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DR为基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美方专家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对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感到不满：中国抱怨美元的霸主地位以及美国政策对于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巨大影响；美国则抱怨因其它国家积累外汇储备而导致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因此，美方专家基于SDR提出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

　　周小川行长曾于2009年在人民银行网站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该文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其中SDR（特别提款权）具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此次美方专家提出的方案就是周小川行长建议的具体体现。该方案主张，首先，大幅度扩大SDR货币篮子的范围，将那些符合特定标准的货币都纳入进来。这些标准包括：通胀率较低而且稳定，货币、财政与监管政策合理，金融市场开放。符合这些标准的货币有几十个，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而目前的SDR货币篮子只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

　　其次，创设合成的SDR债券。这些合成的SDR债券是以SDR货币篮子中的各国本币主权债券为基础的。也就是说，SDR债券相当于一个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购买SDR债券相当于按照既定权重购买SDR货币篮子中的各国本币主权债券。类似的，IMF就相当于交易所交易基金的管理人。这种SDR债券可以为各国中央银行提供一种既高度多元化又富有流动性的标准化的投资产品。由于美元在上述扩展后的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低于其在现有国际外汇储备中的比重，SDR债券有助于减少各国对于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有望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并且鼓励各国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除了SDR债券，各国中央银行还可以自愿持有特定货币比如美元计价的国际储备资产。

　　对于上述建议，与会专家进行了讨论。有中方专家指出，世界银行去年发布了一个报告，概括了2025年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场景。第一种场景是美元继续主导，第二种场景是多个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共同主导，第三种场景就是SDR主导。世界银行认为第二种场景的可能性最大，而第三种场景的可能性最小。有中方专家进一步提问：美国会不会反对SDR债券？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SDR债券显然难以得到推广和应用。还有中方专家提出，SDR债券的确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但是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维护汇率稳定。

　　美方专家回应道，SDR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的确比较小，但是SDR债券是IMF可以做的，而且在创设数量上也没有限制，不像SDR那样需要在数量上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同意。只要IMF开始这么做，SDR债券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将几十种货币纳入SDR篮子以及创设SDR债券并不是很复杂，交易成本也不会特别高，因为交易所交易基金可以包括几千种资产，而且SDR债券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至于美国方面的反应，应该不是强烈的反对。实际上，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既有其收益也有其成本，收益与成本相抵后的余额并不十分清楚。对于维护汇率稳定的重要性，美方专家也表示同意。

　　大幅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

　　美方专家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之前，按照原来的标准，有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们在危机期间要么需要救助要么破产倒闭。这说明，原来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太低。2010年9月公布的巴塞尔III将普通股本的最低要求提高到原来的三倍，提高了风险权重并首次引入了3%的杠杆率（银行普通股本与未经加权的资产的比率）。这些措施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力度上还不够。

　　有不同的方法可用来计算银行资本的适当比率。其中一个方法是要求银行在经受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考验之后仍能满足最低资本比率的要求。根据IMF的测算，在2007-2010期间，美国银行业的损失相当于其资产的7%。因此，在经济周期的最繁荣阶段，美国大型银行的一级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应在15%左右，远高于巴塞尔III建议的9.5%（适用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另外一个方法是计算拥有更多资本的收益与成本。收益是危机发生可能性的降低，而成本体现为银行融资成本的增加。在增加银行资本之后，资本回报率的波动会降低，这是投资者所愿意看到的，因此银行的融资成本并不会大幅增加。由此计算的银行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比是20%。

　　美方专家建议，20国集团领导人应提升巴塞尔III，要求银行杠杆率最低为12%-15%，其中后者适用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原来不同的资产可使用不同的风险权重，但国际金融危机说明，原来被认为低风险的资产可能实际风险很高，因此未经加权的资产是个更合适的指标。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很高，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压缩银行借贷利差，因此，尽管中国已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在银行业杠杆率方面，2010年中国为6%，2011年欧洲和美国分别是4%和8%），但进一步大幅提高此要求还是必要的。

　　中方专家指出，欧债危机表明，银行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不得不变卖资产、减少贷款，这导致经济增速降低甚至经济衰退。对此问题，美方专家认为应该通过增加资本来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不应减少风险资产。美方专家还强调，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促进影子银行的发展。如果影子银行的规模还不大，就不需要关注；如果规模足够大，就应像银行一样监管。此外，还可以就影子银行的具体产品而不是在机构层面施加限制，以此缓解资本从银行到影子银行的转移。

　　多管齐下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说，如果这次危机只有一个教训，那就是大而不能倒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欧洲，大而不能倒问题还要严重得多。欧洲各国最大三家或五家银行的资产与GDP的比例是美国的两到八倍。这些大银行的很多分支机构都在国外，相关的国际监管协议缺乏。他们利用融资成本上的优势，承担高风险，追求高盈利。

　　美方专家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办法可以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多管齐下。首先，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该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和适用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其次，如果这些机构规模过大或过于复杂，监管机构应该有权要求他们缩减规模或者变得不那么复杂。比如，有学者建议，在美国，一家银行的资产占GDP的比例最多为4%，一家投资银行的资产最多为2%。

　　中方专家指出，在中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同样非常严重且存在一些特殊性。第一，就股票市值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银行现在都在中国。第二，美国《沃尔克法则》要求每个金融机构的负债都不得超过所有金融机构总负债额的10%。而在中国，四大行占比都超过了10%。四大行当中每一家银行资产与GDP的比例都在20%以上。第三，在发达国家，银行的国有化被视为临时的政府救助措施，而在中国，银行国有化是一个长期状态。此外，在中国，金融机构的破产法规和程序尚未建立。不但是大银行不能倒，小银行也不能倒。因此，应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对付大而不能倒问题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将银行业的国有化水平应该保持在最优水平。

　　（本文作者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