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创新的挑战”全景

　　纽约当地时间5月22日，纽约时报和财经杂志共同举办的“2012年纽约论坛特别会议”召开。新浪财经图文报道本次会议。图为论坛“创新的挑战”全景。

　　陈东升：20年前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有一批在政府，在研究部门工作的这批人我们就要下海，创办企业。所以，我当时92年创办了一家中国现在最大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叫中国嘉德拍卖公司。94年创的我们一个家族企业叫宅急送，主要做快递的，96年我创办泰康人寿。所以，当年我们创办企业基本上是学习模仿西方的国家，就是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产业，创办一个产业的领先的企业，然后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在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叫创新是率先模仿。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经济国家，所以在早期20年前我们的创新实际上是模仿，所以我有一个词叫“率先模仿”。就是第一个找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来进行主动的模仿，所以这个模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像中国一个后发经济国家的一个后发的企业理论。当然，现在中国20、30年经济已经发展非常快，所以实际上中国现在很成功的包括现在互联网的这些成功的企业都是实际上是模仿，像我们的百度、或者是新浪，实际上是模仿美国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过来的。但是，在这个模仿的过程中也融入自己的市场，有一个创新的过程。比如现在我们泰康人寿在国内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就把人寿保险这个产业和养老社区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在我来的一个星期前，我们的养老社区的样板和第一张养老社区的保单在半个月前卖出来了。这就是一个通过学习西方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人寿保险的模式，然后结合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中国的市场的变化，深耕这样一个产业的链条，把人寿保险和养老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创新。所以，通过自己在创办公司的过程中这样一个过程来体会，最初的创新是一个模仿。到今天结合自己中国市场的现实情况，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所以大概我结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主持人：谢谢陈总，我们下一位发言人是耶鲁管理学院的教授，此前在清华大学执教，陈志武先生。

　　陈志武：谢谢，我下面花2分钟的时间介绍两点。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创新来自于哪里？它是跟着资金的。所以，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的话，美国是不是有更多的创新的机制呢？跟中国相比？答案很显然是是的。就是现在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整个的激励机制，每个和中国所面临的不同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在美国风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不是这样。当风险投资者的经理他们决定是否愿意进行一项投资的时候，他们问的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市场潜力是什么？是不是针对这个新的技术有巨大的市场的需求，对于这样一种创新。所以，市场的需求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而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在目前的阶段，政府的支持无论是在财政方面，还是在监管的批准方面，都决定了一切。如果你想创新，无论是新技术，还是别的领域，如果你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你是无法开始的。

　　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在早些时候，苏联做得很好，苏联从来就不缺科学家和工程师。看一看我们用于生产的这样一些技术，日常用的技术，有多少技术是来自于苏联的呢？可能不多吧。除了核技术，或者其他的一些领域，工业制造领域会有。那么，可能今天中国也是这样，政府官员他们提供资金支持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这些政府官员他们自己的动力呢？不是确保这个新的技术能有最大的市场需求，能够赚到最多的钱，他们不关心这些，他们更多的关心的是政治上的好处，能否得到提升。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研发的项目能够更有可能获得政府的资金。我想按照陈先生刚刚讲到的例子就是我在国防大学读的研究生，在中国的长沙。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国防大学超级计算机，它到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防大学庆祝了最快的超级电脑的运行。去年它依然介绍了这是第八代的超级计算机。那么，你看看这个不同的各代的超级计算机，那么，国防大学有哪些新的发展呢？对于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呢？对于中国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呢？无论是哪个行业，有吗？是零，没有。他们唯一作出的贡献就是中国的计算机的展览馆里面多了一个展品，国防大学能够提供一个展品。那么，对于未来的展览馆作出贡献，我觉得对于创新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是非常悲观的，除非整个资金供给的体系发生一些变化，私营部门的投资，像陈先生，或者冯先生能够投资的一些领域，如果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我不觉得会有更大的变化，可能我时间太多了，停在这儿吧。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人是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先生，万通集团是中国主要的房地产公司之一，首先也是中国政府的官员，现在请冯先生自我介绍。

