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不能掉进凯恩斯主义陷阱

　　本报评论员 李锦

　　 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数据下滑，向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敲响了警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目标的决策后，各地迅速出现了扩大投资的部署。每逢全球经济有低迷苗头就会有些机构热衷于推测中国到底会有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显然，中国已陷入凯恩斯主义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对于凯恩斯主义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中国的民众并不陌生。2008年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了4万亿投资大单。这股投资热潮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不少问题，于是有了最近几年的调控。那么，目前骤然出现的投资热潮，是不是意味着调控已经转向？而一旦重新走上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那么前两年因此而起的信贷“井喷”、物价飞涨、CPI疯狂走高、实体经济空心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景是否会再度出现？

　　 因此，面对这股投资热潮，舆论自然发出了对凯恩斯主义质疑之声。为什么当经济数据刚刚出现了一点下降，政府就按捺不住重新走上了利用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老路。这说明，我们对投资已经产生了高度的路径依赖，因此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在关键时刻已经成为政府无法放弃的一张王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可能再次在中国抬头，我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四万亿救市是凯恩斯主义的应用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

　　 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凯恩斯曾经能够给陷入混乱和困境中的市场经济一种指导作用。这是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政府需要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部分校正”，来挽救经济颓势。当市场运行良好的时候，政府就不需要过度干预。

　　 中国政府宣布的四万亿救市政策也可看做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和应用。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创。作为应对，中国政府于2008年年底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4万亿投资在提振市场信心、扩大内需、减少失业以及加强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2009年，货币投放达9.6万亿元；2010年，虽然信贷指标是7.5万亿元，但加上表外业务如银行信托合作理财产品，也可能会超过9万亿元。巨量货币投放是配合刺激计划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当然也刺激了去年以来的通货膨胀。

　　 然而，在中国，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企不分，官员们还是以追求虚的政绩为目标。政府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继而产生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引发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否可靠，是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然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凯恩斯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的整套经济学理论，都不是为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贫穷国家而设计的，他的以政府开支增加总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也不可能被中国这样的国家照搬。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只会导致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

　　 虽然政府救市会有短期效果，但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谁能保证目前五大银行28亿贷款没有风险？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接着再投资，再短缺，这似乎已经构成中国经济的恶性循环圈。

　　中国经济沉痛代价祸在凯恩斯主义

　　 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还带来了额外的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始终把速度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消费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消费总是刺激不起来，还存在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显然，凯恩斯主义是改革开放后半段经济现象逆转的理论源头。

　　 自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各国政府该用的“输血”、“电击”疗法都用了。如今再回头客观地评价，它们在阻止大萧条重演、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取得过一些成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更留下了无穷后患。因此，率先感受到凯恩斯主义药力副作用的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正试图从这个“输血—刺激”的无底洞中抽身出来。然而，中国有些人则好像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与政治家一起抓住凯恩斯主义牢牢不放。

　　 其实，要告别凯恩斯主义的，不是理论界的进展，也不是政治家们的清醒，而是自然规律——对经济的无限干预要求无限的资源，当债务规模达到可以接受的边界时，不管多么不愿意，干预主义措施都不得不停下来——区别只是代价是多是少，在于留下的后遗症是多是少。

　　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已经失灵

　　 自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明了“拯救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学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这里面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有助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法借口，从而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效能从未得到过一致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就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效果，它对经济运行造成的长期损害也很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收益。说得更极端一点，凯恩斯主义就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充其量只能收到暂时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更大的危害还在于，止痛剂是很容易用上瘾的。

　　 凯恩斯主义对于中国这个体制的祸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职能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第二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深入陷入投资依赖症。比如去年总产值为47万亿，而固定资产投资即达30万亿。凯恩斯的《通论》试图用“总供给”、“总需求”等总量概念分析失业和萧条现象。认为消除失业和萧条，只需增加“有效需求”。那么怎样才能增加有效需求呢？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支持的公共开支，而不会选择另外一条路。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刺激。依据这个公式，GDP怎么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有 “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了让那驾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资，像去年，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太多不行了，靠什么？消费。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把消费不是作为目的而是手段存在，因此消费总是刺激不起来。最终还是选择投资这匹马使力气。

　　中国“稳增长”应摆脱凯恩斯主义

　　 经济的发展需要以一定的经济数据的增长来体现，因此，当目前数据出现下降趋势时，中央政府提出“稳增长”的口号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对政府投资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而在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中，由于政府在投资领域掌握了大量市场资源，因此扩大投资往往“手到擒来”，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对消费和外贸，由于政府缺乏有效的市场资源，尽管花了很大的力气，却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这也是投资成为政府管理经济中一种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

　　 但是，如果只能以扩大投资为“稳增长”的唯一手段，那么，前两年情景的重现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投资的扩大逼迫银行信贷口子开大，过多的流动性充斥市场后又流到实体经济之外的领域，推动物价上升。政府为了化解通货膨胀的危机，又不得不再一次收紧信贷，从而再度引起经济的趋冷。从最近几年表现出的情况来看，这种周期性循环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短，我们频频逃出陷阱，又频频掉入陷阱。

　　 因为运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出了问题，再用凯恩斯主义来干预，来解决，实际上有时候就会错上加错。就好像你吃错了一种药，再想通过吃药去解决这个错误，那你现在又有一重错误了。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中，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太大，投资起的作用太大，现在应该淡化政府这种作用，淡化投资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关心的是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追问，如果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地方政府官员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员使用。

　　 不幸的是，“短期”有时候太短，来不及逃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仅仅三年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手忙脚乱地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发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扩大投资，发放政府补贴等等，遏制通货收缩。然而，最担心的问题都出来了：虚拟经济过度、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现在看来，为了把经济增长提高到8%，我们要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市场体制改革可能倒退的代价，还有坚守陈旧经济发展方式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呼吁，必须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中国经济稳增长，一定要守住一个“稳”字，不能再掉进凯恩斯主义陷阱了。

　　 “稳增长”不可走2008年的老路，不能再次掉进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兼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