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网梁建章：年轻人口减少制约国家创新

　　早报记者 曹虹

　　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这是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见到早报记者抛出的问题。他显然早有答案——今年年初，43岁的梁建章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5年前，梁建章舍携程CEO的职位，仅保留携程董事局主席的身份，赴美留学。董事局主席的职位设计是更侧重携程的战略规划，而非日常管理。

　　说起5年前的选择，梁建章轻描淡写：“我对这个有兴趣，有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梁建章自称，较早创业并能在30多岁就拥有上市公司也使得他有这个条件去读书。那时，2003年12月上市的携程已上市四年，股价正处于上升期。

　　梁建章回忆道，在斯坦福读书时，他的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他的背景，甚至他的导师也是在一两年后才知道他的携程董事局主席身份，只觉得他学问做得不错。

　　回溯历史，1999年，梁建章在其而立之年与季琦、范敏、沈南鹏创办了携程旅行网，人称“携程四君子”。2000-2006年间，梁建章一直担任携程CEO兼董事局主席。

　　梁建章说，选择人口经济学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2006年、2007年间，梁建章开始计划学点东西。听过一些经营管理课程的梁建章很快就发现管理类的东西“没什么好学的了，基本都知道”，而一些基础课程更吸引他的兴趣。

　　在数学领域的基础使他将目光投向经济学。广为乐道的是梁建章少年时期在计算机领域的惊人表现。梁建章13岁就因用电脑写诗而远近闻名，15岁考入复旦大学少年班，半年后就读于复旦计算机本科，后来考入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硕士毕业那一年是1989年，梁建章刚好20岁。

　　而创业经历让他尤其关注创新。在国家创新的研究中，梁建章发现人口这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他研究了几十个国家创业活力和老龄化的关系，比较一个年轻人口比例为50%的国家和一个年轻人口只有45%的国家时，发现前者的创业活动是后者的整整一倍。这使他意识到创业活动的增加，不仅仅是因为更有创业倾向的年轻人口比例提高，而是年轻人口的增加引起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而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口正在减少。

　　这些研究成为其博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并进而成为《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本书的前五章。该书由梁建章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合著。梁建章和李建新分别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人口问题。

　　6月13日下午，梁建章在位于上海福泉路的携程总部大厦，畅谈其留学故事、人口经济学研究及当下的携程。

　　从国家创新看人口

　　东方早报：很多人质疑过中国的一胎政策，也从各个方面回答过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发现国家竞争力这个角度的？

　　梁建章：最早是关注人力资源和国家创新、创业的关系，发现年轻人创业一般在30岁左右，而且是有一定资历、资源的最要紧。后来就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相当快。

　　现在人口当然很年轻，但是人数越来越少的话，经过十年二十年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十年二十年前的日本经历的那样，年轻人少了以后，不仅人数少了，竞争激烈程度也少了。它的创新创业就比较弱，尤其现在技术创新非常快，创新对公司或者国家而言都很重要。这一部分结构老化对公司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前没有人看到这一角度，而都是从人口抚养比这样的角度去讲，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角度。但从创新角度去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这本书叫《中国人太多了吗》，还真的是第一本比较直接讲的书。

　　东方早报：那你有关注影响国家创新的其他一些变量吗？

　　梁建章：其他变量，当然也有。比如企业的能力，企业文化不要是压制年轻人，虽然级别比较低，但要给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这对公司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不断抛出“人多耽误共富吗”、“放开生能生多少”和“中国经济发展有资源瓶颈吗”这样很直接的问题，这是你的一种写作风格或思维习惯，还只是本书的一种包装策略。

　　梁建章：人口的书都是boring(枯燥的)，很闷的，我本身是不闷的人，我不愿意多说废话，所以就写成这样，有些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

　　东方早报：你以前是计算机背景，在留学的时候怎么想到关注经济，进而关注人口和国家创新？

　　梁建章：最早的时候关注创业，关注到人的年龄结构、资历、资源，他以前做过什么样的公司等，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其实蛮有意思。

　　2006、2007年的时候，我想再学些东西，那个时候，我觉得企业经营管理已经没什么好学的了。一开始，当然也去听了一些管理的课，但后来发现没什么好学的了，基本都知道。