　　冯仑：我想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最近在来之前我听到负责央企，就是中国最大的国营企业的这些管理部门人讲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大型的国营企业它控制了非常多的资源。但是，提供了也有50%的税收。但是，就没有什么企业家，它管的资产可能是上千亿，甚至更多，但是他讲的话没有一个民营企业，可能就管几十亿的民营企业对领导人的影响力大。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另外一个，这些民营企业做一点很小的事情都会引起社会很多的关注，但是这些很庞大的这些国营企业，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却没有人注意他们。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事实上就表现了两种。也就是民营企业它本身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它有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政治上的特别的保护和自然上的特别支持，所以他一定是拼命的挣扎着出来。所以，即使有一点点进步，他都会在市场上表达出一个充分的吸引力、宣传和竞争。而国营企业资源非常多，而且赚了钱跟他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的效率相对低，它的创新的冲动不是很大。即使有创新，也要把它锁在可能一些不太被人注意的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刚才陈教授讲的我非常赞同。实际上创新取决于两个东西，第一充分竞争的市场。第二个企业家精神。而这个在民营企业当中是表达的最充分，最容易成功的一个地方。我之前做生意，我跟陈先生很早就认识。我1982年的时候，他在外贸部门工作，我在中央机关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开始讨论写文章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最后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后来做了生意，做了生意以后，他做的是保险，嘉德、拍卖，还有宅急送非常成功的企业，我们就做了房地产。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房地产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事实上在民营企业里边也有及其创新的故事。我昨天晚上跟万科的王石董事长讲到一个故事，我们一个在四川的朋友，他去想象一个事情，他要和中国的另外一个海南岛来竞争，他就在离上海有4个小时飞机的地方，在西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叫密克罗尼西亚买了1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现在有9000多原住民，他要投大概80亿美金，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刚才这个李行长支持的，现在已经开始建了。但是，其中一个创新的地方就很有意思，我跟他谈，他怎么吸引游客。他就有一个创新想法，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传统的婚姻制度。所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来旅行，比三亚就有一个不同，你可以任何组合，你怎么居住，我们不用看结婚证，这也叫创新，因为在密克罗尼西亚这不属于违法。但是，如果在海南岛，它就违法。那么，这种事情能找到这件事情，一定是私人企业，是民营企业，而且它为了要能够赚到钱，他要找这个差异性。

　　所以，我就讲即使是在很传统的房地产行业，那么，民营企业它也能够在中国本土以外找到它生根和发展的一个途径。所以，总之在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鼓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时要培育和鼓励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的精神。这样中国的经济才有未来。

　　主持人：谢谢冯先生。从中国以外的一个人的看法，他是新闻集团的数码部首席执行官乔纳森∙ 米勒，他是跟创投、跟媒体集团有很多的经验。

　　乔纳森∙ 米勒：是的，我是从新闻集团来的，这应该是最大的跨国的媒体，集团就在距《纽约时报》不同的地方。我们进入中国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而且慢慢的成为几家公司的少数股东。所以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看法，事实上我也蛮常去中国，而且我每天都会跟中国的人谈到话。所以，今年前我们在中国的一个电影出版公司我买了20%的股份，他们这家的规模事实上跟美国的几个比较大的电影公司是差不多的。(14：52英文)它事实上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们可以跟您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行业利益，虽然在距离遥远的两方还是可以彼此分享的。所以，去了解美国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在这家公司的股份更认识中国。

　　当然，我们现在美国有许多的影片也是送到中国去，所以这是我们10天前宣布的合资，我们也很高兴。之前陈董提到创新先从模仿开始。我知道中国一家公司很有名的叫做腾讯，它刚开始就是模仿美国的及时沟通这种方式，还有它基本上就是付费，只是用虚拟的方式付费。他们现在开始全球的一些在网络上可以赌博的这个形态模式，这个形态模式，后来很多公司都去模仿了，所以这个是双方都是彼此可以模仿的。所以，如果透过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的了解，我们是可以彼此模仿的。

　　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先从手机开始的，在美国原本是从个人电脑开始，慢慢的转到行动电话上面去。但是，现在中国事实上是以行动电话为中心的一个商业形态。所以，他们那边首先先去做都是跟移动，到明天大概有一亿的人都会使用手机，超越美国使用手机的人数。所以，现在中国它因为很多重点放在行动电话上面，这方面它做了许多的创新，这我们在密切观察的。所以我想很快的手机去取代互联网。

