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石到豪宅

　　几乎从出生时我就痛恨体育和事关健康的休闲运动。所以伦敦奥运会对我来说也就是希思罗机场的延误以及飞涨的旅馆房价。我真想知道这股子狂热都是打哪儿来的，我什么也感觉不到，这让我成了一个凄凉悲惨的绝缘体。

　　这里充满了巨大的激情，但这座城市实在不是我居住的那个。自从1992年在伦敦大学毕业后，成为“后《Wallpaper》”设计师的我不过是在泥堆中伺机而动，工作也成了混饭的差事。不过我的老友爱德华和杰这些年一直在设计伦敦奥运火炬。我对伦敦的爱是从一开始就建立的，那时我在肖迪奇与艺术家和老太太们喝酒，“Ray Eames”的1960年代风格旧家具被扔在大街上用于资源回收，“Bricklayers Arms”餐厅根本就是我的起居室。即使到现在，我也想不起那时有谁喜欢体育，我记得那会儿生锈的奇怪旧自行车叮当作响，没人穿慢跑鞋或拿着网球拍。

　　彼时我两只手就能数过来全伦敦所有的设计师。那是群可怜男人们的比赛，始发地就在Curtain街E2号小酒吧。迈克尔·马里奥特，简·奥特菲尔德——我的第一支设计军团。英国艺术家正在迅猛崛起，英式摇滚蔚然成风。我被认为是引发了随之而来的英式流行设计的那个人。这种设计风潮并非发源自劳·阿拉德或丹尼·雷恩的后启示录风格，却部分来自于包装过的大胆颜色以及与希望和乐观类似的东西。三分钟时长的流行歌曲是设计时的参考，菲利普·斯塔克的风格成为时尚的灵感来源—— 一个全新的文本诞生了。同时，我从音乐中找灵感用于设计流行家具的方法也迅速传至日本、纽约及德国。北欧沿海国家爆发了对此的恐慌——思想家、荷兰知识分子们身后出现了以同心协力的理查德·霍顿和马塞尔·万德思领衔的流氓设计团伙，他们带来了新的设计方式：一些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兄弟们开创了如摇滚乐般的设计，关键是人们很喜欢！

　　而这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则标志了这个短暂时代的结束。在第一期《Wallpaper》杂志中，人们认为是时候将这种设计融入环境中，伦敦需要变得更漂亮、需要被包装。在我发现这一点之前，我的“杂志沙发”上正坐着撅嘴的模特，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事物都不够那么合乎礼仪。杂志每一页上都登着我的作品、在我参加的会议上超级时尚迷们将设计作为一道盘中餐端上了咖啡桌，全世界都在讨论设计这件事。

　　但现在关于我所引发的创新进化论已经被破坏了，设计师们开始自我谋生。《Wallpaper》成为我“必要的恶”。英国文化委员会曾请我谈谈做为成功设计师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后他们印发出关于我的言论是：一、香烟；二、喝啤酒；三、熬夜。我想其实时间、成为一名父亲以及智慧这三者是清除一切坏习惯的根本，但我的精神永远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