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不是判断弱势的最佳指标

　　特约评论员 陈永杰

　　日前，有媒体报道农村考生保送机会少，造成“城市生源在高校保送招生制度中的入学机会是农村生源的17.2倍”的现状，主要原因出在有资格保送学生的“超级中学”多集中在省会大城市中。因此，该报道引述几位学者的意见，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将招生计划向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数量多的地区倾斜”，例如“增加对农村子女的保送比例”。

　　媒体关注弱势群体的升学机会，还发出向农村地区增加保送甚至招生比例的呼吁诚难可贵，应该支持。但是，报道中引述的该项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却是基于一个不一定准确的假设：城镇户籍等同于强势家庭背景，农村户籍等同于弱势家庭背景。因此，其建议似乎觉得，只要把指标多拨一点给农村户籍的学生就可以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这一判断值得商榷，因为户籍并不是判断学生家庭背景的最佳指标。众所周知，城市学生有来自低保户家庭的，农村考生也有干部家庭背景的，是否来自弱势家庭背景并不完全与户籍画上等号。

　　问题出在以户口而不是职业作为认定弱势家庭背景的依据。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中国学者惯以城乡户籍把中国的社会阶层简单地划分为城市与农村两类，这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一定的适用性，但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近年已经开始不适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很多著名高校的教师受访时表示觉得整个学校没几个农村孩子，但数据却显示“五个里有一个是农村的”，因为在这些名校里，即使仍是农村户籍的，也大多不代表当代农村的主要阶层。

　　说实话，也正是因为用了户籍作为录取机会比较的指标，才能得出17.2倍这个实际上相对温和的数字。如果像西方学术界那样，使用学生家长的职业进行比较的话，这一比例将远高于17倍。事实上，南京大学学者张玉林和刘保君在2005年发表的一个基于扩招前的生源数据的研究发现就指出，上世纪末干部子弟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已是农民子弟的31.7倍，高等教育的阶层差距早已远远超越了城乡经济差距。扩招十三年了，现在的真实比例，笔者和很多人一样，不敢也都不愿再去想。

　　没有人可以保证农村地区的保送名额能在农村各阶层间公平分配。更何况，农村保送生的名额可能早已被农村户籍中的强势阶层把持。增加这一比例，未必能让农村户籍中的弱势阶层获益，倒可能诱发户籍造假：城市强势阶层为了取得保送名额而把子女的城市户籍暂时转为农村户籍。因此，我们希望，中国各大名校若想通过录取比例来缓解教育不公平的现象，那么恐怕必须在认定弱势家庭背景学生上多下点功夫。毕竟，把教育机会递送给寒门学子，要突破的是既得利益阶层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而在社会结构中布下的“天罗地网”，不可能是翻翻登记册上的户籍栏那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