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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毅:企业长治久安有三个要素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3-30 13:56 来源: 新浪财经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教授何志毅(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教授何志毅(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年3月30日,由厦门市工商联、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新华都商学院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创业领袖高峰论坛”在厦门召开。图为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教授何志毅。

  何志毅教授: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先说两个题外话,之一是84到87年在市场经济革命开始的时候做过三年的企业,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觉得是非常的珍惜。我想无论我们的前辈还是后备都不再有这样的经历了。然后就回到福州去工作,92年转到学界,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都学习和工作过,在欧美的大学做过学者,也做过进修的学生。从来没有回到厦门做过公开的学术交流会,这次回来非常的亲切,我自己也希望以这个为起点,把前缘再续起来。

  我那时候创业做的是国有企业,起点是在厦门,今天我们也看到,厦门已经完全今非昔比了。

  第二,我今天讲的话题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作为学者,特别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以此来为整个世界文明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20多年前,北京有一个政治笑话,说一条路上跑着三辆车,一个开车的克林顿,一个是戈尔巴乔夫,一个是邓小平,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主义,一条是社会主义。20年前的笑话从今天来看更体现了邓小平的伟大,世界上有15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还剩下5个,这5个是中国、越南、古巴、北朝鲜、老挝。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在坚持社会主义,苏联已经放弃了,我个人觉得邓小平放弃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它有三大特征,公有制、市场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我们的话叫共产党领导。邓小平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将心比心,老一带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探讨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幸的是在上一个世纪大规模的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件,或者是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事件以失败告终,但我相信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心里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他们只是希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出一条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理念。但这一条道路并没有总结出来。这个道路的总结是我们大家的事情。今天我讲这个主题也是从某一个角度从这套道路和这个模式做一个思考。

  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或者说更加的弘扬社会公平来走出一条有别于美国和欧洲的社会道路出来。我想这个是摆在我们全国人民面前一个很严肃和重大的课题。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前两千年没有的,我想也是后两千年没有的。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恢复到了数一数二的地位,以后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经济又跌到中华民族历史的最低点,第二个一代人又能把他提高到最高点。

  回顾我们这一生,无怨无悔。虽然有很多的波折和思想的困惑,但这个精彩的时代不会再有。为什么中国能够这么快的富起来,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能够成长这么快,富人富得这快,是因为我们四千年不遇的历史大机遇。所以我们在座的人都要珍惜这种历史机遇。有机会的要创业创新。这个是英国经济学家写的一本世界经济史的数据,有人说未必准确,但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套数据,根据他的数据中国在过去两千年来,除了近代之外,我们一直在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上,我们所谓的GDP总量一直在世界的1/4到1/3,到了鸦片战争以及两次很大的内乱,然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极其的贫穷,所以我们跌了多次历史最低点。但是改革开放使我们迅速的起来了,到了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日本是1968年登上世界第二的宝座,现在我们赶过了他。而且没有人怀疑,我们会超过美国。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可以说主要不是经济问题了,而是在现在这种经济发展条件下如何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制度和文明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这个就要回顾到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和温情上。

  我引用一段前北大教授钱穆的话:凡读本书者,应先具备下列信念:第一,每一个自认为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都应该对本国的知识和文化有所了解。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对本国的知识和文化的了解。

  第二个,所谓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必须怀着一个对这个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否则你所了解的那些知识不过是一些外国史的知识。

  第三,一个民族凡是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而且抚绥着一种温情和敬意的人数越多,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越大。

  第四,这个人数越大,他就不会把当下的过错统统猥亵给古人。

  我想讲的新商业文明主要是针对企业家群体,针对富人群体讲的。另外,我引用一段前北京大学校长(美国人)丁伟良在1901年写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汉学精华》,他在1901年著作的开篇里写到: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我们可以轻易的预见,两个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将会比远比过去大得多。当中国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开发出广阔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并用现代科学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跻身于世界三四个最强大的国家之后,你认为全世界还会继续对它过去的历史无动于衷吗?

  我们还有语言,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也将成为西方各大学的研究科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在想个问题,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有没有商业文明史,有没有企业史,接下来要问中国的企业存在了多少年,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企业还能存在多少年?昨天我们一起吃饭,其中有几个朋友都是在厦门80年代就创业的企业家,幸运的是即使他们历经波折和委屈但今天仍然还在茁壮成长,他们说剩者为王,剩到今天还不容易,但是还能有多久?中国有30年企业吗?有。我最近写了一个书评,1984年创立的海尔和联想、万科都会迎来自己三十年的历史。有没有100年企业,中国银行刚刚庆祝他们的百年。我们问中国有没有一千年的企业?或者是未来有没有一千年甚至一万年的企业?我想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企业能不能长治久安?有三个要素:第一,有没有长治久安的意愿。我们到浙江去调研,浙江的青年企业家会员60%是二代企业家,在会上所有的企业都说不愿意把企业传给二代,私下他们跟我说他们都愿意传给自己的第二代,他们说因为社会对我已经很仇恨,我们再说传给儿子社会会更仇恨我们。作为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你传下去。如果一个企业家如果世世代代传下去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就会更强。如果一个社会逼着企业家都不想把财富传下去,就在自己手上毁灭掉,那一定巧取豪夺。第二个企业家有没有长治久安的能力。第三这个社会有没有长治久安的能力。我们找到两名寿命最长的企业都在日本,都超过一千年。一个是叫金刚组,一个是温泉酒店,第三名的是法国的一个企业。最后一名是225年的历史,是美国的一个酿酒企业。中国没有,很遗憾。为什么?因为它的条件是要有财产传承关系,而我们革命了。你今天有财产,还会革命吗?我们希望革命吗?

