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发展方向面临再定位考验 学者吁重视体制改革

　　《瞭望》：G20同舟共济也须各司其责

　　二十国集团从年度两次峰会应急机制转向年度峰会的常规机制，其发展方向和作用也面临再定位的考验

　　今年以来，随着欧美债务问题持续发酵，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与前途备受关注。各国政商各界围绕戛纳峰会议题与成果持续热议，凸显随着危机后续与连带效应逐步显现，世界经济步入通过普遍结构调整促进复苏增长的新阶段。

　　二十国集团从年度两次峰会应急机制转向年度峰会的常规机制，其发展方向和作用也面临再定位的考验。相关国家需与时俱进，展现更加理性、进取与负责任的精神，不断提升宏观政策协调水平，确保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

　　切实各司其责，把自身事情办好

　　二十国集团成立初期，金融经济危机来势迅猛，全球流动性短缺，实体经济窒息。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时大手笔注资救市，上演了一出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协调大戏。随着世界经济步入调结构促增长新阶段，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必须增强针对性，避免危机初期那种一哄而上的做法。

　　我们看到，冷战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信息化进程为世界范围内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世界经济的整体性、系统性与联动性大大增强。个别国家或局部问题尤其是那些在世界经济中分量较大的国家出现问题，特别容易迅速传导扩散，放大为系统性风险。谋求世界经济强劲、均衡与可持续增长，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作为主要经济体，应当具有为世界经济高度负责的意识，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二十国集团占全球经济份额90%，只要各成员切实各司其责，把自身事情办好，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与均衡增长就有保障。

　　今年以来，随着欧美主权债务问题发酵扩散，多国主权信用遭遇下调，引起世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全球经济信心受挫走低。发达经济体复苏失速，经济低迷不振，构成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与拖累。

　　虽然欧盟在戛纳峰会前经过马拉松式的磋商终于形成应对欧债危机一揽子妥协方案，但其具体实施细则仍待敲定，效果更有待观察。全球曼氏金融控股公司已被欧债危机拖累破产。如美国主权债务处理不好，将对世界经济构成难以想象的毁灭性冲击。

　　其实，欧美主权债务问题久拖不决，有其制度性根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美主权债务问题乃是社会福利制度和消费模式畸形僵化造成的。经济繁荣时期，这种情况尚能勉强维持。但在危机条件下，便难免陷入“三高”(高成本、高债务、高失业)和“三低”(低增长、低储蓄、低消费)的困局。作为成熟型市场经济，欧美应对债务危机，也不是没有政策选择，而是相关国家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作出政策选择。正如美府院围绕联邦债务上限纠结和希腊有意就欧盟债务解决方案举行公决表明的那样，在民主政治体制环境中，执政当局往往缺乏实施改革所必需的足够政治决断力。至少近中期，确保世界经济强劲、均衡与可持续增长，需要欧美主要经济体果断坚定地实施结构与政策调整。

　　短期看，外部伙伴的援助不可或缺，但从根本上看，完全依赖外部财政援助，乃是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的做法。G20的初衷是强化全球经济治理，按照木桶理论，任何一个成员国应对自身问题缺力乏术，都将使G20的作用大打折扣。

　　不能重蹈以邻为壑的覆辙

　　强调G20各主要成员国各司其责，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负责任、不择手段地任意转嫁危机与责任。

　　G20初创时，面对金融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各主要成员国同舟共济，顽强抵制保护主义的诱惑，谱写了世界经济史上宏观政策协调强化全球经济治理的崭新篇章。随着危机高潮渐退，共同威胁减弱，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结构政策调整的压力，主要国家间经贸摩擦频度升高。尤其美国等国家在本国经济复苏艰难时期迎来大选，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业已显现。有些政客为选情考虑，不择手段地寻找替罪羊，重新诉诸保护主义的传统做法，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与调整责任。因此，G20要有效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主要成员国在各司其责的时候，绝不能重蹈以邻为壑的覆辙。

