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潜在增长率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新浪财经讯 2012年6月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校友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联合承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中期)”活动在苏州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复苏受阻与刺激重返的中国宏观经济”。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

　　尹中卿：谢谢主持人，大家下午好，刚才刘元春院长做了主题演讲，一开始他提出了六个问题，同时也回顾了2009年以来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三年的分析和判断，我感觉到宏观经济论坛三年来的分析和判断都很好，刚才刘院长作为2012年中期的报告，对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更好。他刚才的主题报告的一些观点，我基本都赞成，但我也感觉到有一些观点还需要商榷，尽管刚才杨院长讲报告第一有坚实的数据支撑。第二有严峻的逻辑判断。第三又是很独立的。说出的推论就是6月见底，3季度反弹，全年GDP增速8.6，我觉得不仅对2012年的分析，我更愿从2007年以来用一个长的时间来判断，并且也不仅仅看2012年，也要看看今后“十二五”时期，所以我用更长的场景里来分析，我觉得有些问题才能说的清楚，所以我今天演讲题目就是从潜在增长率谈起，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

　　为什么出这个题目呢？因为刚才刘院长他的题目就是咱们这次主题是复苏受阻与刺激重返的中国宏观经济，这是这个题目，因为刚才李会长说第一次在上海主持节目，我参加了，是6月27号，这次提前半个月在上海东郊宾馆，那是第十届，我看了一下当时也是刘院长做主题演讲，那个题目叫分化、震荡与复苏的中国宏观经济，我把这两个题目放到一起，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从2009年中期第二季度到2012年中期，整整三年时间，当时这个题目还是在它复苏，那也就是说过了三年时间，我们依然在国际金融危机震荡与复苏的通道在徘徊，我们依然继续在迷茫和困境中寻找光明和出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32年平均9.9%年均增长率，2001年到2011年，十年时间我们的平均增长年均是10.4%，2002年到2007年，六年我们的年均增长是11.2%，这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不幸的是，2007年我们的年均增长速度在经济普查中间是调整是14.2%，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第二高，仅次于1984年的15.2%，也就是这个第二高开始了我们这一轮的经济增速的下滑，2003年2季度13.8之后，2003年3季度我们一路下滑，多长时间，延续了7个季度，21个月，2008年因为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加大了这一轮下滑的幅度，和探底的深度，所以我们进入了这样的周期。

　　我感觉到近几年来，我们中国的经济是通胀与通缩过热和过冷轮番登场，2007年起，我们的经济增速有两个那么突出的特点，一个就是持续减缓，逐步回落，有时甚至是大幅度的下滑，第二个特点就是频繁的波动，起落不定，有时候甚至是剧烈的振荡，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论坛我觉得有两次分析的题目都讲到了震荡，五年前我们的GDP增速整体是在下滑中波动，在波动中下滑，你说他大起大落也好，你说他有起有落也好，你说他是不对称的W型的复苏也好，但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来说明五年来中国GDP增速的变化。我觉得从年度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以来，我们国家的GDP增速持续减缓的趋势非常明显。因为2007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14.2到2008年的9.6到2009年的9.2，到2010年的10.4又到2011年的9.2，那么这个波动是很频繁的，从季度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我国的经济GDP的频繁增速的现象也非常明显，从2007年三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连续7个季度是大幅度下滑，经过了一揽子持续计划里强烈刺激之下，我们用了四个季度迅速扭转了7个季度的下滑趋势，到了2010年的第一季度达到了11.9，所以当时一片欢呼之声，认为我们在世界普遍萧条的萧萧寒风之中，中国的经济率先复苏，有一个完美的内生的反转，但是11.9并不是仅仅内生力量所产生的，而是过强的刺激形成的，所以这种速度站不住，所以在2010年第一季度11.9之后，我们又一路下滑，到现在已经8个季度了，除了2010年第四季度有一个短暂的稍微有点起了个抬之外，严格说，后面5个季度连续下滑，如果把2010年第四季度这样一个0.2个百分点去掉，实际上我们在8个季度形势都不见得十分好，所以今年第一季度下滑到8.1，我们人民大学报告认为第二季度也可能就是8.1，那么这就是现在的现象。

