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用比较理论证明中国赶超战略悲剧性

　　唐学鹏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卸任后，带来了他最新的心得——新结构经济学，并在北大做了回归后的第一场演讲。他此前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不断发挥源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威力，从某种意义上，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比较”的一个演进和扩展。

　　比较优势强调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和结构，如果是劳动力充沛而资本不足，那么搞重工业是不利的，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靠谱之举。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论关系，跟产权状态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即使国家鼓励私人去做重工业，肯定也行不通。于是，林用比较理论证明了过去中国“赶超战略”的悲剧性。

　　现在，林对比较优势做了新的动态性规划。什么意思呢？每个比较优势对应在一个特定的最优产业结构，比较优势也是变化的，过去资本稀缺，随着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形成的积累，现在资本过剩。那么最优产业结构就会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形成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

　　举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不是以研发为主，而是采取成熟的传统的技术，强调销售渠道和紧密的短距离市场关系。但如果进入了资本密集型阶段，那么更强调技术、专利和法律制度的支撑，以及远程的市场网络的构成（软基础）。这个阶段的金融安排，是适合大量资本进出并分散风险的丰富金融生态。而这时候的物流网络，也必须对应着大距离尺度的基础建设——大量的高铁、机场和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不同比较优势不仅刺激出来的“新结构”，同时也将要求着不同量级的基础建设水平（“硬基建”和“软基础”）。

　　于是林跳出了“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旧结构主义强调政府的意志和外在经济地位（比如中心—依附模式），政府可以强硬启动投资，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控制汇率，以进口替代和政府补贴试图促进产业进步，但实际上，这些违背比较优势的做法是无效的。而市场经济才真正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因为市场是最知道什么丰裕什么匮乏。“新结构主义”同市场机制是相容的。

　　但是，跟新自由主义不同，“新结构主义”并不觉得政府是个负担，比如“新结构”要求不同量级的基础建设水平，而政府可以比较圆满甚至超前提供对应的基础建设水平，从而消除“瓶颈”，可以说，“新结构主义”是有很强的凯恩斯血脉。

　　“新结构”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疑惑，我们并不清楚政府是否那么聪明？因为林的比较优势里面的“容纳物”比过去丰富许多，不仅仅是资本、劳动，甚至将基建、制度支撑水平都纳入其中，那么政府有这个智力像造物主式地“丝丝入扣”的推动经济发展进程？政府中的集体决策和官僚私人利益会如何理解当前的比较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