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欧债危机及对中国银行界的借鉴

　　新浪财经讯 2012年6月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校友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联合承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中期)”活动在苏州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复苏受阻与刺激重返的中国宏观经济”。图为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刘珺。

　　刘珺：本来上来想不拿个本，但是看到刘教授和尹主任那么多的数据。我会讲一些事件方面的考虑，结合这些事件把我的思考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所以我的题目是欧债危机及对中国银行界的借鉴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带给大家走进第一个命题，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科，他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他能作为独立的学科屹立在所有的学术丛林之中吗？可能跟社会学结合会焕发出社会学的特点，跟政治学相结合焕发出政治学的特点，如果把经济学跟心理学相结合，可能现在实行的研究叫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所以经济学本身的定位确实处在多元交叉的定位状态中，那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迹。

　　其实一说到政治经济学，大家都在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支柱，确实的说是，但是这个支柱的来源并不是属于我们，他是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5世纪、18世纪就看到了重商学派，就是贸易保护注意，贸易顺差是国家国力基础，英国就提出重商主义，让自己的出口多多的，让别人的进口少少的，这样才能保证英国国力始终强大。那我们再推到18世纪看一下重农主义，一定要回归本质，他认为本质是在生产力，而不是流通力，要大家把所有的配制都放在农业生产上，重农是通过国家统一政策的安排来刺激某个行业的发展，然后我们再把时间推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不用说，他的国富论中间很多的精髓被马克思吸收进来，成为政治经济学很多的要领。下一个是李嘉图，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比较竞争优势，他这个理论是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提出的，主要想说的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比较竞争优势，我们曾经说我们可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一个双赢或者多赢的局面，因为你可以生产麻布，我可以生产粮食，虽然两者的绝对生产力你都弱于我。经过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其实你我坐下来再思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关键是看到交换过程当中他会使得要素跨国界进行配制，但是不好的一面，他会互换在全球产业链之间的位置，那凭什么中国就永远应该在产业链的下端呢？为什么我的比较竞争优势往往是劳动密集型，对环境有所破坏，在吃子孙粮食的产业链上呢？为什么我就不能搞创意呢？我就不能搞研发呢？我就不能有品牌呢？所以我们通过对整个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大家就会发现，到底在经济领域中间是否存在双赢，是否存在多赢，到现在为止没有时政数据支持。

　　如果说国际贸易是一个联合游戏，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是什么，一定要像尹主任说的，突破产业链方面的桎梏，沿着产业链向高端进步。结论是什么，经济学本身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统一的学科，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间或多或少的跟其他的学科有所交叉，并且在其中蕴含了很多的政治学意义，而政治方面的考量，国家利益方面的考量往往是驱动经济政策出台的重要推动力，所以大家的研究很多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背后所存在的国家利益和相关的政治考量。

　　那我们反过来再看，整个在历史的过程中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这些交错的关系，08年的欧债危机之后，英国的女王很生气，她质疑，他说你们这么多的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发生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呢？她的问题抛出来之后，远在大洋内岸的美国经济卢卡斯，他说这个东西不可预测，经济学家无法预测到经济危机，为什么呢？他说我预测到经济学院，政府就要出台政策去调整，政府出出台政策去调整就没有危机了，这样我的预测就错了。我看过一部电影叫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个不愿意参加飞行战争的士兵，他要向上方写封信，但是规定要在二十二条，精神上面有疾病才可以，他就写上去了，不可能呀，他写的这么有逻辑，不可能有精神疾病。还有一个经济学家，成员中间还包括耳熟能详的金砖四国的提出者，还有汇丰银行的成员，他们诚挚的向女王道歉，由于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太好，使得对金融危机的来临集体失查，即便像英国王本身，应该是一种礼仪上的国家元首，也在观察经济领域的问题。