　　更为严重的，最近出炉的一系列的低于市场预期的宏观经济数据，不仅让一些人担忧后续增长乏力，担心未来的增速还将进一步下滑，也导致海内外有关中国经济二次探底，中国泡沫破灭的论调再度升温，我看了一些机构的预测比人民大学预测更加悲观，有人认为，大家都认为第二季度肯定比第一季度要低，人民大学认为8.1是平的，甚至还有人断言今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也不见得见底，还有可能进一步下滑。因此，2012年全年的GDP的增速就不是我们预测的8.6，多加几步，已经把它调整到8.0以下。所以我觉得在2010年，第一季度数据公布之后，我曾经接受过一个采访，当时我就提出来，我说我们的11.9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在今后的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像乐观人预测的那样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的通道，实际上2010年以后，GDP增速既有大起的可能，也有大落的风险，如果刺激过度，经济增速反而会回落，这就是欲速则不达，刺激的越快，大起的越快，大落的也越快，这就是刺激和发展速度演变的。

　　从微型反软到微型的下滑，导致了W型的冷战循环怪圈，这一点同意刘院长的分析的，问题是在短短五年时间里面，我国GDP遭遇两次长时间的下滑，五年时间，这两次下滑是一轮长期的减缓，如何看待增速减缓，如何应对增速减缓，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这是刚才的报告，刘院长的报告讲了四条核心的原因，其中他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输入性复苏，输入性衰退或者叫输入性萧条，另外一个叫大放大收，我觉得如果把我们的五年的这种起落也好，2012年的起落把它归结为输入性的衰退或者输入性的萧条，我觉得归结为国际因素的影响，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因为万物给我们引起的，别人弄了我们也实在没办法。第二个归罪于为政策因素和应对失当，就是因为你让我去干肯定不是这样办，这两个办法我是不大赞成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过2009年3月20号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九届经济论坛，我为什么印象深？那是我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之后第一次到外边出席论坛，因为刚才杨院长和陈院长回忆了，3月20号是09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之间，当时在国立演讲中，我把我认为从2007年第三季度之后的连续7个季度的下滑，它的性质不是经济下行，而是周期性的、全局性的经济增长的下滑。原因当时我提出来内生型为主，多种因素叠加，内生型的因素为主包括经济调整结构缓慢，包括国内的消费，长期的输出不足，多种因素叠加讲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汇率升值，环保门槛的提交，出口减税大幅度的停止，劳动合同法出来以后使用工成本增加，特别在应对政策上，2008年一年时间宏观政策三次调整，从第一季度的两防到年终一保一防到第四季度才提出保增长，宏观政策的一年三次，180角度的转弯，我觉得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判断7个季度的下滑和包括这次5个季度的下行，以及五年这样的下挫，我觉得就是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致使外部诱引，是中国长期的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本次报告有一对是对潜在增长速度回落进行的分析。我来之前我专门找这个经济学词典，也包括上网查什么叫潜在增长率，学术上我看定义很简单，他就是讲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最优配制条件下达到最大的经济增长水平，但是什么是潜在增长率，关键是大家有争论。

　　有人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投入率增长和全要素增长率的变化，从中长期来看，可实现的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实际增长水平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来上下波动的。如果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并会能源、环境等因素带来影响，如果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就意味着资源闲置、失业攀升，并可能引发通货紧缩，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潜在增长率既然是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和单位的劳动生产力，劳动人口的增长是容易判断，但是单位劳动生产率预测起来都很困难，那么实际上在确定性的趋势之外，实际增长在现实中还受到很多可以计量，也或者不能够计量非确定因素的影响，像经济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管理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国际环境等等，这些因素有些是不能够计量的，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或者抵消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以潜在增长率只能是一个定性的判断，很难定两预测，所以实际增长根据潜在增长率来说实际增长率说该多高该多低，还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正是因为这样，把我们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用潜在增长率来解释，那么就是现在争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到底下台阶了吗？我们这个报告是说下了，那么会下到什么程度呢？刚才刘院长所的数字很准确，2012年是8.4到8.8是潜在增长率，这已经预测到小数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要根据刚才我们这个解释，实际上不见得成为定论，我有三重观点。