  日本的天皇从来没有被推乱过,中国的朝代都很短,秦朝15年,隋朝37年,汗朝426年。中国有没有长命企业?品牌上有。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企业,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如果按国家来算还是行的,中国银行前面是大清银行,民间的企业我们来找的话,品牌有,财产传承关系没有。比如广东的陈李济,比较有名的是荣宝斋。所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到这个时代截至了,1949年。当然有人说得更早,剑南春是唐代武德年间,我查了一下是公元618年至625年。中国的历史上有没有富人的大企业?我们找到最早的是史记的《货殖列传》中的商人22人。管仲、陶朱公、子贡,他是大商人。巴寡妇清,在四川一个冶铁的人我们在讨论这个是工人还是仆人,如果仆人就更不得了,那时候就有一千人的冶铁厂。桥姚,说有四千匹马,另外还有种植业,还从事金融业。那个时候商人就很富,商业财产和商业组织从来没有传下来。司马迁不仅记载了22个大商人,还记载了99个小商业人。当时司马迁说,当时的富人富可敌县,在农业文明的时代,中国是全世界最富的。而且知识分子并不仇富,司马迁说,企业家很好,不见得都要去从政。那几千年没有变化,那时候的农村跟春秋时代是一样的,我们延续了两千年。

  到工业时代,新的格局被打破了,八国联军,《北京条约》,不能说我们是蛮夷了。光绪皇帝有一段话跟邓小平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落后要挨打,不仅有理念还有政策,1906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对济公的奖励,最好笑的是,如果谁能仿造西式物品畅销内地者,可以成为副厅级干部。对管理者的奖励也很细,1907年放宽了,只要能够筹集50万美元,就是五等议员,就是我们现在的处级干部。

  当时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苏联是走不通的,邓小平当时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量化的目标,到1980年时候翻一番,到500,到了2010年我们就突破了人均4千美元,按照GDP大概是7500美元左右,这个是他提出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的另一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所以不会贫富悬殊,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悬殊的系数从来没有下降过。习近平最近有一个讲话,十七届六中全会有两个文件,上面用了8个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一个决议。用了100个社会主义的名词。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党和政府首要任务不仅仅是要发展经济,而且是要追求社会公平。是有国家主流价值观决定的。

  我们是管理学家,我们教会的是富人怎么赚钱,我们搞品牌,怎么搞营销,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我们也关注社会和国家的边界关系,尤其是走到世界各处去,都在批判我们的企业不象话,破坏环境等,回家一看果然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座的企业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看这个社会。当然我们毫不否定市场经济,我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创造一种市场经济的机制,使这个社会的人想赚钱但是要为人民服务才能赚钱,你想赚钱吗?你就要看社会之有什么需求。

  市场经济决定计划不出来男人的脚要被捏一捏。市场经济就有人想到要为中老男人的脚和为小女人的手服务。这个是计划经济怎么都无法计划出来的。更好的例子,我们谁也不要有一个虚拟世界,要用网络来作为人际交往和商业的工具,市场经济替你想了,思科为你想了。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赚钱,这个是市场经济最大的魅力。但是,市场经济也产生很多问题,中国我有一句话从两面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到德国去做评选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那个接待我的教授是德国管理学者主席,一个老太太,他知道我们在评选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他为我们举办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研讨会,所有的人拿出数据的图片都说中国的企业破坏社会,怎么假冒伪劣,怎么不诚信,怎么破坏环境等,弄得我们很汗颜。最后,还要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我们20多个学生坐在下面也不能不说,我们说很遗憾,我们在重复走你们的道路。但我相信我们这条路会走得比较快。我们真的知道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很差,我们就找他们过去历史上是怎样的,这个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只是我们无奈没有跨越他们。