　　想学一些基础的东西，如社会学、心理学。因为我以前学理科的背景，也比较喜欢数据模式、分析，所以就去读经济学了。

　　EMBA这类课程的话，自己看看书就可以了。管理这个东西，研究人的话，最基础的话还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话，没有去念个博士，没有深厚的基础是不行的。

　　学经济也有很多领域，第一年也是学一些基础课，第二年也学不同的领域，如环境经济学、宏观、微观，不同的课程都学过。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就是创新创业。后来发现这确实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可能现在中国还是资源投入型的发展模式，但十年二十年后，一定要靠创新。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是靠这个。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研究以后，就发现人口年龄与社会创新程度的关系。

　　我对这个有兴趣，有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一般来说，企业家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各方面不具备。如果你特别年轻做公司，公司还没有做起来。而年纪太大50多了，人家也可能不收你。我比我的同学年纪都大。他们大部分都20多岁，也有30多岁，中国同学还是比较少，约占10%～15%。

　　现有人口政策不可持续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总是以日本的情况做比较，是认为具有非常高的可比性吗？

　　梁建章：引用数字预测将来二十年会怎样，主要看已经经历老龄化的社会创业的活跃程度和老龄结构的关系，比如日本、德国。

　　在书中，以日本作为参照系，一国还不能说明问题。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日本早一点，美国晚一点。其实，就创业的活跃程度，无论从调查，还是从风险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来看，都与人口有关。写书当然要抓住一点。真正做研究的话，会用更多的数据。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日本。年轻人少了以后，虽然说人少了，每个人面对的竞争就更少了。但其实这是不对的。每一年一个学校只招那么多人的话，那确实面对的竞争就更少了。但实际上你不是和本年龄的人竞争，而是和所有人竞争，比你长三岁的人，他做的事你也能做，你不能说他比你早进公司，你的机会变多了。而且机会会影响他的进取心，如果升迁比较慢，反而会影响他的进取心。

　　日本对年轻人应该是比较失望的。老人认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工作努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年轻人不愿意努力工作，觉得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去赚这个钱。据说还有部分对结婚和追女孩子都没有兴趣，变成很中性的男生。

　　这也很奇怪，将来中国可能也会走这样的道路。

　　东方早报：你觉得中国会步日本后尘吗？

　　梁建章：中国的创新确实在下降，但下降的程度多大，会不会像日本那么严重？世界社会进入老龄化，确实是人口史上的第一次。以前人口没有这样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将来世界人口会越来越少，而且少那么多，没有人经历过。

　　现在生育率是1.4，就是少30%。如果是少10%，生育率是1.8的话，还好一点。我觉得这至少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不应该冒这么大的社会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问题。中国人口实际上在减少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好像较少提及影响人口的一些制度性因素，比如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还留在农村，没有转移出来。

　　梁建章：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很多原因引起的。人口结构的改变要十年二十年。在探讨其他制度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增加新生人口，当然会增加劳动力供给。

　　中国年轻人口已经基本不在农村了，不是还有没有的问题。从事农业的农村年轻人口已经几乎为零。

　　东方早报：你是怎么看现有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你在书中提到中国经济的三点潜在风险：贫富差距加大的风险、政治改革的风险、环境资源的风险。

　　梁建章：这本写人口的书，观点是中国在20年后，不会是个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我对中国经济整体是看好的，这和其他人口书的不同点是，不是讲中国经济会崩溃、要老龄化。中国经济不会崩溃，而且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对教育的投入、对资本的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中国处在一个上升的周期，只要保持稳定，20年后肯定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想再上一步就靠创新。如果减少人口，人口老化会导致创新活力的下降。而且将来经济发展主要靠服务业，人口减少，不是说你少了一个在富士康打工的人，而是少了一个服务业的从业人员。

　　当然中间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

　　东方早报：你觉得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对中国经济会有些什么影响？

　　梁建章：人数少当然是一胎政策直接造成的。

　　现在再不动(计划生育政策)，肯定是负面作用。当然我们希望(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放开的话正好达到正常的水平。所以现在还不动，我觉得比较费解，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可能以前不让说这样的问题，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国人口实际上减少的事实。再过几十年，中国人口往下走将成定局，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事，能够关注这个事。

