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芬顿邮报》：中国投资美欧有何不同

　　美国《赫芬顿邮报》6月4日文章，原题：中国投资美欧有何不同？ 不久前，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宣布收购美国AMC公司。这笔交易可以说是双赢，对AMC的老板和雇员都有利，而中国投资者可以学到电影发行以及如何扩大中国软实力。不过，该交易凸显中国对美欧直接投资所引发的复杂问题。

　　当投资者是中国企业时，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有相同，也有不同。

　　外资流入引发政治担忧史有前例。在欧洲，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跨国公司带来可口可乐化(可口可乐和殖民化的合成词，指全球化或文化殖民——编者注)。当时欧洲人担心美国的投资不仅是为了钱，伴随而来的还有美国的管理风格和文化价值观，这些最终可能取代和破坏欧洲文化。

　　现在回头看，我们知道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如增加经济活力和效率、创造和保证就业、促进研发创新及加深经济上互相依赖等。从历史的先例判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一开始遭遇政治抵制，但最终会获得主流承认，因为它有助于经济增长。

　　不过，中国投资也给美欧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首先，中国投资的流入对富国来说是新情况。后者更习惯于投资新兴、有问题的经济体，而不是被当做投资接受者。纵观20世纪，直接投资几乎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最近的现象是新兴国家(主要是中国)，开始对发达国家投资。投资欧美可使中国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但这可能给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带来某种“生存”问题。而且中国的很多投资可能有助于中国出口，从而不会带来以前富国对外投资所创造的那种高薪工作。

　　第二种新特点是中国投资者所处的政体。中国的集权政府造成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投资敏感。在许多国家，公司的对外投资纯粹是商业决定。而在中国，国家控制寻求对外投资的公司，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公司是在实现战略目标，而非追逐利润最大化。

　　安全环境构成第三个新挑战。中国是一个潜在军事对手，同时对“无赖”国家大量投资。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投资可能助长商业和国家间谍行为，导致技术流入解放军或无赖国家之手。另外，与历史上不同，技术的流动迄今一直是单向的，投资者在东道国学到技术，然后输回中国。最后，欧洲国家将变得依赖中国投资，这会使中国拥有政治和安全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