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硬着陆不一定是坏事，软着陆也不一定是好事。金融市场正在酝酿一场辩论，揣测中国的经济放缓到底会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认为，除非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接下来将是软着陆，2011年不大可能会出现人民币汇率下行的压力。

　　原因是中国信贷体系的软特性。当借款方无法偿还时，其资产通常不会被没收清算，而没收清算是硬着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国，借贷双方一般都是政府所有，贷款重置也是很自然的过程。只要货币相应保持增长，就会不断转化为需求，名义GDP增长将与M2保持一致。

　　短期看，软着陆是好消息。但如果由于压力减缓而使当局推迟或不愿改革，软着陆会变成坏消息。中国在1998年软着陆后通过各种改革避免了这种命运，现在必须做出同样明智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任务比1998年更重。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资源匮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是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充分就业的经济体。要保持增长就需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则需从根本上改革管理体系。

　　投资驱动型发展对中国经济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和丑事。中国基础设施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享受了第一世界的基础设施，却只需付出第三世界的劳动成本。另一方面，投资导致了长期产能过剩，较低的盈利能力和疲软的股市。

　　出口最终会增加对供应的需求，更多供应应运而生，最终导致资本低回报和GDP高增长。西方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是以巨大的信贷泡沫而非收入增长来维持，金融危机结束了这种局势。2009年出口开始增长时，似乎恢复了这一平衡，背后是西方政府高赤字支出。现在西方政府纷纷削减财政赤字，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将持续疲软。如果中国保持当前模式，就无法通过出口来疏导过度投资，最终还会导致坏账积累。中央政府可能被迫一次次为银行体系解围。

　　2008年的危机意味着中国投资—出口型经济模式结束，同时也为中国通过发展消费需求和吸引投资和人才，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提供了机遇。如果中国转变模式，会经历短痛，但经济在15年之内可赶超美国。为此需要将消费能力从国有部门转向家庭部门，将全球经济的精华引入中国。

　　使中国经济再平衡最简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减税。中国中产阶级刚刚崛起，但个税最高累进税率已达45%。这一税率应降低至25%，与公司所得税相同。增值税实际上是销售税，17%的税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应降至12%，与发达国家相同。

　　中国物流成本极高，原因是过程中各种收费。中国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但都是通过债务融资建设的，因此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达到GDP的200%左右，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

　　高房价是中国居民的沉重负担。如果不控制房价，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失衡。可接受的价格应是每平方米价格相当于不到两个月的税后工资。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将平均房价降低50%，并把这个水平保持几年。

　　如果不限制政府支出，改革无法成功。每一项地方政府支出必须要制定硬性指标并对公众公开。政府总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及地方政府企业的支出不能超过GDP的20%。

　　由于发达国家缺乏活力，大量有识之士有可能前往新兴经济体探寻机遇。而中国有能力吸引大部分此类人才。中国应像美国一样每年从世界各地吸引大约50万名人才，另外还需调整国家政策以鼓励更多国外人才来中国定居、工作。

　　如果改革能得以正确实施，中国将在未来1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如果仍敷衍了事，固执稳定高于一切，那么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本文摘编自2011年6月20日《新世纪》，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