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我国各项管理标准落后市场发展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4-26 10:39 来源: 新浪财经新浪财经讯 4月24日下午消息,正略钧策董事长赵民做客新浪财经嘉宾访谈间表示,我国的各种管理标准,总体上是落后于社会和市场发展的。
“比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如果早三年五年就调整,或者这次调整的幅度更大一点,才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平均每年GDP增长8%、9%,货币发行每年M2增长大概15%到25%,个人所得税的标准也应该增长,但是一直长期不动,到后来网上舆论太强烈才改。”赵民说。
赵民透露,德国中小企业成为隐形世界冠军,与企业家管理有关,可供中国企业家借鉴。中国制造业公司做大以后,尤其是上市公司,都把钱投到了房地产领域。他分析,中小企业看见房价上涨过快,不安心做制造业,把钱投入房产以期待更多的盈利,而这种情况在德国并不常见。追溯根源,与中国几千亿民间资本没有出路有关,是制度、政策层面的结果。
“当你没有机会投本市的房地产,没有机会投本市的商业金融机构,媒体不推波助澜宣传那些投资金融,挣的钱比他做20年,30年的服装制造更多时,所有的企业都会专心致志把本业做好,如果长期做下去,你就是冠军。”赵民解释。
赵民称,去年下半年以来,无论在南方的温州,还是北方的其他城市,出现的民间信贷危机是由于改革太慢造成。最近热议的温州金融改革,他认为政府的包容和鼓励还不够,很多操作型的问题需要有改革魄力的执行层面的官员尝试探索,是否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还有待观察。
对于在设立村镇银行、设立小额信贷机构试点,赵民认为:“政府在批的时候,每个市每个县,甚至每个区,每个镇,就批一个。在这个地方是垄断的,挣的是垄断利润,在没有竞争环境中,就会有一部分中小企业很难拿到钱。”(泓君)
以下是视频实录:
建议对研发型企业抵扣减免税收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新浪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正略钧策董事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赵民。赵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赵民:你好。
主持人:今年两会上,中小企业依然是大家讨论的热点,首先还是想请您解读一下两会有哪些热点跟中小企业相关?
赵民:两会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换句话说,两会的热点已经慢慢消退,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两会很多热点在继续发酵。比如说民间金融资本的问题,比如说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比如说税制改革的问题。从两会结束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国务院推出了很多文件和决定。这几件事情都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解决民间金融资本的出路,出到哪里去,一个巨大的支持就是支持中小企业,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钱,没有钱,一方面民间资本有钱,去不了。
两件事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根扁担的两个头。所以解决民间金融资本的出路问题,也部分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所谓的税制改革的问题,一方面是对创新研发的支持力度税收问题。另外一方面,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问题。现代服务业很多同样是中小企业,这一个多月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在政策层面,已经有了切切实实的一些行动和措施。
有人说两会很多热点话题不一定有用,我看只要你足够热,足够成为问题,足够引起重视,在两会之后,大概一个季度,一百天内,三个月内,都会来陆陆续续看到解决问题的结果。
主持人:刚刚谈到了一个是民间资本的问题,还有是税负的问题,您曾经有发一条微博(http://weibo.com),说一个中小企业年收入50万以下,您建议应该税收全免。现在也看到政府在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方面,有所提高的,您觉得这对中小企业的实际作用大吗,是不是应该小微企业挣得很少的就税负全免?
赵民:中国所谓各种管理的标准,总体上是落后于社会和市场的发展的。比如说我们看财政部关于出台住宿宾馆,在没有连锁的低价酒店出来之前,那个住宿标准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特别像北京、上海中国的大城市,后来财政部才修改这个规定。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税制政策通常落后于现实,就是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果早三年,早五年就调整,或者这次调整的幅度更大一点,才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平均每年GDP增长8%、9%,货币发行每年M2 增长大概15%到25%,平均20%左右。换句话说,钱还是原来的钱,跟着这个增长,8%、9%,再加上货币增长15%到20%,个人所得税的标准也应该增长,但是一直长期不动,一直到后来网上舆论太强烈了,才改。
同样的,这次对于民间金融资本,对于税制,对中小企业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很典型的制度存在着,比如说到香港开一个公司,香港没有营业税的,换句话说按照利润征你的税。如果我要是中小企业,一年征一百万,我如果全部花掉了,理论上讲,我是不需要交任何税的,不管是营业税,还是所得税。
主持人:你的意思是建议按利润来征税。
赵民:不是,我把香港的税制和我们这边做一下对比。政府为了促进香港经济的繁荣,都鼓励我们内地的企业到香港去发展。如果用香港对中小企业的或者说对企业征税制度对比的话。所谓的税制的出发点和理念,就说你没挣钱,我就不挣你,你挣一百万,挣一千万,挣一个亿没关系,为了研发,为了扩大规模,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你花掉了,我就不征你税了。这是摆在我们身边一个现实的对比。我们还不奢望内地一下子达到香港的税制。但是简单想一想,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服务于中小企业或者服务业比较多一点。等于我一做需要征5.5%的税,现在提出去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的营业税改成增值税,这本身是顺应了潮流或者满足了需要。我们有采购,为什么就不能抵扣,我收一笔钱就交5.5%,其实不止5.5,因为你抵扣的没有去掉。像这样类似的问题,就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问题。你本身就是中小企业挣得不多,一年挣个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如果你鼓励他做高品质的隐性冠军,做技术研发的话,就应该对它的研发投入进行免税。如果你鼓励他多招人,换句话说还是从他的利润所得上看,他有没有花光自己所有的收入,有没有挣钱,如果没有,变成了增加了就业岗位,员工的个人工资,就应该少征税,不征税。
这里是逻辑的问题,把逻辑理顺以后,才能从根上兑现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鼓励的政策。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结构性减税,今年在两会前也有这样的调查,说是63%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负担比较重,有9成被调查企业认为结构性减税非常不到位,这个您怎么看?
