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进一步增长须依靠大力度深化改革

　　新浪财经讯 2012年2月25日，由《证券市场周刊》《财经》主办的“2012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

　　高善文：谢谢主持人，今年是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来自于自下而上自发纪念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文章特别的，认真学习和体会这些文章，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人们自发纪念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真心感谢20年前小平同志以他巨大智慧和勇气冲破了束缚，为经济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纪念活动非常活跃，也有另外一部分原因，人们感受到20年后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性非常强，过去几年改革的步伐在放慢，改革动力在逐步下降，整个社会从思潮上来看出现了一定向左转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证券市场周刊》组织这样的讨论，讨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是一个非常应时和应景的题目。围绕这个题目，在这样特殊背景下，我也来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众所周知在过去30年以来，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以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使数以亿计的人彻底摆脱了贫困，所创造的经济繁荣，所受益人群和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当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把经济增长来源进行基本分类，放在东亚国家经济强劲增长和工业化背景下来看，我们容易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放在东亚国家并不是那么的令人瞩目和突出。在过去30年经济增长当中，大多数估计认为经济增长绝大部分，或者接近70%来自于非常高速的资本积累。最近几年情况很容易感受到，尽管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强劲，但是我们大约把每一年国民收入接近一半部分，形成如此高的比例，即使在日本和韩国非常强劲增长，资本形成最高峰也是远远没有达到。

　　如果将经济增长扣除掉资本积累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扣除掉劳动供应增长的贡献，我们看到完全可以归结为全要素生产力进步部分，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大，即便不是一个副职，但也许会在接近3%水平，其他一些估计，甚至认为比这样水平更低，这样一个全要素生产力进步，放在东亚国家背景来看，实际并不算非常的快。在十几年以前的时候，当东南亚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在爆发前一段时间之前，西方学术界已经在讨论，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相当多部分来自于非常快速的资本积累，而从长期来看，这一点是注定不可持续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比较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关于经济增长背景，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我们不仅是从一个相当贫穷，相对落后，相对封闭状态进入现代化非常快的进程之中，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还体验了非常巨大经济体制变革，而经济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来讲，是通过建立一个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以自由价格体系为指导，以开放贸易为重要驱动力量现在市场制度，有助于提升经济进步速度，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如果考虑这样特殊背景，并且假设我们试图能够将体制和机制变革因素提出来，作为中国如此落后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能归结于技术进步比例，即便不非常少，但放在全球经济增长背景下，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也并不是那么的令人印象深刻。

　　那么站在2012年今天，站在小平同志南巡20年后今天，我们来检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还有另外几个方面非常深刻的意义。第一个，我们有必要认真重视风险因素，制约因素，在过去60年的历史上中国始终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并一直抱有工业化雄心，在50年代我们心中理想是苏联，我们希望走俄国人道路，这条道路现在看起来注定是要失败的，至少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在80年代初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心中模式是日本模式，当时日本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中国也向日本送去大量留学生。

　　但是，随着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现在回头来看日本的经济模式也有非常深刻的内在问题。所以，中国人向日本人学习的浪潮实际上持续的时间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找到一个新的老师，中国觉得我们应该以美为师，至少对知识界来讲，觉得应该全面向美国模式看齐，其核心，我个人理解应该是自由市场制度，自由贸易等等这些作为现在经济制度支柱，但是非常不幸，4年以前美国出现非常严重经济和金融危机，当然对美国经济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非常大影响，但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来讲，我个人看法和体会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改革丧失了目标。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动员中国社会达成一个共识，设定一个目标和路径，使得中国改革开放朝着这个方向走，从外在环境来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几年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动量，看上去在明显下降。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在小平同志南巡前后，他老人家曾经教会我们，全心全意把经济搞上去，随着美国金融危机遭受非常严重的冲击，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奉行绝不当头的战略等等都是令人疑问，即使中国继续奉行韬光养晦，回顾过去几百年历史，一个大国崛起过程当中，即使想安安心心做老二，恐怕也是求之不得。这一点我个人看法，是我们在以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不能面临的问题，在技术层面我们所面对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丧失了美国领导，全球自由贸易潮流看起来在明显放慢。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是否有能力，意愿去继续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向着更加自由的方向去走，这方面也存在疑虑。