　　如前所述，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困扰是欧美主权债务问题持续发酵，复苏失速。世界经济能够避免二次探底风险，全赖“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努力转变增长方式，扩大内需，顽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形成所谓“双速”增长态势。实际上，欧美债务问题的消极影响已经开始波及新兴大国，导致其经济增速放缓，且不同程度地面临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压力。如果欧美等发达国家抵制不住保护主义的诱惑，抑制不住保护主义的冲动，像前不久美参议院通过《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那样声称对汇率操纵国实施惩罚，那就不是“弃船”自保那么简单，而是有“凿船”自毁的嫌疑了。

　　当下，世界经济面临三大保护主义威胁。一是施压人民币升值。多年来，欧美部分学者和政客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人民币汇率问题，把人民币汇率低估视为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已被公认是寻找替罪羊的做法。美《世界政治评论》近期刊文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低估至多30%。自2005年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实际已超过30%。将人民币问题政治化，其意图不外乎掩饰自身施政缺陷，逃避调整责任。从根本上应对欧美债务问题，除问题国实施财政紧缩、调整税负、降低成本外，恐怕没有其他灵丹妙药。一句话，保护主义的实质就是转嫁调整责任，自己生病却强压别人服药，结果不外乎损人不利己。二是竞争性货币贬值。一年来，美实施量化宽松，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引发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新兴大国普遍面临输入性通胀的困扰。如果美高失业低增长态势短期内得不到扭转，选举政治可能迫使奥巴马政府故伎重演，搞变相量化宽松。实际上，竞争性货币贬值也是饮鸩止渴、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对内，必然加重财政债务负担，损害消费者利益。对外，难免引发报复，形成恶性循环，损害市场对美元体制的信心。三是歧视性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长期以来，欧美特别是美国冷战思维根深蒂固，即使面临危机深度困扰，仍顽固坚持对一些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严重影响自身出口增长，加重贸易赤字，降低经济活力，制约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抑制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同舟不共济甚或相互掣肘，G20就将失去方向感，难以有效驾驭世界经济航船破浪前行。

　　重视G20体制改革

　　强调G20成员国各司其责，也并不意味着忽视内部机制优化与权力结构调整。恰恰相反，随着集团内部各成员国间实力地位的消长变化，G20内部决策机制尤其需要坚持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调整权力分配格局，切实增强新兴大国的发言权与影响力，有效提升G20全球治理能力与水平。

　　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双速增长背景下，国际经济实力对比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受“三高”“三低”困扰，美欧日今年预计分别只有1.7%、1%和0增幅，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实力地位大不如前，应对债务危机普遍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中印两国和俄罗斯、巴西两国将分别有望实现8%和4%以上的增幅，而且财政状况相对宽松，有能力也有意愿对欧盟债务问题国提供必需的财政援助。

　　前不久，在围绕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方式问题上，IMF总裁拉加德表示IMF需要增资，印俄等国财政主管也明确表示，准备通过IMF增资的方式为欧盟应对债务危机提供援助，但这些提议遭遇美日澳加等国的反对。

　　分析人士认为，美等国家反对新兴大国为IMF增资，虽然借口是欧盟有能力应对危机，其实是担心新兴大国借机增加其在IMF的股份权重。这说明，有些发达国家在遭遇危机需要借助新兴大国力量时，却又担心削弱自身影响力，其实质是不愿意与新兴大国分享权力，显示出改革意愿下降，保守意识增强。这与当下世界经济复苏需求严重不符，显现出G20体制改革进程面临减速的危险。

　　在世界经济复苏依然艰难的情况下尚且如此，不能不令人担心，随着欧美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形势好转，在金融经济危机条件下形成的国际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共识，尤其是有关IMF份额与投票权调整的决议能否真正落到实处，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前途与命运几何。

　　还须指出，随着自身实力地位不断上升，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分量不断增强，新兴大国也面临如何各司其责的问题。毕竟，新兴大国都普遍缺乏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经历与经验，人才与智力储备严重不足，主动参与意识明显滞后，话语权尤其是议题设置与引导能力薄弱。这种情况与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作用与期待很不相称。因此，新兴大国在参与G20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需要有紧迫感。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是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冷静理性对待，不能操之过急。其次，对待像欧债危机这样具有全局影响的重大局部事态，也需要顾全大局，抱持积极合作姿态，在条件适宜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积极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均衡与可持续增长作贡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王在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