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卡恩在纽约因涉嫌性侵犯被捕宣布辞职以来，围绕IMF总裁人选的争议热闹非凡：欧洲国家表示，新的IMF掌门人还是应该来自欧洲，并一致支持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接班卡恩。而代表新兴市场体的金砖五国则联合声明，要摒弃新任总裁必须是来自欧洲国家的成见。这看似体现了IMF的权威、作用，以至大家都争相抢坐总裁这把交椅。但恰恰相反，争议的背后预示着IMF的作用或已日渐式微。这是由它治理结构、运作模式、实际成效和可替代性等所决定的。　　作为全球最大的世界性金融组织之一的IMF是二战的产物，与同属全球性大金融机构的世界银行在同一时期成立，是战后重建计划的一项金融安排。但它一成立就留下深刻的欧美烙印。它的主要设计者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怀特，也是美国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在治理结构、制度安排、工作机制等方面，处处体现欧美人的意志。自成立以来，IMF总裁就由欧洲人担任，而美国人则稳坐世界银行一把手的位置，他们彼此约定成俗、默契配合，形成惯例，其它国家虽有不满，但也难奈其何。

　　在具体运作上，IMF对重大事项的研究实行会议制度，如每年一次的理事会，每周三次的执行董事会，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每年开2—4次会议。这些会议的最终决议都需投票通过，一般性的议题须半数以上投票通过，而重大议题则须85%的通过率。由于美国占了17%的投票权，它就享有实际的否决权。正是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使IMF作出的改革难以符合公平正义，难以惠及最广大国家和人们根本利益。

　　IMF成立的最初目的是推动建立二战后新的、更为稳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实现世界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其结构的矛盾和运作的倾向性，使IMF的成效大打折扣。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因接受附带经济自由化条件的IMF援助，不但未能使这些国家走上经济成功之路，反而导致其陷入90年代接连不断的金融动荡之中，加深了受援国对IMF的怨恨。相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因马来西亚未接受附带苛刻条件的IMF援助，而在两年后很快走出危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几年来，美国多次对我国汇率政策提出批评，而IMF也发表过报告，认为我国币值低估，间接地帮助美国施压我国人民币升值。由此可见，IMF的运作渗入了太多人为的因素，其公正性已受到争议。

　　IMF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经济实力雄厚，如果施以援手，对一国经济走出危机、走上正轨，不是难事。这次卡恩出事，欧洲国家之所以一度慌乱，就是怕IMF削弱拯救欧债危机的工作成效、怕影响到它对目前正处于困难的葡萄牙、希腊乃至其它国家的援助计划的执行。这之前，卡恩在解决“欧猪五国”债务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但这是欧洲国家的危机，作为一贯由欧洲人掌权的IMF不会撒手不管，而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则难以享受到如此待遇。更多的国家也就开始寻找其它可替代的途径，成立了许多区域性、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或金融机构，而欧美国家也有许多的合作性金融组织。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有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等等，均在一定程度可以替代IMF的经济援助作用。此外，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行，国与国之间也更加融合，双边的或多边的合作越来越多，可相互帮助和促进。在这种情况下，IMF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就不如以前。

　　本月底，IMF新总裁就要见分晓了。虽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拉加德会当选，但不论谁当选，只要不从根本上改革治理结构、运作模式，IMF就很难担负稳定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世界需要的是一个能客观反映和适应现实经济格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