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董事长李大钧：艺术进万家

　　《创意英雄谱》：什么原因让您决定成立百雅轩？为什么叫百雅轩这个名字呢？

　　李大钧：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产业还没有今天的创意产业这样的提法，实际上大家都是在一些相对传统的产业里头，比如出版行业、图书行业、印刷行业、设计行业等，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想找了一个支点，很不容易，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或者我所擅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但是当时日本的二玄社的机构做出了为台北故宫啊等复制艺术品的时候，确实刺激了我，我想还有这样的一种出版形式存在，二玄社复制台北故宫的古画，应该说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很大。这个行业比我原来所做的出版行业、比如画册的出版、图书的出版似乎有不同，而且和我们原来所做的低端的，比如说挂历呀、装饰画这个层次也不同，实际上它属于一个高端的美术传播和美术消费市场，这件事就给了我灵感，为什么我们不去创造一种条件，去做属于我们的产业呢？当时二玄社也在尝试复制北京故宫的，或者国内的重要的博物馆的作品，我判断他们也可能要和国内的艺术家们接触，去做一些大家的作品，我说这个我要做。于是百雅轩就成立了。我们的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你看二玄社和百雅轩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说雅是我们的标准和追求，百代表着我们的一种范围，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手段。我希望它是百雅，而不是一雅，所以就起了百雅轩这个名字。

　　《创意英雄谱》：听说公司成立之初，还有位贵人相助。您在很多场合说过他是您和百雅轩的恩人和导师？

　　李大钧：是吴冠中先生。如果没有吴先生的支持，如果不是从复制吴先生的作品来开始我们的项目，我们不会走到今天，所以我一直把吴冠中先生当做百雅轩的贵人，当做我们的导师，有关百雅轩的故事，如果要讲下去的话，确实它离不开吴冠中先生。记得03年5月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想去拜访一下吴冠中先生，想就公司的发展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于是我就给吴老打电话。可是没人接。我联系不上他。百雅轩刚成立的时候正赶上了非典。我也不好去登门拜访。这样我就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我已经成立了一个叫百雅轩的公司，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想尝试复制一些古代的作品的复制品，还有一些公司的计划等等，当时还没有想到去做吴冠中先生的作品。当时只是希望去拜访他，跟他交流一下。大概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成立两个月之后，吴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收到你的信了，但是我这些天我住到我另一个地方了，说他正好有一个活动，希望我去参加，然后见个面，就是这样我又接上了和吴先生的联系。也就是在这个活动上和吴先生重新见面之后，当然很高兴，接上了联系，我也谈了我的一些想法，吴先生我们就很快地就开始商量怎么做下一步的事情，吴先生给我指引了很多渠道，他说有一个叫柯罗版的复制工艺非常好，是最好的复制中国书画，中国水墨画甚至是他的作品的技术，他说你去试一试，我告诉你找谁找谁，他就给我开了一个线索。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进一步地来推进这个工作了，我很快组建了柯罗版的工作室。

　　《创意英雄谱》：您刚才说百雅轩是从复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开始的，是怎么开始的？

　　李大钧：我们从2003年9月份左右就开始复制吴先生的作品。在这之前我也想过做他的画。但是我不知道吴先生会不会答应，或者用什么方法做，实际上都没有特别地想好。比如之前我们想去做博物馆的古画，我们还设想做一些壁画的缩小版，做一些中国当代的书画家、书法家的复制品等等这样的规划。但是这些都很不容易。因为书画行业和印刷行业关联度很高，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尝试，但是投入得多、产出得少，尝试的多，成功的少。应该说这个行业是一个不大好进入和不大好产出的一个行业，但是我们恰恰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筹备来准备做书画的复制，但真正的第一个合作伙伴还是吴冠中。在拜访完吴老之后，我提出想复制他老人家的作品。吴老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令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很荣幸。然后就开始了复制的过程。

　　《创意英雄谱》：那复制的过程是怎样的？还顺利吗？

　　李大钧：很顺利，总体上是很顺利的，因为我们找的技师，包括我们组织的人员的力量啊，应该说水准都是比较高的，还有我们的很多的硬件的配套也是不错的，基本上是在一个高起点上来完成的，所以总体上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开始我和吴老商定是复制他的十件作品，那时候吴先生的作品已经很贵了，在03年的时候，他的作品在香港已经卖出了二三百万的价格。吴老把他的作品是当孩子看的，很精心。这十幅作品中像《鹤舞》都是他吴老作品中的精品。这样的作品都是原稿。出于我的责任和担心，我当时跟吴先生说，我说每天我亲自来取，晚上我再送回来。然后每天我早晨八点开车到吴老那儿把画拿走，进行一天的工作，晚上我再把画还回去，每天都是当天取当天还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每天我取送的都是几百万的东西。