　　我讲一个很快的故事，大概是一年前，那时候我在纽约正要去机场，要从纽约飞到北京，去那边看看一些新的公司，或者是去看一下我们已经投资的一些公司。我要去的路上我听说美国一家公司从硅谷这边获得一些融资，就像刚才陈教授讲到的，美国的整个融资系统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尤其是对于企业家来讲是最好的融资系统。但是，有时候他们可能过渡的融资。所以，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就看到这份消息。大家可能知道从纽约飞到北京要16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到北京之后先洗个澡，然后开第一个会议，看这家新的公司。这家公司跟我讲，就是他们在美国的报道上面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现在这个讯息转送的时间是多么短的，在他们刚发出了，我在美国就已经看到了。就像美国的《纽约时报》的记者所说的，现在这个世界是比以前更频了，所以现在讯息传送的速度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想从中国会得到许多好处的。

　　主持人：我们下一个发言人是德博拉∙文斯-史密斯。他是美国竞争力协会的总裁兼CEO，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全世界去认识美国的竞争力及竞争优势。

　　德博拉∙文斯-史密斯：我刚开始先说，我们讲到创新及创新运动，以及创新的这个能力。事实上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都不断的在创新，所以你从历史角度来看，任何的文明，以及任何的人类历史上面，为人类有贡献的人都是一些创新者。我本身是考古学家，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用考古学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过去还有现在以及未来还是会不断的做许多的创新。尤其是讲到材料方面的创新，在今日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美国竞争评议会我们所做的是邀请这些工会的领袖以及学术界的，企业界的领袖，讨论如何能够改善我们的材料，如果能够为更多的公民及全球造福。

　　在过去25年来，我们最基本的宗旨就是我们不能只是提供一些标准的这些产品及服务，而是我们要不断创新，给他们更高级的这些产品跟服务。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针对“创新”这个字做一个定义。我们花很多时间以后研究出一些什么呢？就说这个创新就是许多构思的十字路的集合点，而且到最后可以造成一定的影响，创造出新的价值。很多人说，只要我们很多科学跟技术我们就可以不断创新，事实上就像我们刚才同事所说的，之前前苏联事实上在工程方面是最先进的，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创新型的社会，所以没有改变任何商业的模式。现在在美国我们当然在创新方面有一些挑战，但是至少在创新这方面，我们这边还是算是比较健康的，有许多的国家实验室，以及这些大学，同时有很多的融资机会给这些创新者。

　　当然，在我们监管方面需要做改进，但是，大致上来讲，这些大公司以及小的企业家的公司都提供这方面的这些挑战。现在讲到科学方面，不管人家数据或者是纳米这方面的这些技术，现在提供了一些我们以前意想不到的一些新科技，连十年前都想不到。当然，中国也是现在许多研究的先驱，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下一代的美国及全球的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是什么样的趋势呢？之前你讲到一个超级计算机，是我们在美国就是这方面做了很多投资，然后现在日本还有中国都是在这些高绩效的计算机上面做了很多投资。

　　所以，我们觉得通过这些新的模型以及模拟，虚拟的这些工具可以应用到未来的供应链以及制造厂上面。我去年暑假刚好有机会到中国去，拜访了这些超级计算工厂，我觉得他们在创新上面做的非常好，尤其是在能源发电方面。我想再过一个星期，我们会在(22：40英文)这个实验室里面会放十个超级计算机，我想不管在能源的应用，或者是人类卫生方面，或者是甚至老年痴呆症这方面的疾病都可以透过这些新的科技做研究。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就是在美国很不幸的我们许多公民认为制造业是不安全的工作，而且是脏的工作，而且是开始消失的工作。虽然我们有许多高科技的制造公司，但是现在透过新的这些模型以及虚拟的这些工具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制造业更自动化。所以这算是很有革命性的，就是有关这些东西是如何制造出来，如何运算出去的，这些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现在这些在制造业里面做了许多的创新。所以，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全球的一些挑战，不管是增加食品的生产，或者是确保人们有良好的饮食习惯，我觉得我们都必须透过创新以及合作，尤其中美之间的创新跟合作才能够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谢谢，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发问。但是，在让大家发问之前，我们再更深入的讨论刚才大家提到的几点，我想刚才发言者所说的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首先先请各位，因为各位都是常常到纽约以及北京开会的，所以你可能看到的两国之间现在很多新的变化。所以，你现在讲到这些创新对私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新闻出来，首先是今年秋天，将会有新一代的政府上任。然后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微博(http://weibo.com)的情况，还有一些国有企业控制了各行各业，包括这些媒体。所以，你觉得这些新一代的领导会怎么样处理这方面的挑战呢？你觉得大家是比较乐观还是比较悲观？

