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

　　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1988年我从法国留学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老所长、著名的农村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专家陆学艺教授希望我能翻译一些法国农村社会学家的知名著作，并认为最好不是纯理论的或教科书式的著作，最后选定的是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著作《农民的终结》。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农民的终结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话题，就像是在谈论一种未来的梦想，因为那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约30%，有7亿多靠耕作生活的农民，甚至有数以亿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我当时甚至认为，在我有生之年，农民的终结在中国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话题。

　　“农民的终结”不再遥远

　　《农民的终结》的中文译本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只印了3000册，只是在农村研究的学术界流传，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反响。

　　但进入21世纪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到处都在谈论“农民的终结”，很多人搜寻此书而难以找到，甚至负责农村工作的国家高层领导也专门调看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5年再版了此书。

　　《农民的终结》一书于1967年首次在法国出版时，也曾使法国学术界感到震惊。因为法国是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却面临农民文明的终结，不能不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冲击。但20年后的1987年，当《农民的终结》在法国再版，孟德拉斯为该书增写20年的变化时，几乎没有人再对孟德拉斯提出的命题置疑了。

　　孟德拉斯在书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的上个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铁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种“巨变”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但由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一些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巨变”目前已经在加速地进行。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paysan)到“农业生产者”(agriculteur)或农场主(fernier)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

　　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减少，但农业的产出并不会同比例地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产出大国的原因，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限地减少，农业的从业者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产供应者也不会消失。

　　不过，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从业者，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被融入了后工业社会，并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他们已成为一个很小的社会职业群体，在总人口中比重下降到3%以下，作为农民象征的传统价值已愈来愈失去现实影响，他们的后代中留在乡村继续从事农业的也愈来愈少了，但农业劳动者仍然是整个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把几亿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规模如此巨大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这种“巨变”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对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中国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城市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

　　中国经验：“村落的终结”

　　进入20世纪以后，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国农村的巨大变迁，并通过对广州几十个城中村的调查，于2004年写作和出版了《村落的终结》一书，著名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为该书题写他生前最后题写的书名。

　　在调查之前，我们原来设想，所谓“城中村”，就是在很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无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很城市化了，但房子矮一点、商业气氛淡一点而已。

　　然而，当我们到作为华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市“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时，还是感到一种心灵的巨大震撼并惊讶得失语。就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每个“城中村”就像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20多米的“水泥巨物”。

　　震撼还不仅仅来源于此：这个“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个公司或某个经济集体建造的，其基本的住宅楼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盖起来的，但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建筑已完全失去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天人合一、风水、小桥流水人家等意象，在这里都荡然无存。

　　为了最大化地扩展住宅建筑面积，街道两旁的楼都伸展出来，几乎把露天的地方全塞满，形成当地人戏称的“贴面楼”、“亲吻楼”和“一线天”。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村里的人气和商业气氛却很旺，狭窄幽暗的街道两旁，排满各种商店、杂货店和服务网点，在村里居住的人除了村民之外，还有几万租房而居的外来打工者。而在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村落的影子，似乎始终是一个徘徊游荡的魂灵。

　　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既像是古老历史的遗物，又像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发生在“城中村”里的种种故事，也遭到一些媒体的简单非议。有的人说，“城中村”管理极其混乱，外来人口膨胀，出租屋成为黄赌毒的温床，“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穴。还有的说，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他们不用劳作，有村社的分红和出租屋的租金，对宗族观念、对求神拜佛的尊崇弥漫了整个村落。城市在进化，村庄在消失，‘村’民在夹缝中裂变”。

　　从2000年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都提出类似“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的口号，意在加快城乡一体化过程，规划建立现代大都市。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五年之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内“城中村”的改制和改造，在城市规划区内全面推行农民公寓建设，基本没有土地不以务农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全部转为城镇居民，实行城市化管理。

　　然而，随之而来的因“消灭城中村”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冲突，又使地方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城中村”的改造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可以改造好的”。

　　我通过对城中村的研究发现，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

　　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的变动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冲突。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也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

　　“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和跳板。我的这项研究，可以说为我们最终揭示从村落非农化到村落终结的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

　　沉重的巨变

　　当前，我国乡村的巨变仍在进行着，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巨变的终点在哪里。

　　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城市人口超过了50%，达到51.27%。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城市化继工业化之后，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每年减少1.8万个村落，每天减少约5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

　　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

　　首先，“半城市化”的问题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转变和农民的终结。我国目前达到的城市化水平，是以城市常住人口来计算的，也就是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的农民工，计算在市民当中，但实际上农民工只是在城里劳动，在福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还是“半城市化”的。

　　要把农民工转化成“市民”，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我国目前城市化大大地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又落后于土地城市化。到2010年，在GDP当中，农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只有约10%，农业劳动力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还有38%，但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还有51%。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和90后一代”农民工，据估计，新生代农民工有1亿人左右。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希望能够实现从农民身份向城市市民身份的转变。

　　可以说，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推动城乡一体化和逐步解决好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内在要求。

　　随着初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在我国部分产业集中的地区，劳动关系呈现紧张局面，劳动关系冲突显化。2010年1月23日至2010年5月26日，在短短的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深圳市台资企业富士康厂区内，连续发生十余起令人震惊的新生代农民工跳楼自杀事件，造成10余人死亡、数人伤残的悲惨结局。

　　这些事件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对和谐体面劳动关系的渴望。中国梦不能只属于房地产大亨，要给普通劳动者一个光明的未来，一个中国梦。

　　其次，乡村的空心化和凋敝使乡村生活难以复兴。目前在一些地区，乡村空心化现象比较突出，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是产业空了，随着全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乡村工业越来越失去了原来的竞争力，新兴产业逐步向大中城市和工业园区、新技术开发区聚集；

　　二是年轻人空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闯世界，巨大的城乡差距使他们不愿意再生活在乡村，农村成为老年人社会，农业成为老年人的工作；

　　三是住房空了，在一些发达地区，过去住房改建翻新的很快，现在很少有人改建翻新住房了，乡村富裕的人多数已经在城市买房搬进城市居住，一些村落三分之一的住房都闲置了，长期无人居住和修缮的住房败落了，村庄变得萧条和缺乏人气；

　　四是乡村的干部也空了，农村的村干部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兼职，很多村干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不是为村里工作，而是为自己经营，乡镇干部住在乡镇的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城乡差距使他们的孩子要在城市上学、他们的家属要在城市工作。

　　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

　　最后，土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升值收益分配严重损害农民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这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面临诸多严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大规模圈占农地和各地不断发生的强行拆迁、暴力拆迁问题，因为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而发生的农民抗争和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

　　据统计，2006年－2008年，在国家要求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全国耕地净减少12480万亩，年均减少近4200万亩，而2001年-2005年我国是年均减少2260万亩。2009年以来，农村用地占用形势更加严峻，形成新一波占用农村土地高潮。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热潮的主题是通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置换”来扩展城市建设用地。2010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各种各样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通常是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可以说，“土地城市化”出现热潮，更多是反映了土地财政的强大刺激，而不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真实需求。要警惕把“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警惕在“土地城市化”中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农民的终结和村落的终结，都是一个艰难坎坷的过程，我们应当知道那终结的蓝图，并非是筑成巨大的城乡鸿沟，并非是毁灭小桥流水和蓝天白云的生活，也并非是用水泥垒成巨石方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译有《农民的终结》，著有《村落的终结》等

　　【作者：李培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