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财政信息透明进程

　　田享华 徐燕燕

　　上海财大2008年开始的一项政府财政信息透明度调查正走入尴尬的境地，这并非高校的过错，而在于持续四年的调查结论显示财政信息在公开透明领域进步非常不明显，个别地方政府“试探性”地释放财政信息折射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落实情况并不理想。而近年社会机构、组织和个人在信息公开领域的努力，则可能“倒逼”政府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

　　排名逆转有压力

　　日前，上海财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2012）》显示，全国31个省份财政透明度得分为25.33分（换算成百分制）。在评判标准和调查项目不变的情况下，2009年、2010年以及2011年的数据分别为22、21.87和27.63。也就是说，透明度有所降低。

　　该调查发起人是上海财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他也是全国“两会”中对预算报告钻研最多的政协委员之一。在2008年9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四个月之后，蒋洪在其中心组织上百名学生，对31个省级政府财政进行了调查。

　　此后四年，操作手法不变，学生们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按上述条例规定向各省级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财政厅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并通过对政府网站和出版物检索来收集财政信息，并且最终发布调查报告。报告有意思的不在于各省的透明度排名本身，而在于它的变化。

　　该项目组组长上海财大杨丹芳副教授表示，从历年的调查结果来看，各省的排名并不稳定，浮动较大。以安徽省为例，该省2009年财政透明度在31省份中排名第三，而今年却为倒数第三；2009、2010连续蝉联第一的福建省，今年则排到了第18位。此前曾负责该项目调查的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小兵2010年就注意到这个现象，2009年福建排名第一，因为其几乎按申请把预算报告全部提供，而2010年福建反而只提供了部分申请内容。

　　“或许是各省区市不愿居前，但又不甘落后的心态在起作用。”刘小兵如是分析这种“排名逆转”。此次调查项目组副组长、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军平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做得太好有压力，中央还没有说话，你地方做得太好，下一年它可能就不公布这么多信息了。当然，做得太差也有压力。”

　　条例落实不理想

　　除了这种“试探性”透明的吊诡之外，更令人遗憾的还在于，曾军平告诉记者，从调查对象的整体水平来看，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状况较差。但四年来，并没有任何政府或者部门主动找他们了解情况，并以此作为改进的标准。虽然最近一年，中央政府关于政府信息透明的举措并不少见，但是相比中国网民可以轻松查到美国主要官员的个人财产申报状况，或者看到个别特别行政区首长就外访费用超标道歉的消息，公众对于财政透明度的期待显然不止于此。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就对本报表示，该调查结果大致上反映了我国目前财政信息的公开水平，即整体偏低。“我们还是刚刚起步阶段，和国际社会差距较大。”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并实施，如今四年过去，汪玉凯认为，贯彻和实施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当然，汪玉凯也强调2008年后，各地方政府或部门的信息公开情况整体上是有所提高的。“条例实施之前，各个地方财政方面的信息是不愿意向社会公开的。后来广东率先实施财政预算公开，带动其他地方也逐步提高了政府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去年，国务院还规定全国98个部委‘三公’经费的公开。这些都是进步。”

　　对于提升财政信息透明度的建议，汪玉凯认为，关键在于我国人大立法机构对政府信息公开尚没有严格的管控。“过去不公开是原则、公开是例外，这种观念要逐步转变，做到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他认为，“政府财政信息公开不足，而百姓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越来越大，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汪玉凯认为，未来政府信息包括财政信息的透明化进程将在公众诉求的推动下慢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