　　嘉宾(陈东升)：我听英文有点困难，但我心里知道你是问我。对于未来的事情西方人士比中国人要讲的更清楚，至少在媒体上是这么看的。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不确定性，包括我们未来几个月以后的这些不确定性。但是，我个人因为我做民营企业也做20多年，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个审慎的一个乐观态度。因为中国20年以来，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目前已经大到了事实上你怎么样想象其实它都可以来表达。我举个例子，在纽约的股票市场上，有将近500家中国的企业在这边上市，市值占到纽约股票市场的15%，其中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而其中不少互联网的企业像百度，在美国的互联网的上市的公司企业也排到了前五位。所以，就是最近前天的一个消息，阿里巴巴用70亿美金又回购雅虎在阿里巴巴20%的股权。因为70亿美金，这在美国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但是这在中国是一家私人公司发生的一个故事。那么，在中国以往都认为李嘉诚的财富和公司巨大无比。但是，现在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就是腾讯公司，QQ。那么，这家公司的市值也超过了李嘉诚，可是这家公司也该10年左右的光景，这个老板也就30多一点年龄。

　　所以，在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一个民营企业的一个故事和历史，那么，你不可能表达出非常悲观。但是，又由于我们现在的仍然面临着刚才你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又不能够简单的乐观。之所以说审慎乐观，因为我觉得你看到的这个问题都看到了，在大洋彼岸，一万公里以外的人都看到了。那中国的领导者，我相信也已经意识到，而这个问题，意识到就是一切改良和进步的开始。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他们会不管换到什么样的8月份，10月份，甚至明年，换到领导人。但是，我想他们一定比美国人更紧迫的意识到必须要改革，必须要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才能够使中国经济走向更加健康的道路。

　　主持人：我请您针对这点中国今年秋天的政权的交替？你认为讲到不管是创新的精神，或者是把过去的这些国有企业慢慢的转向私人经营，到目前为止他们有许多的讨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改革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或者是去创新这方面的激励没有存在的话？(30：11英文)。

　　陈东升：他刚刚讲，我们服务业里面，特别在金融服务业里面他不像在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那么好。像我们一个新的一个保险产品出来，只有半年的保护期，所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这种鼓励创新的这种，就在全球，在金融服务业里创新它没有像在高科技技术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我倒是结合中国马上要进入领导层的换届，还有一个对未来中国的看法。

　　当然，其实怎么来认识中国？我觉得有三个最重要的，一定要理解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国家，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从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向开放国家转型，当然还有一个从集权，或者叫中央集权的国家逐步向开放的民主的体制转型。这三个转型还在继续之中。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后，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其实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所以，这个从一个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经济转型，这两个转型在交织之间。所以，这两种转型交织带来的一系列的矛盾，所以这就是今天对中国的看法。有的比方看中国的经济也可以看得很好，如果从转型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中，也看到很不好。像我们看，中国30年改革开放过来后，我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我对国有企业的看法还不像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主要还是就中国现在社会最大的看法，老百姓最大的看法，一个就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是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分配制度改革来建立这样一个公平的社会。还有一个中国老百姓现在由于我们是一个计划经济，还有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所以贪污腐败实际上应该是中国老百姓憎恨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要从解决腐败的问题，直接从制度上来解决。所以，政企不分开，国有企业不逐步的走向市场化，所以你这种政企不分带来的这样一种政商的这样一种纽带，这种贪腐的温床就解决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公权力扩大后，也带来了贪腐。所以，不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角度，所以贪腐从这样一个制度的根本上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从中国，当然从创新的角度，从中国现实的最大的我讲的贪腐的这样一个问题的结果，只有逐步的把国有经济走向一个市场，政企彻底分开，切断这样一个政商的这样一个关系。二一个只有从小政府，大社会才能高薪养廉，只有这两条才能够彻底的在制度上解决中国的贪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与社会的创新，与创新机制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

