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宁黄霾天：“祸首”秸秆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王海平 王尔德

　　特约记者 刘晓杰

　　见习记者 陈红霞 南京、武汉、北京报道

　　武汉的恐慌，从清晨就开始。

　　11日上午，一则手机短信息在武汉被疯狂转发，“化工厂氯气泄露，造成武汉市出现雾霾，会造成肺癌，尽量不要外出”。随即，人们就在网络看到“武钢锅炉爆炸、青山化工厂发生氯气泄露、武钢总医院已接治事故伤者”等传言，并有一张自称是实地拍摄的爆炸照片，恐慌瞬间被扩散。

　　上午10时左右，本报记者在武昌中南路、丁字桥等人群密集区域观察发现，由于担心雾霾伤及健康，街上行人明显减少，甚至有人准备“把小孩带回老家躲一躲”。此外，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等物品也被不同程度“抢购”，位于中南路的一家幼婴店老板就告诉本报记者称，“口罩全部卖完了”。

　　上午11时许，武汉市环保局发布数据称，武汉最近一小时PM2.5均值：589微克/立方米；最近24小时PM2.5均值：66微克/立方米。也即，短短一天之内，武汉PM2.5均值上升了近8倍。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两天前的江苏。

　　江苏省环保厅通报，从6月9日起，江苏省南京、扬州、镇江、泰州、淮安等城市空气PM2.5等指标急剧飙升，当夜瞬时浓度最高达700 微克/立方米以上，24小时平均浓度超过300微克/立方米（二级标准浓度限值75微克/立方米）。

　　以南京来看，甚至在部分时段呈现出重度污染。南京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机构、绿石环保组织测算，6月10日一天，如果一个人24小时在户外，其呼吸的空气相当于抽了15包香烟。

　　灰霾祸首：中部多地秸秆焚烧

　　直到6月11日下午4时，湖北省人民政府在其官网公布的一则《湖北省及武汉市空气质量异常情况报告》，才初步打消了社会的疑虑。

　　该报告表示，“已经排除工业企业环境突发事件、北方沙尘天气引起”。

　　“此次湖北不少城市空气质量异常，初步分析是周边部分省份秸杆焚烧所诱发，具体来说主要是由河南和安徽两省秸秆焚烧引起的，我们发现河南大约有几十个秸秆焚烧点，而安徽有两百多个秸秆焚烧点。”湖北省环保厅副厅长吕文艳对本报表示。

　　吕文艳解释，相对而言，湖北省内的秸秆焚烧点比较少，因为之前发生过因焚烧秸秆引发高速公路烟雾天气并引发十余起汽车追尾事故，以及导致飞机航班晚点等事件，所以湖北这几年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控制秸秆焚烧的措施，“现在我们也在省内进行盘查，如果我们这里再出现大量焚烧秸秆的话，就会扩散至江西”。

　　本次“黄色烟雾”笼罩，江苏环保和气象系统会商的结论是：“雾、霾混合的结果。”

　　南京大学环科所所长朱晓东表示，造成江苏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出现下降的原因有三方面：近期部分地区的焚烧秸秆；全省气象条件普遍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南京城市三面环山的特殊地形。

　　“几乎每年四川、湖北、江苏、山东等地春收或秋收，都会出现短暂的灰霾天，这已是久而未解的老问题了。”环保部一名不便公开姓名的专家对本报称。

　　鄂宁黄霾天：“祸首”秸秆何去何从

　　资料显示，焚烧秸秆的环境危害很大。秸秆焚烧时，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污染指数将达到高峰值，其中二氧化硫的浓度比平时高出1倍，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比平时高出3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银燕则不仅看到秸秆的因素。她利用南京1961-2005年的气象数据研究发现，南京的霾天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近50年内竟然增加了上百倍。

　　该校有不便公开姓名的学者向本报表示，雾和霾的同时出现，意味着地方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从2000年以来，“发生次数多、持续时间长”已成为长三角地区霾天气的特点。

　　该学者称，雾霾的混合，会对近地面层的大气结构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若长时间持续，则空气中可入肺的微小污染物会不断地积累，危害会更大。

　　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可吸入颗粒物国家标准是年平均浓度每立方米空气100微克，是国际标准的五倍。

　　治理策略：亏本中的秸秆发电

　　“秸杆燃烧导致的大气污染事件，目前确实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中国环境科学院移动源污染控制室副研究员岳欣说，“因为污染源实在太分散，完全处于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

　　环保部的一位不便公开姓名的专家也对本报表示，“此次湖北的空气质量异常事件，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大气污染，并非每个省可以自己解决问题，而必须要与相邻省份进行协调。”

　　对此，吕文艳称，“我们将通过环保部与安徽和河南进行沟通，督促周边省份更好地监督其减少或者禁止秸秆焚烧，从而改善湖北的空气质量”。

　　对秸秆的综合治理也在反思。

　　前述环保部的专家对本报称，之前要求各地都必须禁止秸秆焚烧，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但并没有制定出有效措施，尽管不少地方成立了禁烧办，但工作人员积极性并不高，监管能力和覆盖范围相当有限。

　　“在焚烧之外，政府应该鼓励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因为秸秆可以用来造纸、发电等，如果农民将秸秆卖给回收企业，那么农民肯定不会去烧。”

　　前述地方环保厅官员则指出，问题在于秸秆的资源化利用配套政策不太到位。

　　江苏先行的秸秆发电进展就是典例。

　　本报记者从江苏省发改委获悉，江苏省内的秸秆焚烧发电厂较

　　多，且平均下来13个地级市平均每个市拥有接近2个发电厂，如江苏国信集团在淮安投资建设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每年就可消化秸秆量20多万吨。

　　据国信集团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目前省内各地的秸秆发电厂普遍“吃不饱”，已上马的电厂中，从投产的当天起主要原料就不是秸秆了，取而代之的是“废纸、废衣、破棉絮等”。

　　上述国信集团人士向本报记者解释称，秸秆发电单位千瓦投资成本，高出常规煤电一倍多，且目前秸秆锅炉等主要设备价格不断上涨。成本过高导致秸秆发电项目的赢利能力普遍不强。

　　对于地方农民而言，动力也确实不足，据秸秆发电厂人士介绍，回收秸秆价格特别低，“比卖给砖厂烧砖的价格还低”。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可再生资源法》第十七条明确鼓励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但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江苏省也未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这就直接导致了秸秆发电厂并未享受具体优惠政策。上述国信人士告诉本报，单以增值税看，秸秆发电的综合税率不但未享受优惠，反而比一般企业更高，而企业所得税也没有明确的优惠。

　　“现在的秸秆发电厂都在亏本运营。0.25元/度电的附加补贴在当下实在是太低了。”

　　由于上述诸多限制，目前江苏省内上马运营的秸秆发电厂以国资投入为主，且在融资上较为困难。有不便公开姓名的电厂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虽然秸秆发电亏本运营，但是江苏13个省辖市，平均每个市拥有超过1个秸杆发电厂，是地方政府争抢“发电资源”的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