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柯达破产缘何与苹果命不同

　　柯达公司近日宣告破产整顿，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柯达的失败或在于习惯从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寻找避风港，并依靠国家的专利保护体系，实行法律垄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互联网络时代，传统的专利保护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

　　乔新生

　　在那个胶片时代，柯达代表着一个产业、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艺术的创作模式。然而，这个曾经市值高达300亿美元的跨国企业，如今市值只剩下1.75亿美元，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破产法保护程序。

　　在分析柯达公司破产原因的时候，不少新闻媒体认为柯达公司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因而在快速发展的照相器材行业被淘汰。其实，这是典型的想当然。柯达公司从来都不缺少技术储备，柯达公司曾经站在世界照相技术的巅峰，到目前为止，柯达公司仍然在胶片生产领域掌握着许多专利技术。柯达公司的破产决不是因为缺乏技术创新，恰恰相反，柯达公司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过于迷恋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众所周知，市场的竞争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价格和质量的竞争；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和专利的竞争；第三个阶段则是制度和标准的竞争。柯达公司作为现代感光胶片生产企业，非常重视技术的开发和储备。柯达公司组织大批科研人员开发数字照相技术，并且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照相机。但令人遗憾的是，柯达公司为了确保自己在传统感光胶片生产企业的龙头老大地位，人为地搁置了数字照相专利技术，从而导致其他企业后来居上。等到柯达公司准备转型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庞大的技术投入以及割舍不掉的胶片销售市场，已经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企业要想迎头赶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技术主义是一种哲学观念、一种生产方式和思维逻辑。技术主义信奉技术至上的原则，迷恋创新和发明，过度依赖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技术主义者希望用自己的专利和技术换取市场份额，并且以此来获取巨额的垄断利润。他们习惯于从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寻找避风港，当他们开发了新的技术之后，立即申请专利，并且依靠国家的专利保护体系，实行法律垄断。但是，在现代互联网络时代，传统的专利保护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一些企业在充分借鉴柯达公司专利技术的同时，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巧妙地绕开了有关专利保护的障碍，迅速地开发出廉价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柯达公司希望国家的专利制度能够保护他们未来的市场，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申请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外，大量的数字技术扑面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柯达公司的竞争仍然停留在第二个层次上，而其他照相器材生产企业早已把竞争定位于制度和标准之上。在不同层次的竞争中，柯达公司注定铩羽而归。

　　制度和标准的竞争，不仅仅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是政府之间的竞争，甚至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竞争。当一些企业揣摩消费者的时尚兴趣，把文化作为竞争的主要元素，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时，柯达公司仍然在传统的技术领域精耕细作，试图以自己无可比拟的市场占有份额，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柯达公司的经营者或许不知道，当文化成为竞争主要元素的时候，产品的差异化就成为竞争的优势，而批量生产非但不是企业的优势，反而成为企业的劣势。当亚洲和欧洲一些公司开发出越来越人性化的照相器材，并且把传统的照相器材与现代的通信工具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柯达公司“笨拙”的形象就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热衷于技术开发的公司，但却不是一个引领时尚文化的公司。在追求个性化的年代，这样的公司注定要被人抛弃。

　　从技术和专利的竞争转为标准和制度的竞争，柯达公司步履艰难。近些年来，柯达公司虽然希望借助于资本市场，摆脱市场萎缩所带来的危机，但由于资本市场上腥风血雨，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柯达公司非但没有从资本市场获得有力的支持，反而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拖累。柯达公司的悲剧充分说明，如果一家企业不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没有把自己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文化产品，那么，这样的企业注定没有生命力。

　　最高层次的竞争不是资本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当文化与现代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转化为实用性产品的时候，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美国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家公司没有停留在技术创新阶段，而是把现代技术与现代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消费者呈现出全新的互联网络工具。苹果公司的每一项技术都是可以复制的，但是，苹果公司生产的产品却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苹果公司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元器件之中，从而使苹果公司的产品具有了文化的魅力。

　　现在，美国一些跨国企业和投资银行已经决定出资拯救柯达公司，这说明柯达公司不会真正破产倒闭。但是，如果柯达公司从一个纯技术性的公司变成了一个金融资本公司或者从一个照相器材生产公司变成为一个化工原料生产公司，那么，柯达公司仍然无法走出困境。能够拯救柯达公司的是文化，不知道柯达公司的管理者是否了解其中的奥秘。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