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井伸之：索尼必须更快地将决策转化为执行

　　蔡成平 发自日本东京

　　出井伸之，索尼史上最具争议的经营者，从1995年至2005年，他带领索尼将年营收额从350亿美元升至700亿美元，十年内翻了一番，被美国《财富》评为“亚洲最具气势的经营者”，但也因决策失误导致索尼在诸多领域落后而为人诟病，《商业周刊》甚至将他评为“最糟糕的经理人”。

　　2005年，他提议自己及其他另外7名索尼高级董事集体退位以便于为后任铺路，媒体惊呼“一个美国人入主运行了59年的传统日企，意味着美国文化战胜了日本文化；一个传统制造业帝国交由一个不懂技术、不懂流程的圈外人士执掌，可谓病急乱投医”。但出井伸之则无奈地表示，“公司100%的人都认为需要改变，但90%的人不愿意改到自己头上”。在日本保守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下，出井伸之能达成这样的结果，没有点“死了也干”的强毅精神和谋定而动的沉稳是绝对做不到的。

　　从索尼退任后，出井伸之仍担任索尼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并创办了量子飞跃公司，帮助新兴企业成长，并担任联想、百度和埃森哲等公司的董事。他直言，“很多人认为，退休是生命的终点，但对我来说，退休只是离开索尼，离开一个大机构，但永远不能从自己的生命中退休。”在退任8年后，新浪财经在东京专访了他。

　　新浪财经：您1960年早稻田大学毕业时选择加入还是小企业的索尼，为何如此选择？

　　出井：这恐怕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年轻人应该选一家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我当时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看该企业是否有可能在欧洲拓展业务。

　　进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我当时做了详细的调查。通过我父亲的介绍，我询问了一位《东洋经济》社的朋友，我把相进的企业描述给他，他回答我“那样的话，只有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注：索尼前身)”。一家企业，即使当前规模还很小，但将来有可能有大发展，这样的选择标准在今天依然适用，只是放在今天，很多人会首选服务产业，但在我毕业时，大家首选的是制造业。

　　新浪财经：索尼创业者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出井：这两个人是我人生最大的相遇。当时不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只是听说井深的女儿和我是成城学院小学的同级。面试时，我非常努力地希望能打动他们，希望能被录用。后来我听说盛田昭夫觉得有个家伙冲着想拓展欧洲事业的目的而来而感到高兴。井深和盛田是战后创业家中最值得评价的经营者吧。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非常不同，面试完之后，井深告诉我，从明天开始来公司吧。当时我还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因此穿着学生服，每天去公司接受培训，整个大四暑假都是在公司度过的。

　　井深大是一位具有很深钻研精神的技术者，他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热心，甚至对把脉和超能力都怀有很深的好奇，我曾经被他问道“你知道月亮的背后有什么吗”，他将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倾注到了技术上。盛田昭夫也是技术出身，不过是一位具有“武士道之魂”的国际性经营者，他将好奇心倾注到了美国，对国际性事务充满好奇。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井深大、盛田昭夫和松下幸之助曾一起在美国取经，松下幸之助对白色家电感兴趣，而井深和盛田则对收音机等感兴趣，这让松下和索尼分别走了不同的发展之路。

　　新浪财经：索尼从一家不起眼的小企业发展到如今的世界级名企，为何索尼能成功？和其他企业不同之处是什么？

　　出井：索尼最核心的是技术力，抓住了技术主线。当时，在索尼公司有一位影响力仅次于井深大、盛田昭夫的经营者——岩间和夫，他是一位非常纯粹的技术者，把半导体从美国引进到了日本。随着半导体的增长，相关的软件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半导体的发展历史上，存在“摩尔定律”(Moore's Law，即半导体的积集成度18-24个月倍增)，事后回顾会发现，索尼的成长如同是按照“摩尔定律”绘了一幅精美的画。迄今，我都经常讲，做事要善于抓住主线，抓不住主线的企业，是难以发展。索尼在技术上倾注了全力，从而实现了技术革新。

　　索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井深、盛田、岩间等创业者的DNA和创业精神，转化为对技术的精益求精。从销售额80亿日元，到100亿、1000亿日元，不管企业规模如何变化，人们还是发自内心的爱索尼及其产品，“索尼族”在某种程度上如同是“宗教信仰”一样的情怀。

　　新浪财经：进入索尼工作起，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要成为职业经营者吗？

　　出井：与想成为“经营者”相比，进入索尼起就怀着要成为“专才”的觉悟，必须要学习掌握“特技”，当时我对经济学很感兴趣，加上我父亲也是经济学家，所以从20多岁起就一直阅读《金融时报》，边画边学，并写了许多研究报告，当时要求自己要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索尼。