　　第一个我基本同意用潜在增长率来分析本轮增速下滑。因为我们主报告的研究，把潜在的GDP的间断性的回落，包括报告说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但是核心的CPI没有负增长，深所以这就是GDP的持续回落，但就业相对依然强劲，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说明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潜在增长率阶梯式回落期。实际不仅是我们这个报告，我这里发了很多报告，都有各种各样的预测。例如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实际增长率是10%左右，所以一倒退说那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是在10左右，最多就是10%到12%，从2006年到2011年，我们的增速在下滑，因此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从12%现在已经下降到9%，不是用潜在增长率来推实际增长率，而是用实际增长率来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在下降。并且还有很多人分析了为什么潜在增长率下降，说了一些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我这里列了，包括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滑，老龄化的步伐加快，劳动力的供给减速，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人口结构和储蓄率的变化，劳动再配制效应减弱，全要素的生长明显减慢，很多产业和领军的技术水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所以现在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空间在日益收效，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趋于恶化，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资本回报率在逐步的回落，还有包括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影响了我们的消费的潜力低迷，最近几年来我们的社会消费年均收入总额也好，包括社会居民消费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缩小，40岁以下的在农村的能够转移出来的，适用于制造产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少，才出现的招工难，包括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十年之后现在的红利逐渐消失等等，原因不止一条。

　　正是因为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和体制性的问题越来越多，越发展越严重，在基本条件没有改变情况下，随着总量和增长技术变大，潜在增长率必然经历长期趋势下降过程。无论采取什么刺激措施，无论刺激强度有多大，在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在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之前，只要继续保持原有的发展方式，只要继续沿袭过去的发展方式，高增长就难以持续，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人断定，随着近年来GDP的增速的下滑，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同于以往经济下行，主要是受周期性的调整和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本轮增速率已隐含着结构性和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因素，预示着潜在增长率增长率下降，表明了30多天来中国的赶超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劲头。

　　第二个我十分赞赏用潜在增长率矫正新一轮的稳增长经济政策，既然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监管它不可定量，但是从实际中来看，就是我们在增长率下降之后，如果我们调结构、转方式，没有实质性进展，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再用过去这种传统的刺激方式是保不了增长的，也是稳不了增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用传统的增速这种政策之标来驾驭我国的宏观经济，就有可能导致过度的调控，那么以传统的增速来判断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的程度，有可能出现系统性的偏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了经济运行判断标准的变化，就是标杆在下移，要求重新得定位宏观经济政策，也矫正着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所以我觉得宏观经济政策的专业方向不能过猛，对宏观经济增速的回落不宜做出过度的刺激，这是五年来的教训。