  市场经济的问题他们也一样,我们大概现在也很严重。我们的习惯很严重,有一个同学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国人的一天,早上起来穿上冒牌运动服,出门买两根地沟油炸的加上洗衣粉的油条等。我们真的是有过之而不及。市场经济一些黑心企业家造成的。社会弱视群体这个问题,不是市场经济直接导致的,而是间接导致的。中国的穷人比过去好一些,但比富人比差距更大了。我从福建的农村上大学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我有机会下到贵州的农村,一看,比我当时在附近农村还穷,这种贫富悬殊太大。根据经济学界的说法是超过0.4,是严重的贫富悬殊。如果我们不注意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也要为这个事情尽一点义务。中国的富人什么状态?高净值人群是3000万人民币以上的叫富人,这个人群是60万,而人均纯收入在1500元钱以下的还有8000万人口,这个是中国的事实。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现在最公平的是高考制度,有人统计一下表面上公平,但表面上不公平,因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农村的考生占62%,能进北大的10%。

  中国还有河流治理问题,罪魁祸首是企业。标准的说法是石油42年,天然气60年,煤炭122。中国的资源问题也很严重,中国的企业还伤害了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这个问题也很严重。我今天讲的是对企业家讲的。这个问题的理论是什么,企业就想把内部成本最小化,环境破坏了你去治理,政府花了1200亿人民币来解决这些问题,把成本推向社会,社会肯定会希望把这个成本推给你,在新政时期,把富人的税收提高到90亿(最高所得税)财政税提高到77%。政府就加税,企业跟社会在博弈,但是这里要有一个合理的边界,企业过分的把成本推向社会也不对,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在西方指企业超越社会的普通法律法规用内部成本来消化社会问题。在中国不是这样,我们是含依法纳税,含遵守政府的规矩来消耗最低的环保标准,我在上海讲课的时候,一个宁波的官员说,引进一个重大的项目,欧洲大企业来了,最后他就问一个问题,能不能在三年到五年降低排放标准,以后慢慢补上来。我说坚决不同意。企业用超越社会允许的标准来解决环境问题,最后这个商人选择了宁波。

  主动跟被动也不能全部靠被动,我们这次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我们的企业家应当社会道德水平应该高一点,我们那么多共产党员做企业家,那么多信道教的人能不能比西方做得好一点?我们再看看,企业为什么要负社会责任?因为在多元政治体制下,在持续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越来越处于强势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大公司无论从市值还是从利润上来看都不比国家差,我们可以看到,我关注了十几年,世界五百强的大公司跟国家的GDP排名最高排到21位。我们国内的情况,国有企业跟省市的GDP比排在中间,更有可比性的是,纯利润跟他整个财政收入比,工商银行纯利润是(2011)年是1294亿。像沙钢这样的企业可以跟太原比,利润的话紫金矿业是48.2亿。所以企业这么大的资源,不可能只管自己,不管社会,如果每个企业只管自己,不管社会那这个社会会有很大的问题。如果管一点社会,这个社会就会好很多。

  为什么企业要负社会责任?因为多元体制下,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很多菁英。

  最聪明的人只想自己行业和企业的利益,搞出一套方法来蒙社会,跟政府博弈,跟消费者博弈。所以就导致金融政策的放松,不负社会责任。我们还有条件我们有儒家传统,有共产党理念,我们也跟国际社会接轨,重要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中国菁英阶层的形成。中国很复杂,这三十年我们要建立一套市场经济体制,在转轨阶段这个转轨至今没有完成,我们只有三十年,他们两百年,一个阶段解决一个问题很从容,我们要压缩一下子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很难。有一个公益事业大家都可以做。我主要讲福建,我们来看三个排行榜,一个是胡润排行榜,慈善冠军是曹德旺、曹晖父子。福布斯排行榜,我更看重的是民政部的一个排行榜,我们可以看到福建的GDP是排名12,但福建的捐款数八年累计起来的数据遥遥领先广东,企业家人数仅次于浙江,福建的GDP是12,而且我也在猜想爱用个人名义捐,连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北京是第一,广东是第二,福建也仍然是第三。充分说明,福建人是很有慈善精神的。现在福建有三个慈善家代表:一个是陈发树,曹德旺,黄如论,他在最近几年每年都捐10亿现金。

  我只有觉得背後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妈祖文化,因为这样一个女神其实是公益女神对闽商精神的潜移默化是很深。第二个是背井离乡的爱乡情节。第三个是朱熹思想。

  我发起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已经有六、七年的历史。最后花一点时间,最后来介绍新华都商学院,试图打造创建具有中国内涵的世界一流商学院。定位在创业、创新,我们励志培养中国的创业者和二代的企业家。我们跟教育部,跟世界的一流大学也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奇迹,十年创造一个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去年我们的本科招生成绩在福建排名第三,仅次于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我们的目标是要接近北大、清华。我们现在正在办MBA。4月3日我们在北京成立了新华都商学院经济研究所,这个是我们跟北京大学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PPT)我们跟台湾政治大学了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我们拜会了台湾领导人。新华都商学院愿意用民营企业家的民助公办走出一条为中国培养企业领袖的道路。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但我们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让我们再一次为这个伟大的梦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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