侵犯。跟以往相比，《舌尖上的中国》显然是一部更具“人文关怀”的纪录片，它所呈现出来的进步不是一点点。但所谓“人文关怀”的潜台词，又不无某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尤其是当极具权威性的大众传媒架起摄影机，扫向山野之民时，这种身份落差带来的指向就尤其明显了。

　　关于纪录片伦理： 很近了，但是不够低

　　总导演陈晓卿在优酷网的视频访谈中说起这辑纪录片的初衷，他说是想“通过美食这个媒介，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中国人目前生存的状态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展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我认真听了三遍，是的，是“他们”，同样的措辞也在片中旁白时有出现。这个词带来的距离感，让这部激情四溢讲述中国饮食文化的纪录片，隐约出现了一个貌似冷静客观却分明置身事外的叙事者形象。也许你应该对照陈晓卿的另一番告白：“为了站在更加国际化的角度，去繁化简，本片的节奏也更加贴近国际观众的欣赏品位。”不是我过分敏感吧？

　　在食物与人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当代中国，很难苛求一部美食纪录片面面俱到，它可以把不那么光明的一面暂且按下。但即使诗情画意温情脉脉的这一面，镜头本可以再低一点，视角本可以再平一些。看第一集《自然的馈赠》并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七集全部看下来，每到结尾的抒情段落，都觉得如鲠在喉坐立不安，不为别的，为一遍遍重复地让被拍摄者双臂向高向上举起他们的收获—— 一截沾满泥巴的藕、一条准备风干的火腿、一盘金灿灿的黄馍馍、两只粉嘟嘟的芋头，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那既非劳动场景，也显然不是乡野中国的日常做派，这种刻意追求画面感的姿态，又如何能让人信服那脸上灿烂如花的笑容无一例外发自内心？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在《电力与土地》的拍摄中说过：“不要不尊重别人的职业自尊心，不要叫一个农民去挤一头已经挤过奶的牛。”在“看”与“被看”之间，纪录者如果不时时提醒自己伦理学范畴的平等与关切，镜头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就会无处遁形。

　　接受《新闻晨报》采访说起幕后故事，负责《时间的味道》这一集的编导张铭欢讲过他的遗憾。可以理解，因为经费的原因，这部从去年三月开拍的纪录片，在与时间赛跑。比如，在湘西家家腌制腊肉的时间是12月，但是，因为进度的关系，摄制组只能在九十月份完成这一部分的拍摄。“这个时候只能请村子里的人帮忙翻演腌制腊肉的过程”。“无论村民如何用真实的腌制手法还原12月份的场景，但毕竟这样的场景只能在某一家村民家中去实现，而那真正的全村全寨齐齐腌制腊肉的大场面，却因为这时间的缘由无法在镜头中体现”，这是编导的遗憾。但七集从头看到尾，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句字幕提醒观众：此处是一场翻演，这是我的遗憾。今天的纪录片中，“摆拍”和“抓拍”同时存在，甚至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即使西方号称原生态的野生动物纪录片，也屡屡爆出“摆拍”内幕，包括最著名的《迁徙的鸟》，更何况人面对镜头，甚至不自觉就有了表演的成分。

　　关于纪录片，关于真实，底线在哪里？摆拍和搬演的边界又在哪里？分寸拿捏，许是创作者功力所在，但无论如何，告知观众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