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上升至50%

　　这些改革议题，产生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外需增速明显下滑的背景下，因而显得更加现实

　　刘利刚

　　2012是“起承转合”的关键年份，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改革挑战也愈加清晰——多维度的经济结构“失衡”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软肋。

　　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再度腾飞毫无疑问归功于改革。到2011年年底，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优秀表现也让世界侧目，10年间中国历经了加入WTO、人民币两度汇改、国企和金融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举措互相贯穿，互为支撑，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体制保障。

　　具体来看，加入 WTO的关键举措使中国更迅速地融入世界，为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渠道，由此形成的大规模贸易顺差，也促发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其同步，国有银行用产权多元化来大规模清理坏账、充实资本金后，对国民经济形成了强有力的信贷支持，此后其进入股市融资，大幅推升了中国股市的规模，并成为股市发展的稳定器。

　　过去10年的改革取得了关键性成果，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产生新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包括：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分配体制的失衡以及地区之间综合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解决这些不平衡，需要进一步推动着力系统性改革。

　　以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为例，在过去的10年内，投资占GDP的比重已从21世纪初的40%左右上升至今年接近50%的水平，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下滑至40%以下，而10年前，这一比重则大约为45%。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过高的投资率因为诸多瓶颈已不可持续，并可能成为银行系统新一轮呆坏帐源头。

　　不可否认，尽管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在过去的10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融机构的财务与运营实力也得到了迅速增强，而政府—金融机构—国有企业之间融资铁三角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也会造成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国有企业优势的加重，造成了银行资源向其集中。利率的管制也造成实际利率过低，某种程度上引发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增大。在这样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中，中小企业多少出现了“被边缘化”的状态。与此同时，轻重工业之间的失衡风险也愈加明显，并造成对于资源的过度依赖。

　　打破这样的不平衡，引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尤为关键。投资的过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资源相对过剩——大量社会资金由于无法寻找到安全和高收益的投资渠道，不得不存入银行，而存款利率受到严格监管，这不仅造成了银行大量信贷资源的产生，也导致了相对较低的投资成本。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改变这一状态，进而促进各类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中国金融机构做大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有利于这些机构更加市场化，并在竞争中主动提升业务，进而使其真正“做强”。相对市场化的利率，也有助于增加居民的收入，财富效应也将推动社会消费的增长。

　　而推动居民消费的增长，也需更加细致和深入的改革。

　　改革可以从两方面推动。一方面提高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随着劳动法的实行，适龄工作人口的减少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多数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的趋势其实已经产生，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仍大大快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固然是政府应尽义务，这也意味着政府可以大面积推进具有保障性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体系的全面覆盖，进而真正推动居民现实消费的增长，解决“政府代居民消费”的问题，用消费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消费的增长，第三产业才能真正取得发展的动力，并减少整体经济对于房地产业和重工业的依赖，进而化解产业结构失衡的各种弊端。

　　这些改革议题，产生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外需增速明显下滑的复杂背景下，因而显得更加现实。当然，这些改革措施的稳步推进，不仅需要中国的社会稳定，也将有利于未来中国继续保持稳定。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