　　取送的过程也是比较漫长。比如第一次取作品，可能是开始拍照的过程，要通过几天才能把这个作品拍完，然后还回去，我们的技师开始修复、开始整理，然后开始下一个过程。往往就交织着，这件作品开始进入绘制了，到修改阶段了，我再去借第二幅来复制，这中间往往要穿插进行，然后等一个作品进行到一定程度，开始比对颜色的时候，我还需要再去借画，再来对照。所以如果就一个单件作品而言，如果没有十次、八次以上的来回的取送是不可能完成的。到我们这十幅作品完全做完，实际上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十件作品，我相信我至少跑了得一百次。我觉得跟吴老的合作很重要，这是百雅轩的基础。

　　《创意英雄谱》：您和吴老是因为什么结的缘，为什么吴老那么爽快的就把作品交给百雅轩来复制？

　　李大钧：这里面呢，我觉得我和吴先生有一种天然的机缘，这个机缘就是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因为对于一种文化艺术的爱好，我组织过一套丛书的出版，其中有一套书叫《学人游记》丛书，当时我们选的名家有季羡林先生、有钟敬文先生，有刘心武、有张中行先生都是很著名的文化大家、文学家，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吴冠中先生。我跟吴先生联系，我说我们希望出版一本这样的书，这个书里边有您，您同不同意，吴先生说我书啊出了很多了，好像不知道值不值得出版，怎么样选编呢？后来吴老没反对，就说那试试吧。后来我说您把文稿给我，我来选，我来替你选编这么一个游记、散文的合集。

　　吴先生有两支笔，一个是画笔，一个是写作的钢笔。实际上吴老的文字功底也很深厚。要从他的众多作品中筛选出，哪些属于游记，哪些属于和游记有关的散文，哪些属于美文。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一些专业的训练和对他的足够的阅读，这个书不好编。我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选编完成。我选编完之后，吴先生看了之后比较认可，我记得还增加了三篇他新创作的散文。

　　当时这本书出的时候还有个特点，因为它和游记有关，和吴先生的风景有关，我特意选编了几十幅吴先生的风景画和这个文字、散文进行匹配。那么这本书很快就出版了。这个过程因为进行得很好，吴先生这个书出得设计得很精美，读者也很喜欢，吴先生对这个合作的过程呢，也很满意。所以也可能是我们后来进行合作的一个铺垫吧。当然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是我几年后创业之后进入美术界的一个机缘。

　　所以后来我常想，如果我们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或者不完美，也可能就没有以后的故事，我相信这次合作应该给双方以后的合作是打下了一些基础的。

　　《创意英雄谱》：后来这些复制品吴先生满意吗？

　　李大钧：做的时候所以我反复地督办这个团队，一定要要把作品做到吴先生满意，一定让我们这个产品经得起考验。

　　后来的成品吴老看了之后非常满意，他认为认为这个作品非常好。实际上从04年开始，吴先生就开始了为我这个复制品的签字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复制品做好之后，吴先生说非常好，这些比较好的作品我应该签上一些字，证明我对这个作品认可，对这个质量的满意，并把它作为百雅轩今后展览的样品。实际上这是个意外之喜。也是通过这件事，我们逐渐确定了今后百雅轩在运作复制品，或者其他版画出版项目中的限量性和艺术家签名进行管理的这样的一套程序。

　　《创意英雄谱》：这十幅作品的复制品是什么时候面的世？

　　李大钧：吴先生作品真正我们开始面世，我记得是2004年的6月。为什么记得这个时间呢？因为这一天是我为吴先生举办一次，举办他的一个特殊展览的日期，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我们第一次推出了我们的柯罗版的这样的一个复制品。

　　《创意英雄谱》：第一次展览，说说这次展览吧，是什么机缘促成这次展览？

　　李大钧：是这样的，这次展览是一个特殊的机缘，我记得是2004年的2月份的时候，刚刚过春节，吴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大钧你来看看，我发现了一张大画，我发现了一张难得的大画，你赶紧来看看吧。他请我去看这个画，我去了以后看到了长达六米多的一个画在纸板上的油画的长幅，开始我们叫油画长卷，实际上它不是卷的，它是六块板子组合的。这个作品吴先生当时叫长江画稿，这个作品。是他为1974年时候前后为北京饭店所创作的一个大型的壁画稿。因为这件作品创作好之后呢，赶上了文革的批黑画运动，所以北京饭店壁画创作工程就夭折了。这件作品也就被吴先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后来他的大儿子吴可雨找钥匙，在他们家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头翻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正是这幅遗失了将近三十年的画作。吴先生就像遇到了一个多年失去的弃儿一样，非常兴奋。所以他说看看能不能救回来，就赶紧请这个装裱师重新脱裱。完成后这幅画还是那么漂亮，那么完整。

