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成都“听证专业户”胡丽天因网络曝光一夜成名，又因更丰富信息的陆续披露，和她本人的打破沉默，引来不同的议论。

　　一些人指出，胡丽天7年间“连续”19次参加各类听证会，对政府的各种涨价诉求几乎清一色予以支持，可谓政府行为固定的“托儿”；另一些人则为她辩护，认为她并非“连续”参加，也不是“逢涨价必赞成”，偶尔也会提出不同意见，说是“托儿”太伤人，而且这位退休老太为了参加听证会，常常不顾辛苦进行调研，精神还是可嘉的。

　　胡丽天算不算“听证专业户”，话得从两头说。

　　鉴于并无确切证据表明胡丽天连续参加听证会系有关方面授意或招募，胡丽天本人也坚决否认这种猜测，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能假定她7年如一日地连续申请参加价格听证会，的确是自愿的；总是被抽上，一是她手气特别好，二是参加抽签的候选人数量不多。

　　问题在于，之所以要建立价格听证会制度，是因为这些重大公共收费项目的价格变化，关乎城市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该不该涨，该怎么涨、涨多少，都必须征求市民的意见，正因如此，听证会消费者代表的遴选，必须具备最广泛的代表性，从尽可能大的基数中抽取。

　　从有关报道可知，不管持怎样的立场，各方都承认，胡丽天“中签率”的确有些过高了，更有甚者，她并非唯一的“幸运老人”，和她一样被称为“听证专业户”的还有好几位。不管有关方面的初衷是怎样的，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只能表明听证会代表的产生机制存在严重漏洞：要么信息披露不畅，致使更多有意参与听证程序的市民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得资讯，以致无法参与；要么筛选方法有问题，导致某些人一再入围，另一些人则始终得不到“开口权”。

　　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成都常住人口多达1404.76万，而每次得以出席听证会的市民代表不过几十人，胡丽天等几位“专业户”就算动机再纯正，意见再可取，也不至于一再代表这1400多万成都人。这样的“代表”显然缺乏足够的代表性，那么，由这样“代表”反复参加的听证会，所产生的结果，又能反映几分真正的民意？

　　值得一提的是，听证会代表的遴选并非单轮“海选”，之前有多个筛选过程，倘负责筛选的部门刻意挑选“乖”的，此后的抽签，意义也便大打折扣。网络所披露的4名成都“听证专业户”，清一色的“爱涨价人士”，说是巧合，怕是难以服众的，这样的筛选程序不修正，“听证专业户”也就难以绝迹。   

　　另一方面，尽管胡丽天等人的“幸运”不无水分，他们的观点更饱受质疑，但不管怎样的观点，既然到了听证会上，就有阐述和坚持的权力。对听证会机制的种种弊端，应毫不客气地揭露，但对胡丽天等个人的冷嘲热讽则大可不必，因论点不同而扣上各种不雅“帽子”就更无必要——她毕竟有她说话的自由。

　　想在价格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好的方法不是拿胡丽天们开刀，而是修正听证会机制：踊跃参与，让更多人有机会开口；像挖出“听证专业户”现象那样刨根问底，推动听证会代表遴选的透明、公正、公开，让不同的声音都能顺畅传出。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