赵民:这个是调查数据,你看上个礼拜的新闻报道,现在有比它更严重的报道行为,第一季度有些地方因为房地产政策,宏观调控,地方税收出现很大的滑坡,这是我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的新闻报道说,现在有些地方欲增税,先到企业查帐,查帐的基本目的要把以后的利润税先征上来。你这个东西完全没道理的,换句话说,政府预征税,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征掉税,把税退给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出口退税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时间也延后很长,要一年以上。
我们的税负到底重还是不重,有这个调查数据能够说明问题,但没有这个调查数据,我们大家也都用行为来表达了对税负的看法。所谓政府有一个开发区,有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有优惠政策,因为原来比较高,现在可以低一点,
不管是三免两减半还是其他更多的实施政策。企业家通常把企业注册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里。这个是很典型的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反过来证明,如果是正常的注册的地点,它的税负应该是这样。
再去看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在讲他贡献的时候,他其中强调的一个贡献是对国家交的税,那当然这也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一个事实,按照没有减免的税收政策,我们很多国有企业交的税就是很多。反过来也证明,我们的确税负总体上偏重。
关于税负重不重的问题,不能听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有职务关联的这些专家的话,我们应该听一些社会上相对独立的身份的人的话。
主持人:你觉得应该怎么改?
赵民: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结构性减税的措施,像在上海现代服业,本来在全国就选三四个地方试点,现在已经推广到全国20个地方。大家积极性很高。地方政府发现用这样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可以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是可以扩大税收的来源,从而总量上提高税收的总量。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改革。
还有一个改动,这其实是应该考虑的,每个企业都有研发,我们经常说国际上的医药行业,他们研发投入多少,我们中国投入多少,对比差距有多大。我们要从制造大国变成研发创新型的大国,我们要鼓励大家做研发,这个研发的投入,不仅仅在特定的行业,比如在软件行业才有抵扣或者减免,尤其在制造业,更要这样子,采用推动和促进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中国制造业炒房成常态
主持人:我注意到您曾经说德国中小企业的制造业,高技术含量的隐性冠军在世界上比比皆是,非常值得中国去学习,您觉得德国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应该学什么呢?