　　但是，如果伴随着美国经济不断衰落，对于中国进一步增长也会留下长时间的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毫无疑问我们面对挑战和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艰巨，无论是80年代初联产承包所有制，还是90年代初国有经济民营化浪潮，在技术层面上，改革技术层面上我们面对问题是相对简单，用自由市场方法来组织农产品供应和行销是相当简单，并且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完成，对于大量轻工业企业来说，对于生产牙膏，牙刷工业企业来讲，在私有产业改革和民营化基础上去开放竞争，并不是那么复杂。但是，对于铁路运输体系，对于股票市场，对于现在银行体系，对于电信，对于很多很多其他的行业来讲，即使我们要按照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方法推进改革，由于技术上原因，由于这些产品在技术上限制，自由市场制度建立和维护本身在技术上是异常复杂的。

　　如果我们去看过去几十年在西方国家铁路行业所经历的改革，农产品改革市场化非常容易，你需要冲破的只是意识形态障碍，但是对于铁路，电信，航空，金融等等非常多的行业来讲，如何将自由市场和充分竞争的原则植入到市场制度自动运行过程之中，在技术上并不是非常容易简单完成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相对容易自由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完成市场化的改革，而在很多非常复杂领域，整个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即使在意愿上来看，也不是非常充分。而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些改革必然涉及到对利益的调整，而对于利益的调整，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来看，在现在背景下显得尤为困难。如果通过自下而上推进农村联产承包制，对政府来讲乐享其成，比如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体系，我们看不到自下而上推动力量，要克服利益上障碍，还有技术上限制，这一点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无异变的越来越困难。所以，从技术上进一步推进改革，不仅遇到技术上障碍，其实在改革的意愿上也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问题，从国内经济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一样，中国经济有非常强的增长和非常强的资本形成。我相信绝大多数观察家都无法相信，接近GDP5%速度，在未来10年，未来20年可以继续维持。如果合理预期，在未来10年之内资本形成，比如掉到40%，甚至40%以下水平，从长期来看甚至会掉到30%以下的水平。对于持续依靠高速资本形成来推动增长的经济体而言，资本形成的比例注定不可维持，也投下长时间阴影，使得这些阴影更加严重第二个问题，从大量草根证据，许多市场证据研究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再加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过程可以继续支持增长的力量正在快速耗竭，从人口结论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入人口负债，这样一个转折点应该是清晰可见。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过去几年劳动力市场数据来看，这一过程可以维持增长潜力应该也越来越小，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依靠经济内在自身，快速的资本积累，快速供应所支持的增长看起来越来越难以维持，经济增长必须在其他的层面上找到进一步的动力，如果中国有决心的话，在未来20年之内成长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广大经济体。

　　但是，如果说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增长必须依靠非常大力度深化改革。那么，无论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从改革可以遵从的目标来看，还是从改革继续深化，在技术上所面对的阻力和障碍，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个人体会，这个也许是最近非常多的人自发，真诚的，充满深情纪念小平同志20周年一个很重要背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几十年，落后经济体增长和发展过程，另外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是，在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这样一个平台过度过程中，能够成功实现这种转折的国家并不是非常多，实际上也许更加多数国家在一个中等收入平台上就停滞下来，甚至整个相对发展水平陷入非常长时间，非常缓慢的增长，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跨越这样一个中等收入陷阱所造成的约束，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陷入到一个比较长时间低增长，即使现在来看都是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和背景，我觉得《证券市场周刊》在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背景下，设定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这一题目，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这个动力来源于哪我不知道，但是对于这个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和风险，我简单谈一谈自己的个人体会供大家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