　　新浪财经：职业经营者需要哪些资质和训练呢？

　　出井：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发现自己的潜能。比如，我喜欢认清状况并提出假说，因此经常在大脑中对相关状况进行分析并思考可行的假说，我曾经认为每个人都会这样，但在公司研修时才发现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这样做，自那之后才发现自己具有“假说构筑”能力。认识到自己才能治所在是重要的。才能绝对不存在于讨厌的事物上，而是存在于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事情上，与其弥补缺点不如伸展自身的优点。

　　新浪财经：伸展自身的优点恐怕并非简单的事，您是如何做的呢？

　　出井：的确如此。举一个例子，我刚进索尼时英语不好，学校教育业是以语法为主。但后来我发现与英语相比，我更擅长学习法语，下同样多的功夫，明显我法语掌握得更好些，后来想学德语，但学了几次都发现不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好恶，不喜欢的事情，没必要花很多的时间，喜欢的事情，则会事半功倍。索尼公司不也是如此吗？推出的许多产品是索尼人自身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新浪财经：回顾自己在索尼担任CEO的十年，您有哪些思考可供中国的企业分享？

　　出井：我在任CEO 的10年，索尼的变革可以分三个阶段。最重要的变革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全球化道路。从1990年开始，索尼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哥伦比亚图文公司，由此成为日本最大的电子产品公司。你可能看过索尼出品的电影，由索尼制作的电影成为一项全新的公司业务。国际合作带来了新业务，也要承担很多风险。这是索尼全球化过程的重要一步，也是索尼成为世界品牌的原因之一。

　　其次，便是完善了索尼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比如，透明度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都由创始人主导，像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李彦宏是百度的创始人，索尼的创始人是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公司治理”和“创始人治理”完全不同，创始人对公司的态度是“我的公司、我的钱”，但创始人不可能永远是拥有者。上市之后，意味着创始人不再完全拥有公司，其他股东也是拥有者。不久的将来，这种变化也会发生在中国。对中国公司来说，“公司治理”可能是最重要的。

　　新浪财经：您被誉为是最具争议的索尼经营者，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出井：在担任索尼CEO期间，我有过很多艰难时刻，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就像你上高中时，就很少提及小学时期的困难一样。索尼在我离开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席执行官有很多类型，我是一个喜欢改变的执行官。CEO的角色就是要为公司选择应该去做的事，你必须做出选择，你想做什么和你能做什么，两者之间截然不同。

　　当然，CEO也是一个特权体制，特权越多越痛苦。后来，我被评为2003年度“最差经理人”，我不认为作为一个管理者，犯了错还可以留下来。索尼在那期间转型的结果，可以去看每年公开的数据。我不在乎被外界怎样评论，我只知道如果当时不转型，公司就会落伍。可能我让索尼做出改变的时间太早了些，那时还是电视机的时代。

　　新浪财经：您接触过很多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您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出井：基本上没区别，都痴迷于工作，热衷于聊汽车、饮食之类的话题。他们脑子里正在想的以及接下去要做的事都很有趣。比如现在已经三十七八岁的人，有一些我在10多年前就和他们有交往了，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过来。他们偶尔会打电话来说说自己的情况、问问解决办法。我常跟他们说，成就进步的企业其实很简单，虽然我会一直在后面支持你们，但你们不要接受我的帮助。进步的企业是由自己开辟的，不需要别人指点，真正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参考一下意见就好了。5年后，我很高兴他们都做得不错，并能够保留自身的特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会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新浪财经：您在中国的联想和百度也担任董事，您如何思考这些企业的全球化道路？

　　出井：联想和百度都是中国的企业，但风格完全不同。联想的话，由柳传志做大做强，在香港上市，还收购了IBM。百度的总裁则李彦宏在美国成长和接受教育，年纪轻轻就创办了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是本土企业。以国界而划分企业，不如以IT产业或制造业等来划分更恰当。中国人说起来都很喜欢全球化，但需要更细化、更深入地看待全球化问题。

　　中国公司有许多走向全球化的机会，但我认为其全球化道路比日本企业更难，因为众多公司在本土市场上激烈竞争，在走向全球市场前，中国公司必须要在本土竞争中胜出。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把许多资源用于海外发展，自然无力顾及国内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何时开始全球化布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而定。

　　新浪财经：索尼经常被拿来和和苹果公司比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出井：索尼没有经历过倒闭的危机，而苹果已经出现多次倒闭的危险，那时候我也考虑过收购苹果公司，但当时其行情呈波浪型趋势。索尼现在是处于低迷期，这是10至15年的循环，现在的“负”将来可能会成为“正”，在长期的争逐中，胜负还会继续发生变化。比如画一条水平线，任何一家公司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这条线起起伏伏，苹果目前处于兴盛期，处在水平线的上方，而低迷期的索尼可能处于水平线之下，但一切都是有可能变化的，波浪式起伏。

　　苹果的成功在于抓住了机会，在时机上略胜一筹，iPod在电脑与互联网之间建立了关系。苹果的创新是改进型创新，而不是原创性的，抓住了如何满足消费者的经验。我不认为索尼在竞争中失败了，但需要在创新和其他方面找到平衡点。也许索尼10年之后会重返巅峰，这谁也不能预测，但这就是竞争的有趣之处。