　　当然，创新的核心。过去我们是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就说这个创新科技进步是来自于什么？一个是对内在的对利润的冲动，就是所谓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不断的创造利润。所以，内在的对利润的冲动，还有一个外在竞争的压力，这两种因素就推动了社会科技的发展，实际上这是真正创新的源泉。我们老讲企业家精神，什么叫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实际上就是内在对利润的冲动，外在的压力，这两个因素促使了人们的创新，所以这种创新，这才叫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才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这个动力和源泉是建立在，刚才讲如果不是私人部门，那你没有对利润的这种无限的冲动，还有一个竞争压力。所以，只有私营部门对创新，我相信，也不能说国有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它也有，今天的国有企业也在市场上跟我们竞争。如果他不竞争，他也没有利润，如果他不改革，他不竞争，他的员工也的不到好的福利。

　　实际上像今天我们在金融领域，在保险领域也一样的。比方像我们中国最大的五家人寿保险公司，有3家是国有的，有2家是民营的，一个平安保险和泰康人寿，我们两家算是民营公司。所以，我们在跟他们竞争过程中，实际上他们的竞争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我们认为他们长久的竞争能力不强，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不是他的。还有一个他们的国家对大型的金融企业管理有时候像管理一个政府部门来管理，所以他的机制的不灵活，还有一个他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冲动，长久竞争他没有竞争能力，在短期实际上它还是有创新的，这种外在市场压力对他的这种创新的压力和动力还是有的。所以，不能说国有企业是一概没有。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创新的动力还是要来自于私营部门，来自于市场。这一点我的观点跟你是一样的。

　　主持人：谢谢。下面我们请听众来提问题。

　　提问：想请讲一讲，我们不断讲到了一些话题是关于监管的障碍，对于投资和创新的障碍。媒体行业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呢？在这个方面，关于监管的障碍方面？你们是如何找到，来应对这些政府的监管的呢？特别是具体的是在媒体界，是不是政府的监管开始放松了呢？大家开始进入了，寻找新的机会，还是说你认为依然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监管的障碍？

　　嘉宾：我想首先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关健词就是“耐心”。事情确实在发生变化，比如说电影业，每年可以引入中国的电影最近提高了，当然刚来还会再进一步的提高，这主要是对美国的电影有很大的市场。当然，这不会一夜之间就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要谨慎的采取步骤推动它的发展，更好的了解这个市场，等它变的更开放的时候采取行动。

　　另外，此前大家的讨论也揭示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当然，对于整个美国的媒体业都是一个很大的关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得不到保护，因为会有盗版，这是一个政府之间层面的问题，白宫也和业界的领导进行过交流，因为美国的业界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看到政府采取很大的领导作用，目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现在正在开始更多的保护电影产品，软件产品等等，在中国开发的产品以及进口的产品。所以，我想确实是有变化。互联网公司，我想坦率的说，过去更多的是盗版我们的产品，现在开始更多的掏钱买我们的产品。所以，是有这样一些变化，比如像优酷网，他们现在成了比较好的客户，所以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变化，当然不会立刻就变化，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回到我提的，就是要耐心，我想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但是要一步一步的来。

　　提问：我也看到了一些在座的有一些年轻人，我在想这个问题是关于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我参加过世界创新论坛，是关于教育的环节。通常中方的代表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不是那么的有创新，主要是因为教育体系的问题。那么，你和你的团队是如何来创造这样一种创新的机制，在学术界能够带来商界的创新？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哪些来自于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在美国读书，比如说在南加州大学有许多的中国的学生非常的出色，那么，他们回到之后，他们要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心态，那么你如何来使用他们，推动他们的创新？

　　嘉宾(陈志武)：谢谢，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如果是国家控制了这样一些更好的工作，特别是那些报酬更高的工作，现在必须转变。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他们优先的选择就是成为公务员。所以，如果政府的权力控制了这么多的财政资源的话，都希望成为官员的话，如果大家都想去政府工作的话，无论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其他的顶尖的大学，他们都希望到政府工作的话，这就取决于你希望建立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和许多的大学和学生有过交流，那么对于那些在耶鲁或者其他的美国大学的中国的学生，他们依然希望回国到政府里面去工作。他们的业绩表现，他们的提升不是取决于他们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等等，而是你的上级是否喜欢你，这决定了谁能够提升。