　　可能我们的决策层比较忙，关注的是短期通胀、就业的问题，但是人口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你现在不动的话，20年后肯定是个问题，虽然对短期没有大的波动，但长期是个非常紧急的问题，将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东方早报：粮食的供给，很多人还是认为依赖进口是很危险的，当然这可能是比较国家主义的观点。

　　梁建章：其实从一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你肯定有一些东西进口一些东西出口。不管进口的是什么东西，出口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美国肯定是出口一些粮食，中国会出口一些电器类的产品。但没有一个国家所有东西都是自己造的。你担心的是其他国家万一不卖粮食给你。中国实际上粮食还能自给。这和日本和韩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如果全世界不卖粮食给中国，中国只要把经济作物退耕还林就可以了。绝对是够了，只是吃得不是那么丰富多彩。但没有必要在任何一个招牌下自给自足，可以在有一两年粮食储备的情况下改变一下饮食结构。

　　不能靠减少人口来保证粮食安全。现在的粮食问题有足够的安全感，恰恰是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没人从事农业。

　　第二个家安在硅谷

　　东方早报：你觉得人口研究与携程的将来有没有关联？可能你当年留学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但回过头来发现实际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

　　梁建章：是吗？研究创新的时候涉及企业经营的经验，创业的经验。至于这对携程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人口对很多行业的需求是有影响的，比如将来很多大学要关闭。现在平均30岁买房子，现在20岁的人，10年后要买房子。至于旅游？50岁的人也要旅游。旅游的需求一直很旺盛，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

　　创业为什么是年轻人的事，若论学习能力，其实50岁的人并不比30岁的人差，但好奇心，对新东西接受的程度，20岁的人比较强，20岁的人喜欢探险，喜欢自己找东西，找旅馆，喜欢自助游。

　　现在富裕阶层的人45岁，以后50、50多岁，休闲旅游的机会就更多了。高端旅游的需求也会更大。我们也在做。年轻人，将来竞争机会少，大多数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有旅游的需求，也会上网，但他们是低端的需求。我们也做，家庭旅馆、农家乐等。

　　东方早报：听说你现在在携程更侧重战略层面的规划？

　　梁建章： 现在比以前多花一些时间在战略层面或者新的想法。一个就是价格方面更加灵活，推出各种各样的价格方案，二是在推广中更注重网络营销、手机等移动终端，三是更加注重业务创新。

　　东方早报：你现在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梁建章：旅游还是花不少时间的，旅游也好、考察也好，做研究也好，都是放在一起的。硅谷是我比较喜欢生活的地方，可以说，我第二个家安在那里。

　　日本去得比较多，除了英语国家，日本是一个非常适合外国人的国家，基础设施和交通很安全，也是非常适合老人的国家。

　　东方早报：在斯坦福的时候是彻底隐退的吗？

　　梁建章：在斯坦福主要是读书，交了不少教授朋友。真正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少，因为华人在经济学术领域少。他们关注全球问题，中国是全球事务很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关注中国，但对中国比较了解的还是比较少。

　　东方早报：作为最大的在线旅游提供商，携程将来会否介入实体项目的投资？

　　梁建章：携程是一个旅游服务中介公司，做旅游的资源，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组合，无论是从网上还是旅行社。携程暂时没有计划参与实体旅游资源的建设。虽然如家一开始是我们创立的，后来还是独立出来了。星程也是个轻资产公司，是个酒店管理公司。

　　东方早报：你今后是否会对携程业务结构做一些调整？

　　梁建章：我觉得这(机票和酒店预订)还是有比较好的增长趋势的业务。机票，因为我们基数比较大，不能期望一直保持那么高的增长，我觉得20%的增长还是可以的。酒店，我觉得20%～30%的增长还是可以的。今年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整个经济需求的下降，另外在营销渠道上，在价格灵活性上，我们确实做得还不够，我们还有更大的潜力去做。长期来说，20%～30%的增长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