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促文明，要量“力”而行

　　□ 本报评论员 胡 蓉

　　昨日，本报报道披露，市人大常委会已启动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的立法程序，在公共场所插队、抽烟、随地吐痰、随手丢弃垃圾、强行讨要等不文明行为将有望依法规范。深圳也将开内地“用法律规范市民文明行为”的先河！

　　过去，这些不文明行为多被认为属于道德范畴，相对刚性的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因为没有强制力，其约束力也就相对较弱，因此立法规范让人们有了更多期待。但是，规范文明行为，靠立法更要靠执法；量执法能力而立法，才能真正有利于达到目的。

　　从过去的教训来看，惩治不文明行为并非“立法就灵”。在此次立法整治的不文明行为中，有些行为就不是第一次受到法律监管。比如，在《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随地吐痰的处罚金额最高可达到200元。而在实际生活中，因此受罚的人并不多；再如，早在1998年，深圳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2010年条例又得到进一步修订。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罚款额提高到了500元。然而，条例出台14年，一张罚单也没开出过。

　　可见，立了法，还要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最终会让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深圳此次立法，让人叫好，也让人心生悬念：我们有足够的执法能力吗？我们能避免重蹈覆辙吗？深圳有底气做出肯定的回答吗？

　　当然，对不文明行为的执法之难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因为制度设计的后天缺陷，比如，深圳控烟条例的执法主体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而该部门并不具备该项行政职能。更重要的是，此类执法有先天难度，不文明行为多如牛毛且后果相对轻微，因而遭遇执法面广、取证难、处罚力度轻难以发挥惩戒作用等诸多困难。

　　由此反向思之，深圳能否量执法能力而立法？从可操作性入手，针对一种或几种同类型不文明行为来立法。治理“酒驾”就是类型立法的好案例。“酒驾”也曾游离在法律规范之外，有人甚至因为中国深厚的酒文化而发出过“酒驾”永难遏制的悲音。随着“酒驾”入刑，加之处罚标准的明确，以及执法部门的常抓不懈，酒驾行为得到沉重打击。“开车不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成社会共识。随后，社会力量开始参与，代驾公司应运而生，显示出 “酒驾”问题的解决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针对公共场所轻微道德违犯行为，香港也没有“求全责备”。一部《定额罚款（公众地方洁净罪行）条例》，只将包括随地吐痰在内的8种行为列为违法，一律处以1500港元罚款。因为执法主体明确而且手段多样，香港也没有遭遇执行难：包括食物环境卫生署、房屋署等7个政府部门人员有权开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罚单有21天的缴款期限；到期未缴，署方会邮寄通知书进行提醒；发出通知书10天内，仍未缴罚款，署方的检控组就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计算罚款利息。即使是外来人口违章，执法部门依然会按程序追讨，逃避罚单者，在香港过关时会遇上麻烦。如此锲而不舍，公众当然不敢大意。

　　深圳立法规范不文明行为要想真正收得实效，需要立法部门突破旧思维，不贪多更务实，为执法成功而立法；需要立法部门突破登报征集民意的旧模式，找到更多调动大家表达意见的方式，凝聚社会共识。只有当立法不是为了制定一部完美的法律，而是为了探索出可行的治理办法时，规范不文明行为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