　　所以，这样一个机制就反过来影响到了学生的选课，我在不同大学都教过书，当我列出必读书单的时候，他们的期末考试的打分的时候不是很重要，更多的是他们要读书，但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很高兴。因为如果别人都是基于他的期末考试的得分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强调创新，强调学习呢？为什么要进行更多有创造力的思考呢？所以，整个的社会流行的这种氛围就影响到学生学习的方式。哪怕你能够做出不同的选择的学习方式也会受到影响。

　　从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家看到在硅谷的企业家聚会，或者技术人员的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90%的都是男性。去年我在上海发言，参加一次大会，是关于广告业，新的广告模式的时候，当我看到听众的时候，有400名听众，最起码一半是女士。我认为关于市场带来不同的观点创新的问题，当然也是和教育有关。你现在开始得到更多的教育，在中国这个方面发展的非常快，也影响到了未来的发展。

　　提问：谢谢，我叫金丽，见过陈总。我刚才跟他说的一点，就是我认为中国，乔纳森刚才说是百度和腾讯是在抄袭谷歌，我正好最近做了一个采访，实际上他们认为是相反的一个说法。所以也欢迎你们到jinlius.com上看一下。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是，刚才他提出实际上我在美国，在CBD已经工作了7年，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是亚洲人不太敢推广自己，像您的公司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还有万科，王石先生。但是，我在美国的一些主流社会里头，当你谈起这些中国的知名企业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和企业的一个整体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作为您的公司来讲，将来对这点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打算？

　　另外，我作为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家来讲，今天早上我跟我其中的一个员工谈起了，我说为什么你们都缺乏创新感，因为我特别希望鼓励他们创新，他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缺乏胆量。您就这两个问题回答一下。

　　嘉宾：我觉得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公司对外的一个推广和表达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他的业务是不是地域、产品、服务是不是在美国？一般来说，他们都在中国本土，你也知道十几亿人，所以他们在中国本土是最重要的一个市场，所以他推广了，实际上做的非常好。但是，他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没有做太多的推广，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和公司的战略和治理有关。相对来说公众公司，上市公司他们对投资者关系也好，公共关系也好，他们会更重视，而且对高管人员也有训练，有培训，那么不断的定期来路演，这个部分他们做的好。相反，这些私人公司，特别是刚刚创业的私人公司他们还没有经历，或者说他们还没有重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对外的推广上面，信息披露，PR这方面做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注意到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创业的一代，他们包括在海外留学回去的，包括在本土受教育非常好的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他们实际上这方面能力都非常强。因为当你创业的时候，你口袋里钱很有限，但是你嘴巴里的话无限多。所以，你无限多的话要去把口袋里的钱讲出来，所以他们的公关能力其实是很强的，但是他们不怎么来美国讲。所以，你要想看到他们怎么讲，经常回国就是了。

　　主持人：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我请德博拉∙文斯-史密斯做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因为之前我们提到了一些有关前苏联的事情，我们把他们跟美国做了一个比较。这个在很多美国人心目当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就是唯一一个，就是他们之前认为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你认为不认为中国就像是等于现代的苏联，就像当初的苏联角色一样，就是现在你想到中国是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呢？还是你有另外一种方式考虑说中美关系是可以彼此合作，彼此创新的呢？

　　嘉宾(德博拉∙文斯-史密斯)：我事实上看法是不同的。我们彼此之间当然是有一定的竞争，还有一些冲突，还有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担忧。但是，还好双方的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非常好。至于教育上面的合作，现在有许多的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时机到来了，美国应该送更多的学生到中国去念书。就像送一些罗德学者到中国去念书，因为新的一代，他们是非常积极参与整个全球事务的。他们这些是未来要去处理，例如说气侯改变，而且有足够的食物给全球的人民，这是他们未来要去处理的事情。

　　至于讲到创新上面的合作，我们之前也提到了知识产权这方面的。但是，还有这些本土创新，我知道中国这方面有蛮大的进展。但是，我去年暑假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在那边跟很多人做了许多的讨论，尤其是讲到超级计算机这方面的讨论。事实上中国人跟我们说，他说一旦我们不再需要跟IBM，跟英特尔合作，我们将会做整体的创新，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跟他们买东西了。所以，你怎么样去面临他们这种态度呢？这是一个挑战。

　　当然，现在中国还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定。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会有许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尤其创新。因为我们面临同样的这些挑战，同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两国都是创新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合作。所以，我们下一代合作的机会更多，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合作。再一次谢谢我们这次参与讨论的小组发言人，今天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