　　拿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看一下2933大危机，跟08年的共同点是什么，2933大危机，30年美国出台一个严厉的法案，关于税收方面的，要求提高两千种进口商品的关税，说白了就贸易战，他要限制其他国家往美国输出他的商品，把自己的国门立的高高的，同时他的法案一出台就取得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出口同时下降，使得萧条没有出来，反而向更深的深渊迈进，又是一个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的危机，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一看美国人正在搞自己的危机，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纳赛尔，他在引领民主主义，希望把苏伊士运行收回国，英法两国想搞回来，美国人不答应，你不能采取如此的手段来垄断苏伊士运行的所有权，使得地中海和红海完全落户英国和法国人之手，他的外交是什么，美国人是用了纯经济的手段，使得英国回到谈判桌上，把钱交会埃及，他是在市场上大量的抛售英镑，使得英镑大量的减值，使得英国的军费出现了大量的拮据，只好让步把苏伊士运河交给埃及，1971年，当时把固定汇率本身的黄金支撑给他卸掉了，但是还是固定汇率跟美元挂钩，但是没有黄金的支持，使得挂钩的幅度范围从原来的1%扩展到2.25%，这也是政治方面的考量，结合这个举动，很多的国家对美国很不满意，说你作为国际上的大国，你作为我们整个布雷顿森林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当时尼克松的财长说过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你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话说的很霸道，但是表现出他的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看到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产生是因为凯恩斯，大量的财政刺激并没有使经济走出泥潭。他认为市场本身会把供给的相关要素优化的组合在一起，从而由供给端发挥的作用，他自然会在需求端产生效果，而需求端跟供给端相互配合，会使我们的经济走出泥潭。如果看过这些东西之后，才会发现我的第二个论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很多都是缠在一起的，很多的时候看是一个经济政策，即便尹主任提到08年一年换了三个步调，即便这个政策背后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政治考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在争论什么，我们在争论北京共识，在争论中国模式，89年有个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理论上没有华盛顿共识这么坚实，但中国是以创新为主，走自己的路，发挥政府的强大作用，走出不一样的经济轨迹，我们是在讨论这个，内外部的因素使得我们对内外考量陷入两难，你承认的话又不可以复制，你不承认他我们走了这条路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到底我们走了什么样的路，尹主任也讲到了，元春也提到了，我们在整个全要素生长率的消耗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得多，我们可能消耗40%左右的全要素焕发出4%到8%的GDP增长，一算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效率是人家的十分之一。

　　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看一下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刚才元春讲到三重痛苦，其实他的三重痛苦只有三分之一，是六组因素构成了三重痛苦，我听来听去好像只有一个因素到两个因素本身可能跟经济方面的因素多一些，其他的因素或多或少都是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我们再看欧元，欧元是货币性的安排还是政治性的安排，大家在想为什么会有欧元，当时我去见德意志的首席经济银行的首席专家，他给我的一个观点，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真的，正是因为德国放弃了在欧元形成过程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把江湖老大削弱成为老二老三才有欧元，如果当时的德国是强势的，是要引导未来欧元方向的，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的欧元，他表达的意思是德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使欧元成为统一的货币符号，在17国之间通行。另外英国一个经济学家，他对欧元也做过研究，我个人本身原来也有类似的观点，我始终认为欧元政治安排以为多余货币联盟的意味，因为大家研究欧洲史会发现，德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应该是最理性的，因为他历史上出了诺贝尔学奖的获奖者是仅次于美国，也是出哲学家最多也是在理工科方面很强的，并且德国的理工科学校很强，工程师很多，按理说这个国家是理性思考的国家，但往往历史上重大的人类灾难他都是德国人给造成的，所以他是一个极度理性又极度不理性的民族或者国家，并且欧洲人敏锐的发现，只要把德国人划在自己边界外的时候，往往或多或少就会预示着战争的来临或者不安定的来临，所以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幡然醒悟，我们必须把德国排除在于，否则会面临动荡。大家按照我的思路走，我并不排除欧元本身有很多经济含义、货币含义，但他确实有很多政治的考量，包括现在也是，大家在欧盟本身对希腊和对西班牙的看法上和应对上可以看到，对希腊欧洲的三架马车，他们对希腊是苛责有余，呵护不足，说你们希腊人很懒，我们不能帮助你们，为什么7、8月份你们晒太阳，我们工作，你出问题我们还要帮助你，你们必须量入为出，好像德国求着西班牙接受我们的帮助吧，你不愿意这个我不让你这个，你不愿意那个我就不让你那个，他说我用不着你援助，我自己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拿了一千元的援助，使得自己暂时的渡过难关，大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首先欧债危机发生是经纬分明的，希腊跟葡萄牙是整个国家债务危机剩余银行危机，是国家借债太多，入不敷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比较匮乏，他出现了危机。而西班牙跟爱尔兰本身是银行体系先出现了问题，因为银行体系是泛欧的体系，他出现了危机，国家试图救银行过程中间，把国家也给拖进去了，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问，我们下一步欧债危机的道路在哪，其实元春讲了，他讲了很多东西我听完之后的感觉就是，单纯的经济方面是无解，可能要用政治上、外交上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最终形成欧债危机摆脱阴影，走向另一个高峰。

