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稳定不需要依赖GDP

　　在中国面临有关调整经济结构和维护增长的政策选项时，首先不能忽视，中国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也不是为了调结构而调结构。之所以要调整经济结构，恰恰是为了解决现在内生性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趋缓。而经济增长的目的，则是要提高国民普遍性的生活福利水平，并为适龄剩余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GDP所体现的经济增长自身并不是目的。

　　从财政政策看，着眼于短期GDP数字的需求刺激政策，如果不能同时具备调整经济结构的效应，将是比较危险的。不管国家财政投入的总量，还是持续投入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那么在财政系统无力继续开支的时候，需求不足的经济结构性风险仍然会让经济下滑，而财政系统的投资无法回收的同时还会出现新一轮债务问题，那么届时利用社会性开支来调整经济结构的选项也没有了。从货币政策看，着眼于短期经济数字的增长刺激政策，在既有的权力和财富结构下，只会加重投机和泡沫化投资的规模，并且还会在普遍性的收入没有上涨的情况下，恶化通货膨胀并给生活福利带来负面效应。在金融系统也会和财政系统类似，遇到不可持续的中期困境，并且因为不良资产大幅上升，导致国民经济承受比现在更大的风险。

　　民心稳定不需要依赖GDP

　　事实上，金融危机以来的保增长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还没有全面暴露，现在财政资源的使用，需要慎之又慎。如果要确保现在的财政投资同时具备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集中进行各类公共保障性住房投资是最好的选择。这既可以解决很多中低收入人口的居住问题，释放更多的消费需求，同时对基建家电等相关产业的产能予以消化，短期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会形成更大风险与浪费。在这一领域，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公共保障房建设过程要透明，要按规则分配，并接受申请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最近在投融资领域进行的多种资本投资改革，也是很好的在供给层面刺激经济的改革。但是对宏观经济而言，资本投资的扩张和财政性投资的扩张一样，内生性消费需求的缺乏，会制约这些投资扩张所带来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其实，即便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缓行到7%或者6%，相比全世界的情况仍然是非常可观的表现。印度最近增长率也已经缓行到5%。其他国家的5%左右和发达国家1%到2%的增长率更是非常普遍。那么，如果我们的增长率在经济结构性缺陷的影响下，走向7%或者更低的增长率，中国仍然有各种有利的条件来维持民心稳定。

　　首先，在劳动力的供给层面，相比10年前，中国剩余劳动力已经大规模减少，对新增就业岗位的迫切程度，已经大大降低。而且中央坚持的对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民地权的保护，也让中国的农业仍然有强大的吸纳回流人口的能力，经济进一步放缓并不会在剩余劳动力就业方面，引发民心稳定层面的问题。

　　其次，就是社会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投入，会促进经济下滑期间的社会安定氛围，既可以调整结构促进消费，也会在整体的人心安定方面起到保障作用。最后，就是在鼓励社会民间组织发展、政府自身的财政和人事制度公开化透明化的改革，可能会比GDP体现的经济增长，更能争取到民意支持和社会安定。重视公共保障、社会自治和政府体制领域的改革，可以让中国当前不需依赖GDP增长数字，来维护民心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