赵民:如果现在去看德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在各个行业里的竞争力,我认为是有制度,所谓的国家政策到阶级的战略定位,再到他整个公司的管理,这四个层面,形成一套四个轮子同时走的一套体系和一辆车往前开。从制度层面上来讲,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欧洲企业,他是长期的家族持有,或者说本身规模不大,但是长期 稳定。我们很少看到德国制造业的公司在他的城市里搞房地产,他也不会投他的城市里的小额金融,小额贷款公司,地方商业银行,农村发展银行。而这个恰恰是中国在每个地级市看看,每个地级市都能找到一个两个地方龙头企业,制造业起家,完了做地方的房地产,做当地的地方商业信贷或者说金融机构的股东。这是德国境内,包括欧洲制度层面的结果,同时也是政策层面的结果。
这里就谈到中国的商业环境,商业文化的问题,展开谈就更大了。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最后走这条路,这个就和民间金融资本,几千亿民间资本有没有出路是有关系的,这条路不通的时候,水总是存在的,就会走那条路,走完那条路的结果是什么,做制造业的企业不安心做制造业,因为房价一个月涨10%多,一年涨100%,他挣的钱远远超过制造业挣的钱。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太多的上市其他行业的大公司,比如做家电的去做房地产,做电信设备的做房地产,做电脑的去做房地产。这就是制度层面的安排。
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一方面是所谓经济体制改革,但这些改革,某种程度上,不完全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更深层次的对国家的金融安全,比如说对我们国家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之前的很多基础工作一种制度安排,而这个是反映了你的价值观和理念的体现。
我们去看待德国中小企业是隐性冠军的时候,我们要想他背后的东西,这个和企业家的管理有关系的。当你没有机会投本市的房地产,没有机会投本市的商业金融机构,媒体不推波助澜宣传那些投资金融,挣的钱比他做20年,30年的服装制造更多的挣的钱例子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会专心致志把本业做好,如果长期做下去,活下来,就是一个地区,一个省份,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州或者全世界这个行业里属一属二,你就是冠军。
主持人:会不会中小企业自己做利润小,会把钱投到炒房炒股,这样虚拟经济里面去。
赵民:开始讲了,我们很欣慰两会热点结束一个多月,我们看到金融体制改革错失了,严格来说这些措施都晚了,起码晚了三五年,甚至晚了更长时间。如果早一点这些政策出台的话,问题就不会严重到今天。去年下半年以来,无论在南方的温州,还是北方的其他城市,出现的民间信贷危机,这些问题的因素现象表现在企业家身上或者表现在当地企业家群体上,他们背后是制度使然,是这种制度改革或者制度变革的延误导致这种结果。换句话说,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改革太慢造成的。
金融改革需打破垄断利润
主持人:前一阵子也出台了关于温州金融改革建实验区一系列举措,您觉得像这个措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赵民:一方面要高兴,有这样的文件出来,有这样的试点出来。但我们要谨慎乐观,要看实际。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无论是看浦东还是看滨海新区。现在的金融改革实验的政策放宽,不是说没有,是有的。但是是不是促进了民间金融资本的发展,是不是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或者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都要拭目以待。
我们有的时候愿望好,或者有了文件之后,但是结果并不是。
主持人:你对它持保留态度?
赵民:我觉得要观察一段时间。当然有这个文件肯定比没有好,但是接下来到底怎么做,因为很多操作型的问题是需要有改革魄力的执行层面的官员去尝试,去探索。而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大的氛围,对于这方面的鼓励或者说包容还是不够的,尤其是金融机构都上市了,上市以后这种信贷要求,信贷员的终身责任制等等,这些都是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或者支持研发创新型是不一致的,不一定背道而驰,但是是不一致的,是两个目标。
主持人:金融改革里,有发展村镇银行,设立小型的信贷机构,以前中小企业贷款一般去银行贷,但是大银行很难把钱贷给小微型企业,出台这个政策以后,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不是真的有用处呢?
赵民:我们要实事求是看待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在五年前,十年前就有了,或者说我们早就看到每个地方上都有农村商业银行,都有所谓的当铺,还有小额贷款公司。这个总量已经不少了。但是第一它现在有天花板,什么时候转,第一个转成这样的商业银行的例子在哪里。第二个,这些批的时候,每个市每个县,甚至每个区,每个镇,就批一个。在这个地方是垄断的,挣的是垄断利润,挣垄断利润的,没有竞争环境中,就会有一部分中小企业很难拿到钱,因为它没有竞争。所以重要的是允许批了以后,在一个地方,一个是允许经营范围互相渗透,第二在同一个地方,不能形成只有一个独子的垄断格局,应该有两家三家五家。
在20、3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中国金融家开银行,专门吸收家庭主妇,老太太的一块钱储蓄,现在看看所有的银行,对储蓄区,如果拿一块钱开个户储蓄,是什么态度。这是差不多90年前,在80年前,在中国的大街上出现过的金融机构,现在还不如那个时候做的,也就是你吸收储蓄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目标客户群定位在他服务的对象。他所带来的竞争或者他带来的服务是怎么样的,你想想都想象得出来。我们整个金融改革还是要扩大开放,打破垄断,要增加竞争度。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就会出现垄断利润。全国有很多,几百家,上千家,当某一个镇,某一个县,某一个区,某一个市,还是一家两家,这个东西还是形不成竞争机制,因为总量有限,没有形成充分竞争。
加强内部管理成中小企业根本出路
主持人:刚刚聊到中小企业外部环境问题,包括政策问题。从实际来说,中小企业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最近经常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酸奶、果冻使用废皮鞋的明胶吃制成的,包括现在的毒胶囊,除了监管问题,中小企业本身也存在的问题,怎么看企业的诚信和企业家的责任意识。