　　吴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李大钧先生慧眼，见到托裱后的《一九七四年·长江》真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立志将此史卷推荐世人。所以我对吴先生说这画太好了，我说我来组织出版，组织展览，我要把这张画推荐给社会。

　　当时这幅画还不叫《一九七四年·长江》。当时跟吴老商量这个画作的名字嘛，我说您这个名字准备叫什么呀，他说我想叫长江画稿，或者叫长江万里图什么的，后来我想一想，给他提个建议叫《一九七四年·长江》。吴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听我说这个名字，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长江，是跟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的，他就采纳了我这个名字。

　　后来我们还专门为这个作品吴先生为它签名，组织了一个小型活动，在我主持的摄影师还有摄像的一个见证下，吴先生给这个作品正式签了这个名字。

　　我们就策划准备做一次展览。所以我选定了在中华世纪坛，我们去租用了中华世纪坛的展厅，我跟吴先生说，我要在中华世纪坛选最好的展览，推出这件作品，时间定在2004年的6月，准备展20天，吴先生当然全力的配合了这个展览。所以那个展览很成功，宣传的很到位、盛况空前。当然伴随这个展览的时候，因为展厅很大，只展一张画先得比较空，所以在这个展览的同时，把我们做的复制品，其实当时十张没有做完只做了七幅，一起展出，作为一个陪衬。那个是长江的面向社会的亮相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珂罗版的作品的亮相过程。

　　《创意英雄谱》：和吴老合作了这么多年，吴先生和百雅轩的合作成果有哪些，您如何评价这位老先生呢？

　　李大钧：百雅轩和吴冠中先生，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缘分，我一直讲吴先生，首先他是百雅轩的导师，是百雅轩的恩师。我甚至在很多场合讲过，没有吴冠中先生就没有百雅轩。这些年的合作，我们为吴先生出过十几本画册，办过大大小小超过20个展览，做了超过300件以上的复制品和版画。这个过程，我觉得我非常地感谢他，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推动，百雅轩这个机构才能走得这么顺利，甚至开辟了一些新的道路。虽然吴先生已经走了，但是我们对他的推广工作，对他的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的工作还在延续，我想这个故事还会续写下去。

　　吴冠中先生包括他们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艺术家，首先他们是非常有理想、有道义、有责任的。吴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大师，实际上他和市场这些关系离得很远。他所追求的，我理解一个创作好的艺术品、画好画，这是他一个追求。第二，他希望把好的艺术传播给社会，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这样一个理想和情怀。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百雅轩跟他的合作，还是在这样一个主题下进行的。我觉得我们的取向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是用一个企业的方式在和他合作。但我认为我还是做了一个还是一个值得做的、有道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点上大家是契合的。如果我们的指向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们是一个玩票的分子，我觉得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就像我们再去寻找一个艺术大师作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往往此时可能艺术家也在寻找能够跟他进行良好合作的机构一样。百雅轩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为艺术家做了一些事情。

　　《创意英雄谱》：2011年底，百雅轩获得了IDG的6000万风投，您对此怎么看？

　　李大钧：现在百雅轩这个机构已经成长为一个将近200人的一个文化艺术机构，它成为了一个具有文化创意产业特性的一个现代画廊和现代的艺术品公司，它也有一个9年的发展过程，我们现在也引进了具有国际性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我们在去年年底引进IDG等战略合作伙伴的时候，有媒体评论说这是国际主流资本第一次投资中国的文化艺术机构这么一个事件。我觉得很荣幸。

　　当然我更主要的看到的还不是第一次不第一次，在我看来是百雅轩终于经过多年的努力，企业的价值开始被社会所承认了，甚至被社会的资本所承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觉得百雅轩要实现很多的转换，我们身份的转换，企业的身份的转换。过去百雅轩主要还是一个股份制的一个私人或者民营的一个艺术机构。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意义下的，逐渐地要公众化的一个机构了。因为这个企业确实有可能争取未来，比如说要在资本市场上市等等目标。这个对我们这一代文化经营者、市场经营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开始一个重新上路的过程了，重新面对一个挑战的过程。所以我希望未来两年甚至今后的百雅轩，我希望它更开放，我希望它吸纳更多的人才，能够创新更多的优秀的产品，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的评价，能够取得更大的商业上的成绩。我觉得这个机构就是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路上。

　　《创意英雄谱》：听说您规定在开董事会的时候，熊晓鸽和李建光这两位成员必须要在，为什么呢？

　　李大钧：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现在这个企业的股东、董事会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董事会。我甚至开玩笑说，我说你们比我都强。我是一个小人物领导了一些大老板，我们开始了一个这样的组合。我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因为避免累死我们的三军，我希望董事会发挥真正的作用。因为我讲了百雅轩要开放，开放就从董事会的工作机制上进行开放。我的董事会成员，里面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同事、有我的朋友、有我的投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面对的使命是一样的，我不是把他们当做甲方和乙方，我认为这是一个团队，我们都是这个企业的拥有者，也是我们这个企业的责任者。所以在这点上，我希望每个人都发挥他们的作用。

