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温州车改 具有标本意义

　　□ 王旭东

　　据媒体报道，6月24日，温州公车改革首批215辆公车顺利拍卖成交，拍卖车辆约占总数80%，成交价总计1059.48万元。对温州市区范围内的公务交通，从科员、办事员到局长，每月每人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300元。

　　温州车改正按照既定的方向行驶——“拍卖所有公务车，近程货币化补贴，远程市场化租车”。随着首批公车的顺利拍卖，温州车改将进入“快车道”，接下来，货币化与市场化就会“上路”。货币化车改并无多少创意，只是一种“折中”思路，称之为“和既得利益妥协”一点不为过，按行政级别定补助，会加剧“官本位”思想，这种本质上的制度创“薪”，让具有标杆意义的温州车改沦为“次劣选择”。市场化租车，如果再让权力出租有机可乘，甚至可以掌控保留公车的方向盘，“又吃粽子又蘸糖”，那么，残存的改革善意也会消失殆尽。

　　车改没有现成的坦途，在摸索中前进，在探索中上路。我们需要车改的创新与务实之举，提速改革的进程。被冠之“史上最严车改”于去年起程。《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对外公布就是一个重要标志。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列入规范公车目标，实现公车及其费用“零增长”，并明确提出：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这或是中国车改的“顶层设计”。温州车改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推进，到底是进步，还是“跑偏”？这事关车改的方向，事关车改的未来，事关车改的成败。

　　温州车改进行时，无论是“给不完美车改一点掌声”，还是毫不留情地抨击其弊端，都是在给这项车改把脉问诊。公车改革，需要速度与质量的统一，追求效率最大化。超时的改革消耗改革成本，跑偏的改革“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与督促作用，或是车改的关键。公众的“脸色”就是车改的“红绿灯”，并且需要贯穿于车改全过程。在公车改革上，公众有话语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有观点认为，车改，关键在于突破“最后一公里”。惟有让民意当“方向盘”，以民智为“驱动器”，视民权为“加油站”，才能顺利抵达车改目的地。

　　解剖温州车改，具有标本意义。及时解剖，可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避免车改在不正确的路径上“飙车”。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车改的坎坷折射出深水区改革的艰难。放低标杆或削足适履的改革，不是最佳选择；担心甚至害怕公众监督与批评的改革，违背改革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