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调控房价，国家应该是动了真格。比如，国务院办公厅今年1月26日发出的1号文就是关于房价的。在这份被业界称之为“新国八条”的通知中，又出现了这样的句子：“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要求各地制定房价调控目标，这在历来的楼市调控中似乎是第一次；更令人瞩目的是，根据1号文的表述，要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并不是仅仅是那些省会城市或是房价过高的城市，而是全国600多个城市。

　　眼下，第一季度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月；就是最后一个月，也过了三分之二。然而，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公布了2011年房价调控目标的，只有昆明、贵州、银川等少数几个城市，更多城市的房价调控目标则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这就不得不惹人思量了。

　　房价调控目标迟迟不公布，按常理来推论，应该是难以制定。毕竟，国家只是说要定目标，参照标准是什么却没有明确，于是，在已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中出现了两种标准：一种是以不高于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为标准，比如昆明；一种是以不高于去年全国住房增幅平均值为标准，比如贵州。

　　业内人士推测，有城市还会以GDP或者是CPI的涨幅为参照。更明确的标准则是相比2010年全年该城市的房价涨幅，据报道，郑州把这个标准定在了10%到15%。——如果住建部能统一这个标准，相信各地也不会如此无所适从。这是原因之一。

　　难以制定的原因之二，是对调控房价，地方政府可用的手段本来就不多。流动性过剩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左右的，贷款利率也不是地方政府所能控制的，能使用的，也只是限购、批证这些行政手段。

　　在通胀当前的大背景下，在楼市越调越涨的预期里，在部分国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聪明中，这些行政手段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恐怕还是要有待观察。既然手段不多，对自己所能控制的调控目标到底该定多少，自然得多加考量了。毕竟，按照“新国八条”的说法，没达到调控目标是要被问责的。

　　难以制定的原因之三，是少数地方政府，拿土地当摇钱树。据新华社报道，西部某城市年财政收入为200余亿元，而其年经营土地的收入竟超过了100亿元。对这些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的城市来说，调控目标定高了(比如说房价只涨2%甚至不涨)，开发商不买账，土地卖不动，自然是无法大兴土木提高GDP；调控目标定低了，房价涨得太快，不仅老百姓不买账，相信国家也会对这样“顶风作案”的城市问责。

　　说了地方政府的这么多难处，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对公布房价调控目标为何集体采取拖延的态度。但千拖万拖，国务院都发话了，自然要去执行。希望今后公布调控目标的城市不要你看我我看你形成某种默契，更希望这些调控目标中出现负数——楼价有跌有涨，这是市场的常态，一个只涨不跌的楼市，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有些病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