　　整个的欧债危机包括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因为看到如此强大的数据，跟数据所支持的理论，我本人是信服的，当然我个人也觉得中国经济本身他会出现短暂的困难，而这种困难本身完全是内部因素大余外部，如果像尹主任提到埋怨外部因素的话，这完全属于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前一阶段跟欧洲的银行界朋友进行交流，他对中国的敌意还是蛮强，并不想接受我们的援助，但他又希望拿到你的钱，08年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人走出危机的方法是什么，以印为主，印钞票，你不是要吗？我就给你，再加上欧债危机一发生，美国变声全球货币的安全港，大量的货币流向美国，美国的国债收益率越来越高，德国的国债收益率甚至到零，你在我这儿买国债我可能没利息给你，保你安全，欧洲走出危机的方法是什么，大家观察这四个国家为四，以赖为主，希腊并不想退出欧元区，他是这种策略，两者还是不一样的，未来可能要走出这一轮危机还是需要政治经济，包括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体化安排，甚至还要求国内跟国际之间进行互动。那对中国来说，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当然中国现在肯定不是过去的东亚病夫，这个是不用说的，但大家一定清楚的知道，我们也不是超人，你也救不了他，你也没必要救他，隔的太远也不是你的事。

　　反过来对我们经济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的经济本身一定要围绕我们的全要素生产资源的投入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可能永远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经济繁荣下去，我有一个观点，生产致富，消费才能繁荣，怎么样消费，有钱的得消费，没钱的人得让他有钱才能消费，可能坐在前两排跟我的情况比较类似，改买的东西都买了，你的边界消费的倾向很弱，你总不能说一个房间放一个电视，我一共五个房间放五台电视，从效应上面没有效应，但想消费的人没有经济实力，追根溯源到了我们的分配体系，分配体系要发挥他的作用，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通过灰色地带进行第四次分类，但是要有生产才可以有分配，怎么焕发你的生产，你生产领域必须要在你的产业之间做一个平衡的配制，你一定要把低端的产业彻底的淘汰掉，在08年之后，我有一次提出不要浪费经济危机，也不要浪费全球金融危机，因为危机本身给了你一个机会，大家都在生病，你吃点饭没事，等大家活蹦乱跳的时候，你又咳嗽又发烧，我们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稳增长和调结构是有矛盾的，这两个矛盾之间是有冲突的，不是说高度一致的，按理说这有点像又要让马儿跑的快，又不让马儿吃草，这确实有冲突的，把所有政治经济学考量回归到中国的银行体系，因为我本人出身于银行业，跟元春是一年毕业，他始终留在讲台上，我是投入到职场里，这就看到区别了。

　　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几个判断，判断一，你没有发生大的银行体系的危机并不代表你比别人做的好，是因为别人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你在道路上开奥拓，所从事的工作不一样，大家一定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危机，是因为我们银行体系的优点。第二中国的银行体系确实20年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无论是贷款质量，不良贷款的清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我们在某些领域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可以跟外资银行进行竞争，大家说中资银行不就是放贷款吗？在08年之后发现放贷款是银行的核心工作，我们确实在这一定比外资银行做的好。第三个就是对衍生工具的创设，国外是高度的杠杆化，我们是很少杠杆化，只有速度起来以后，整个的资源配置效率才能起来，但是一定不要忽视由于衍生工具的创设带来流通性的变化，我们还是要发挥衍生工具，只是借鉴别人的经验，使得你的发展走的更稳定一点。最后一点对银行规模的质疑，对银行利润的质疑，作为银行工作者希望我们赚的钱越多越好，但是我们提的问题，任何银行总有他的规模边界，不可能发展到20万亿，不可能发展到30万亿，如果你的规模是GDP一半的时候，如果这个银行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会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不是大而不倒的问题，是跟国民经济高度重合在一起，你就不能再动他了，我一直在建议，我们一定要让银行的规模有一个合理的边界，越过这个边界就不能再这样发展了，粗放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掩盖很多的管理问题，任何的结构跟个人都是有问题的，你是有边界的，像韩信带病一样，我是将兵越多越好，对银行来说，调整自己的边界，精细化的管理，是下一步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间需要面临的问题。

　　当然最后的结论基本跟上两位演讲嘉宾的结论基本是一致，中国的经济短期之内的问题并不可怕，可能是中长期的问题更值得大家思考，我作为整个中国银行金融体系的一分子，我永远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有霸道的实力，能有王道的胸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