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资源足迹” 促进全球福祉公平

　　贾晋京

　　“里约+20”大会的名称体现了一种时隔20年的传承，然而除了名称之外，大会能够提出些什么会被真正传承下去的实质性内容呢？

　　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大前提明确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责任区别，在此后的历次环境会议上得到了坚持和传承。20年后的今天，能够提出新的原则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里约+20”有着“看上去很美”的“绿色新经济”框架，有着“GNH取代GDP”的宏伟蓝图，但却缺少使各国能够接受并可以落实的行为准则。据报道，在大会文件的谈判中，除了海洋生物保护取得了进展，其他所有事项都几乎裹足不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西方多个国家首脑对里约也表现出“避之唯恐不及”，干脆不打算出席了。

　　大会的谈判进展缓慢及发达国家领导人的逃避，都在指向同一个命题：权责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够被坚持，碳减排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转移支付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框架能够被执行，都在于找到了比较公平的权利义务平衡方式。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CDM其实体现的都是“总量封顶，寻找公平”的精神。即在承认地球资源承载能力上限或碳排放总量上限的情况下，针对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设计“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动态公平机制。至于机制的落实方式，是可以找出多种不同的路径的，比如援助性的资金转让机制或者市场化的碳交易机制等。然而现在“里约+20”的情况是：提出的目标远比哥本哈根的碳减排庞大复杂，行为准则方面却是“半拉子工程”——只有“总量封顶”，没有“寻找公平”。这样一个不包括动态公平机制的框架，不但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甚至发达国家也是不会欣然采纳的——因为没有“寻找公平”就意味着它不是一套“活的”机制，而是僵硬的道德约束，逻辑上发达国家是应该率先垂范的。所以，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逃避“里约+20”，其国内面临财政悬崖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沉重的道德负担。

　　6月17日“里约+20”大会发布的首份报告名为《包容性财富报告》（Inclusive Wealth Report），报告提出名为“包容性财富指数”（IWI，Inclusive Wealth Index）的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名为“包容”，是因为除了传统的产业资本外，也把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纳入了统计。显然，除了公平之外，“里约+20”也在尝试提出“包容”作为机制设计的基础。

　　其实，如果能够把公平和包容整合进同一个机制内，将更可能为各国所接受。任何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框架设计，一定绕不过去的基本情况是发达国家用于生产的资源消耗在减少但消费掉的资源却在增加，这是以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为代价的。不过这个基本情况并不必然意味着只有“劫富济贫”或“劫贫济富”两条道路可走。

　　在碳减排的机制设计中，有一种思路采用“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的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即针对具体的产品描述其从设计到原材料开采再到加工、运输和消费每一环节产生的碳排放量，再对碳的消费者如企业或个人计算其碳消费量。对碳足迹高于平均水平的消费，可以提高其消费价格，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又可用于补偿碳足迹较低的消费者。

　　如果把“碳足迹的生命周期评估”推广到“里约+20”的资源与环境主题上，就可以提出“资源足迹的生命周期评估”，这样就能把对于资源使用过程的各国分别描述推广成全球统一描述。可以设计一种市场化机制，使资源的最终产品消费量超过一定限额的消费者支付一定的超额使用费，用于补偿“资源消费贫困者”。这是一种可以逐步促进资源消费公平的思路，并且对于各国财政负担的要求很低。尽管这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思路，但可以避免强制性要求某一方单方面降低资源消耗量的硬性思维。

　　实际上，“里约+20”绝不仅仅是一百多个国家领导人的会议，更是5万多位世界各国各层面与会者的大会，“里约+20”的会议目标之一就是动员全球民间力量参与到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来。要想实现民间力量甚至每个人类成员参与到绿色经济中的初衷，就需要一个可以协调每个个人的参与机制，而且机制不能是僵硬的道德约束。要把每个人类成员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参与机制，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福祉公平就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基础。而无论福祉公平考虑得多么具有包容性，动态的资源消费公平也是不可避免的“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