　　新浪财经：苹果热销的iPhone、iPad等产品，为什么不是技术实力过硬的索尼制造出来的呢？

　　出井：一个体系的硬件和单独的硬件是不同的。索尼是“21世纪成功型”企业，苹果是“21.5世纪成功型”的企业，苹果的产品是革命性的创新，这很难想象得到。苹果的未来在哪里，实在很难推测。十年来，电脑CPU的性能改变了很多，速度是原来的170倍。三四年前，智能手机也不常见，谁能想到它能有现在的人气呢？设想一下，如果现在的CPU速度再进步170倍，还有人买苹果的产品吗？

　　我们难以想像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新产品。过去PC业是中心，现在则是社交媒体成功的时代。社交网络Facebook、Twitter、YouTube、微博(http://weibo.com)，都创造可一种全新的体验。如果你上Facebook，你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人取得联系，这是沟通方式颠覆性的改变。我相信，未来10年硬件将会再次重要起来。

　　从一点来看，现在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将来的情况无法预知。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正处于真正IT时代的起跑线上。苹果也好，微软也好，索尼也好，联想也好，大家都在同一条线上等待起跑。

　　新浪财经：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成长期，而日本经济处于成熟阶段，您是怎么看的？

　　出井：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萧条期，外部环境决定索尼需要变革。经过长达40年的城市进程，日本高速成长的经济遭遇“成熟期”的瓶颈。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人口从乡村迁徙到城市，就会增加GDP。中国经济的体量很大，比日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将来会像日本一样，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

　　中国处于增长期，所谓增长肯定包含了GDP和人均GDP的增长，还包括劳动力涌向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北京虽然在限制外来人口，但有很多农村人口希望走进大城市工作生活。日本的增长期停滞于1990年，在1946年到1990年间，人口增加了5000万人，是现在日本人口的1／3。同时，在1990年从农村人口停止涌向城市。这样的停滞期，中国将在何时出现。大致可以推算得出，届时，人口将不再增加，人均GDP可以达到现在的5倍左右。现在中国和日本的人均GDP相差约10倍，但日本这个数值有点过高，折算一下应为3至5倍。中国还有增长余地，所以中国的人均GDP还有大约3倍的增长空间，但增长期毕竟具有欺骗性，容易被成果迷惑。

　　新浪财经：中国从成长期转型到成熟期的过程，您有何建议？

　　出井：重要的是多样化，从现在中国GDP来看，很重要的一项是出口，加工贸易占的比重很大。如果能加强服务，提高附加价值，无论是量还是质都能得到很好的平衡，这是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事。

　　我经常听说北京的免费加班现象非常严重，我很好奇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就我所知，免费加班在中国还不是非常普遍。比如在金融市场等与消费者相关的行业，免费加班现象都没有日本那么严重。像富士康那样动辄有100多万名员工的企业是有点异常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一般性的中小企业。迄今，中国还没有让个人安心地从事实体经济的社会结构。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向一些大国学习，多借鉴日本的都市建设，美国的农业运作模式等。

　　新浪财经：您曾经提议过在中国建设无工业的优良社区，此倡议的出发点是什么？

　　出井：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有点原始，城市功能并不完善。如果要进行改善的话，考虑今后的能源政策非常重要，特别是水资源，然后要改善电讯、铁路、公路等。中国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建设适合中国的城市，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一个正确观念来引导农村走向城市化。

　　比如上海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20世纪的城市模型来建设，但适合21世纪的城市应该怎样建设呢？这必须考虑都市和农村的共存共生。老人回到农村，劳动人口和孩子留在城市，城市周围建造卫星城市这种布局更适合中国这样高速运转的社会。但如何更好地保护农村呢？怎样才能保证有质量的生活？农民如果突然住到25层的高楼上会开心吗？城市化建设太急功近利、照搬模式是不行不通的。北京和上海在建设过程中，首先想到的是造高楼大厦，但能不能冷静地想一想，应如何规划让农村人乐于接受、城里人也赞同的适合中国的城市建设呢？

　　新浪财经：中日建交30周年纪念时，您曾任日本代表团团长。今年是40周年，您有何建议呢？

　　出井：10年前，在日本经团联中，没有人愿意做日中建交30周年的代表，最后没有加入中国委员会的我成了代表，可见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10年后的今天，这一意识已彻底转变，很多人都希望能参与其中。这与日本自身的变化，及中国的崛起有关。

　　从地理上来看，日本处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日本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与中国联合、与美国联合、或者走独自自主的路线，我赞成第三条路。与中国的交流不应只限于文化、旅游层面，应以国家战略的高度确立几项重点合作项目，比如能源、核能监视系统等一国之力难以完成的项目等。在医疗方面，因为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基因差异，欧美的研究分析不适合日中两国的实际，在DNA解析、基因重组等领域也大有合作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