　　实际上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对于上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是褒贬不一，有赞成者，也有批评者，我在2009年的7月份，我提出了要一分为二，当时提出来宏观经济的得与失，有些人认为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其实没什么背景，只是当时比较早，当时这种刺激政策是考虑到一面，而对其他的方面就由于时间过急，就考虑的不够周全，那么现在我看很多学界，赞成的认为呢，我们上一轮所谓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在当时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下，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还有号称两千万农民工回乡，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一揽子计划是作为一个急救措施，帮助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短暂的实现了复苏，就是钢铁四个季度达到了11.9。但也有很多批评者和质疑者认为，在潜在增长率已经明显处在下降的条件下，仅仅依靠短期的刺激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所产生的GDP增速减缓的问题，即使通过加大刺激力度暂时把增速拉起来也不可能持久。相反还不避免的留下很多后遗症，刘院长已经详细述了四大后遗症，实际上低效投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通胀压力以及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到现在有些依然没有解决，有一些甚至还在继续发酵。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吸收上一轮经济刺激的这种经验教训，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多重任务，这些任务从长期看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但是从短期来看相互制约的，在2月份、3月份包括4月份数据出来很不好看的情况下，我们就有点担心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宜出台大力度的稳增长的刺激政策，还是要坚持年初确定的稳中求进的基调，既要适当加大政策力度，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增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惯性下滑，我们刘院长刚才讲了加速下滑，但是更主要的还要避免稳增长的刺激政策的力度过大，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在我们转方式还没有取得根本性成果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外部的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再稳下来，肯定是重归粗放型的增长轨道，不仅会加重原来的后遗症，并且会增加结构调整的难度，推迟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我以为稳增长并不意味着不择手段的保增长，稳增长也不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稳增长不能走老路，我们只有在探索了稳增长的先路之后，我们不仅关注短期的增长，更要关注加快发展方式，更要重视如何改善经济增长与质量，所以“十二五”时期是我们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觉得“十二五”规划已经对包括对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进行了部署，我觉得这是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避免经济增长陷入低迷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只有从过去高度的、过度的关注，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来转变为依靠消费，我们不仅要创造更大规模的消费，还要创造更优化，更有效益的投资和出口，我们要从过去过渡以来制造业的快速扩张，转变为服务业改革和发展，不仅形成更大规模的第三产业，还要形成更强更有效益的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要从过去依靠资源的高消耗、高投入、环境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坚决的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避免落户产能死灰复燃，所以要从过去依靠中低端产业链条的竞争逐步转变为在产业链的高端进行竞争，依靠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提高竞争力，这才是我们稳增长的本质之道。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患的不是一种病，但我们往往去开一张处方，吃一幅药，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患大而患不忧，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再于快，而再于不可持续，这是要在潜在增长率这个前提下，来矫正我们的新一轮的稳增长的刺激措施，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措施就不要报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第三个我不赞成从潜在增长率来唱衰新一轮高速增长。2000年到2010年潜在增长率将从原来的10%左右下调到8%左右，所以增长速度要下滑一个台阶，还有人提出2010年到2020年，如果能够达到8%的增长，即算常态，2020年到2030年如果能够达到6%也就算不错误了，我刚才看了主报告的表，本来想拷下来，2020年跑到5%、6%那个地方去，也不是一家人研究，查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报告预测，他认为“十二五”时期，就是2011年到201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回落到8.4%，符合到刘院长说到8.4和8.6，2016年2020年“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回落到7%以下，国内的很多学者都符合这种观念，异口同声的认为2011年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不会超过9%，2016年2020年不会超过7%，所以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就完了，今后就是等着6%、5%这就是常态。我认为这些观点有些牵强，有点武断，有些形而上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源、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由高到低的直线变化。二十世纪末，在过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二十年之后，当时国外出现了中国崩溃论的呼声，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十年，中国的经济依然保持者增长并且比原来目前增长更高，十年不是9.9了，而是10.4，就是从研究报告一再说的TFP来说，就是全要素增长率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个TFP也并不是一个常数，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从数据上，80年代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这个TFP就不是原来的数了，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也是发生了极具的变化，20世纪初，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三次事件就表示所谓的全要素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基点自上而下。

　　在今后我们的人均GDP的增速的水平还相当低下，依然具有国际国内两类追赶效应，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要转移，特别中国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性的阶梯式转移，中国的回旋空间很大，并且大家认为制度性的改革和红利仍然也有很多，像土地制度、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都有很大的改革的空间，包括国内投资和需求也旺盛，长期紧缺困扰我们的资金现在比较宽裕，人力资本提升的空间很大，例如我们的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我们大学生的人数，包括我们强调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我们的管理创新能够也在增强，所以毫无疑问，如同其他经历过高增长的国家一样，我们国家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增长，潜在增长率如果我们经济仍然停留原有发展方式上，肯定会减速，如果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肯定可以抵消劳动力、子、能源、环境约束和成本上升所丧失的传统优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不仅会直线下降，而且还会提高，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依然强劲，经济扩大的空间依然很大，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方式还有很多有利条件，在度过目前增速回条之后，今后仍然会继续高速增长，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主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