赵民:这个做两分法。昨天国家质监总局公布的关于毒胶囊,这是大公司,不是小公司,就跟牛奶里面有三聚氰氨,参与三聚氰氨的公司都是大公司,不是小公司,要两分法,这个事情和中小企业分开,不是说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小企业做,大公司不做,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普遍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问题,这是要区分开来,否则的话对中小企业不公平。这个是要说清楚的,因为中小企业协会就是站在维护中小企业的立场上谈这个事。
第二,出现这个问题,其实严格地说,和企业大小是没有关系的,是和整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社会道德或者我们叫商业道德环境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经营者和企业投资人对利润的追求,暴利的追求引起的。另外一方面,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不是一个行业,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可以蔓延当我们吃的所有东西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的话,连药都有毒的话,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换句话说,要根治这个问题,还不能说从中小企业小群体开始,不能从企业家群体单独解决,也不能从某一个行业的监管层面解决,他是一系列的配套问题。就像我们说北京PM2.5,太高了,你说这是烧锅炉烧的,还是餐馆烧的,还是汽车尾气排放,一定有最大最主要的因素,是几个因素合在一起。
北京市最应该限制机动车的车辆,迟迟不限制,到后来没办法,一定要限制。金融机构的牌照,就应该足够地发放,结果不足够发放,民间金融资本没地方去,就出现这些东西。该限的没限,不该限的限了。这就是所谓改革的错位。我当然赞成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管,要加强对创业人员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教育。但问题是在更深刻层次角度看这个问题,这是体系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应该更多的依靠自己的技术,自己的服务,来获得合理的利润,这是对的。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我们还要依靠更加彻底的社会变革还有社会的伦理道德的进步,来解决。
主持人:现在中小企业也遇到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涨,包括融资难这些问题,你觉得中小企业应该怎么样转型或者突围,来提高自己呢?
赵民:这提到根本的问题,在中国到底什么样的公司得天下,严格地说,大家要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全国范围来看,中国适合大公司发展,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人口众多。说到底中小企业一定要迅速做大,中小企业如果不做大,你以后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如果你不能做得足够大,你一定有特色,要成为细分市场里的隐性冠军。这是在所有的中小企业面临的战略选择问题,是发展的定位问题。由于中国是这样的大国,经济这样快速成长,应该说这是我们所有中小企业做大做强最好的外部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做大做强,快速发展,是解决中小阶级出路和生存的根本办法。
主持人:他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大做强呢?
赵民:包括金融体系,包括创意板,整个的融资市场,资本市场构成,当然还跟企业地位,创业定位,从竞争程度或者说发展的路径是有关系的。你比较典型观看一下最近两三年的网购,互联网很多视频网站发展,这就是典型的。大家都去创业一堆公司,最后只有几个能做大,几个能活下来,其他只能在某个细分市场活下来。这个理论和这个原则是适用于所有的细分行业和各个大行业。当然我们只是因为这些互联网公司,大家都接触到,电子商务公司大家都用,所以大家比较熟悉,其他的行业不太熟悉,他做的产品不一定是消费品,大家不知道,但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加强企业家创业者的自身素质,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是根本的出路所在。之所以正略钧策愿意帮助很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一个亿的台阶跨过十个亿的台阶,快速做大。说到底市场竞争,企业管理本身是有规律的,管理是一门科学,通过掌握这门科学,来找到自己的出路和自己的结果。
主持人:从您做管理咨询实际来看,您觉得他们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样去改进?
赵民:所有的企业,在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核心竞争力的能力问题,包括在全国,全世界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产业的政策,还是公司制度的基本面以及各种金融、税收政策,都鼓励一家企业在一个细分领域里,长期坚持做,做成专家,做成专业的顶级公司,做成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所谓的盈利模式或者盈利的来源结构,在整个产业链哪个部分,毛利高的部分还是为人打工的低利润的部分,这是第二个问题。但第二个问题比照着第一个问题来说,在第一个问题延伸出来的,如果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大部分能解决。
当然第三个问题,就是企业做大以后,都会面临着所谓资本来源的问题,你不能克服。所谓企业的钱三个来源,股东投资、挣客户的钱,营业收入,还有所谓借别人的钱,不管是银行信贷还是资本市场融资,资本市场融资也是让别人,当然他也是股东,是更大范围的股东融资,但是资本市场还有其他的手段。这三种钱对企业来说最好都具有,如果不能都具有,最起码具有两个,这样能快速做大。
主持人:总结起来,第一个要专注,第二要有好的盈利模式,然后要有良好的资本渠道。
赵民:或者说良好的发展的翅膀,借助资本,为了打造你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融了资以后,把它分掉,或者做跟自己主业没关系的事情。
主持人:谢谢赵总的详细分析,谢谢!
赵民:谢谢,我也很高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