　　《创意英雄谱》：从国外这种比较成熟的画廊和艺术品产业运营的机制相比，您觉得国内在这方面的运作上还存在着哪些差距？

　　李大钧：中国现在到改革开放30年多一点，文化产业或者艺术产业发展的历史更短，我几乎是作为第一代艺术产业的经营者，或者第一代稍后的跟随者进入这个市场的。转眼将近十年了，我们是用十年的时间，在走西方几十年、上百年所走过的这个道路。所以如果从西方或者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比较来看，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其实我看到企业的问题比较多的，成绩反而比较小。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经营者所面对的特别的处境吧。

　　现代画廊业在西方已经形成非常完整的代理制度、诚信制度、合作制度，我觉得这方面在我们中国目前的现状上，还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体系。我们的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不给，我们的人才的集聚和供应能力不够。我们短时间内所爆发的，或者说因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这种问题比较多。因为画廊业、艺术产业，它需要的是一个步步为营、精耕细作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走得太快了，这也是社会比较浮躁的原因。那沉下来做事情的人，普遍来讲可能还做的不够理想。所以这个差距是一个系统中的差距，或者因为这样一个系统产生的更大的差距。换句话说，不是说简单地跟西方来比，我们存在多大的差距，而是我认为是和我们理想的状态比，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创意英雄谱》：您觉得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李大钧：那是大同社会，但是我想很难。它包括社会的诚信体系、法律体系、监督体系，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企业的作为企业法人的价值、它的责任，它作为企业公民价值的确立，我觉得等，这个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创意英雄谱》：文化产业如何走出去？

　　李大钧：实际上现在我们都在面对一个课题，比如说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层面上是中国文化怎么走出去，从企业的使命上来看，是我们所服务的艺术家，我们所开放的艺术品怎么走出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百雅轩它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它希望我们的艺术家、我们代理的艺术品、我们开发的艺术品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在更大的空间甚至更大的社会背景、甚至国际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传播它们，我觉得这是一个机构我们定义它的价值。走出去也是我们企业的目标。但是文化产业、文化企业怎么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很多企业所面对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去的走出去，主要是到国外去办一些展览和交流，我们的阵地或者我们的经营场所没有走出去。我们只是参加了一些博览会，或者在对方的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还是比较初级。百雅轩想在这方面尝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规划下，我们明年要在香港开画廊，先作为一个中转站，拓展出我们的市场。

　　《创意英雄谱》：百雅轩快成立十年了，您这些年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李大钧：如果说得大一点，在过去，这个动力来自于一种梦想，或者我说一种使命。我们都是理想青年，我们既然想到创业，我们想去探索我们自己的一条人生道路，当然就有这样的梦想，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动力。我今天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感动和感恩。现在我反而觉得，我这个创业、我这个经营不容易。因为有了这么多贵人，这么多恩人，我的同事的帮助和扶持，我现在感到了更大的动力。当然这种动力还来自我合作的艺术家们。

　　《创意英雄谱》：听说在百雅轩刚成立的时候，公司提出过百雅轩宣言？

　　李大钧：我们在企业成立之后，在小范围内的企业内部，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叫百雅轩宣言。这个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百雅轩致力于推广中国最有价值、最有潜力的艺术家的艺术，致力于艺术产业化的创新实践，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以百年老店为目标。”我们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呢，就确定了两个指向，一个指向为有价值的艺术家服务，于是就有了以吴冠中先生、黄苗子先生、罗尔纯先生，到后来越来越增加的袁韵甫、祝大年、王怀庆、尚扬、罗忠利、许江等等的这样一个艺术家群体，第二我们定的目标，我们叫艺术走进家庭。我们致力于的是让好的艺术，让优秀的艺术品通过一个艺术的产业化的实践，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它的指向从成立一开始确定的就是一个服务于大众的指向。当然我们还规定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反思传统、勇于创新、诚信务实、自立自强、甘于寂寞，不尚虚华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它主要还是企业内部的一个共识，但是这些年确实这样的一个宣言在规范着，引领着我们往前走。

　　《创意英雄谱》：如何选择有潜力的艺术家做他们的推广？

　　李大钧：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挑选到，或者我们能够结缘到好的年轻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个依然是一个我们在路上的命题。我们现在开始建立我们的学术顾问体系，我们邀请了我们比较认同、尊重的学者，担任企业的学术顾问。我也经常利用不同的渠道，包括在我们的一个研究和决策体系里，广听学术界的力量，跟随学术发展的潮流，或者从这个潮流里，从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里，能够梳理到、能够结缘到我们所想服务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