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2万亿投资不如实施2万亿减税

　　文/陆磊(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

　　●种种迹象表明，这将是一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真正的“二次探底”。

　　●如果我们有2万亿元投资，不如实施在未来5年的2万亿元减税。“多予、少取、放活”这一条行政铁律是中国经济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而“多取、集中投放”将严重削弱实体经济竞争力。

　　●唯有承认劳动力成本增长是客观必然，才可能最终完成中国从劳动力密集型向人力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型。

　　在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上，我们又一次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出预料，在即将过去的5月份，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进一步下降到3.1%～3.2%的水平，原材料等上游价格增幅将呈现明显的负增长，同比跌幅可望达到2%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不会超过14%，城镇固定资产累计增幅将继续回落到20%左右；由于内需低迷，进口增幅相对较低，贸易顺差将在150亿～180亿美元之间；按照最乐观的估计，5月新增信贷约为7000亿元，反映投资活跃度的狭义货币M1增幅将低于4%，而银行惜贷与居民的“现金为王”预期导致广义货币M2增幅仍将保持12%左右。上述经济表现反映在产出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将跌破10%。种种迹象表明，这将是一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真正的“二次探底”。

　　面对此种困局，“稳增长”取代“控通胀”，再度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流认知，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是否有一次“二万亿”规模的中央计划投资的热议和预期。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2008年第四季度，假设我们能够在当时如先知般预见到此后三年发生的经济故事，我们是否一定会拿出“四万亿”投资，并因此无奈地把年度贷款系统性地上抬到7.5万亿元以上？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性，是否愿意为此承担资产价格泡沫化，整体经济对国家投资过度依赖，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压力非但未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中国的经济总量约占美国2/3、但货币总量远超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后果？轮回还是涅槃，审慎还是浮躁，再度成为我们的政策选项。

　　轮回：

　　经济或将进入螺旋形下行通道

　　当不少人把矛头指向发改委批项目时，我们不得不指出，与很多人的认知不同，中国的经济问题并非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在现实上，欧元区的危机和美国日本的低迷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现实，它们在经济下行期甚至缺乏有效的财政扩张手段，而至少我们还有“余粮”——在最近10年保持的年均20%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长、赤字占GDP的比重低于2%。在理论上，整部宏观经济学所表述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告诉了决策者某种经典认知：冷则添柴、热则降温是宏观调控的铁律。但几乎必然发生的事情是，经济将必然进入苟延残喘式的下行通道。

　　第一，财政投资将形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尽管其可望在短期形成订单。反周期宏观调控在近期的实践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布什-格林斯潘”松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但除了制造一轮资产价格危机外，仅仅带来的是不增加就业的经济恢复。很多人会津津乐道于更早期的“罗斯福新政”，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效拉动增长，最后的产能仍需要通过二战加以毁灭或吸收。凯恩斯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的确，短期是重要的，不过，这要基于正确的政策工具选择，否则将导致更大幅度的经济波动。

　　第二，扩张性投资将造成更大的挤出效应，与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背道而驰。一旦财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拉动力，理论界公认的三大后果必然如影随形：一是增税，二是发债，三是印钞。增税加大实体经济成本，发债引致金融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大项目，印钞则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于前，物价上涨跟随于后。于是，三个间接后果亦随之出现，一是增税和发债引致企业部门营运成本和融资成本上升，挤出民间投资；二是印钞导致全社会生活成本上升，间接推动用工成本(工资)增长，企业生产压力进一步加大；三是资产价格上涨诱惑实体经济部门更有积极性进入资产投机领域。

　　第三，反周期宏观调控并非无用，但其发挥作用在于实体经济部门是否存在增长的潜在能力。上述负面问题的出现并非必然，但其不发生依赖于实体经济是否出现创新。简言之，扩张财政好比外科手术，但其在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同时必须考虑病人自身机体的再生能力，而再生取决于实体经济是否因手术而受伤，是否具有自主自发的创新水平，否则必然对扩张性政策形成极大的依赖性。看看希腊吧，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公众已经对扩张性财政所形成的转移支付构成依赖，于是，即便按照千亿欧元规模免除其债务，但问题是，谁能承诺其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无非还要政府发债归集社保支出。因此，一个被隐藏的关键问题是，希腊靠什么获得经济增长？如无增长可能，它凭什么还债或继续负债？

　　涅槃：

　　关键在减税和实体经济创新

　　如果不再轮回，我们的问题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第一，是否这意味着在短期内的硬着陆？我们是否应该且能够忍受？第二，后续经济增长依赖何种力量？我们是否拥有培育这种力量的能力？显然，真正需要分析的是摆脱轮回的涅槃重生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

　　第一，即便我们在短期内找不到经济增长点，减税是一个比支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在企业层面，是增加企业订单，还是降低企业整体经营中不必要的成本，是一个关键性政策选择。如果我们有2万亿元投资，不如实施在未来5年的2万亿元减税。“多予、少取、放活”这一条行政铁律是中国经济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而“多取、集中投放”将严重削弱实体经济竞争力。在居民层面，减税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进而拉动消费，这对于中国已经形成的上至原材料、中间是基础设施、下到工业制成品巨大的过剩产能将构成可持续的吸收力，才有望逐步改变对外需(产能输出)的过度依赖性。

　　第二，相信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在保增长和促创新上，两者往往不可兼得。这是因为，一旦经济下行总是存在政策托底，则几乎没有企业愿意冒风险实施自主创新——创新要花自己的钱，而政策则来自外部输血，能争取外援何必费力搞创新？在减税的同时，给创新者更多的金融支持，包括坚定建立OTC市场，让更多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开发集合债券市场，让更多的民营经济体可以在债券市场上按照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得金融资源，或许创新动力可以得到有效提高。退一万步，即便居民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出现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亦并非坏事，这至少意味着购买力的增长和真正以人为本政策思路的体现。

　　第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在此最主要的争论在于这似乎会系统性地提高企业成本，但如果结合面向企业的税收抵免则可望避免实体经济负担过重。更为关键的是，唯有承认劳动力成本增长是客观必然，才可能最终完成中国从劳动力密集型向人力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型。

　　政策：

　　短期坚持“去泡沫”与“保实体”并举

　　在短期，一旦形成政策放松预期，在实体经济仍然缺乏像样的投资机会的背景下，泡沫化几乎一定会再度抬头。因此，我们可能观察到的政策操作很可能如下：

　　一是通过降息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同时实施对资产价格炒作的资金流入和杠杆限制。即，房地产政策很难有实质性放松，而流动性放松很可能是一种必然抉择。

　　二是放松银根与限制大型项目投资并举。这将有助于避免二度出现大项目和国有部门如黑洞般吞噬金融资源的状态。

　　三是针对银行已经普遍出现的惜贷现象给出定向安排，如适当下调中小微企业融资在资本金占用中的风险权重，同时提高大项目投资风险权重，这样才能激发银行把金融资源投放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我们也才有望走出放乱收死的恶性轮回，走向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高质量增长。

　　观点速递

　　房产税改革应“抽肥补瘦”

　　房产税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总体上应遵循“抽肥补瘦”的原则。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套搬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所有消费住房都被房地产税覆盖的模式。中国必须明确地让社会大众明白，我们的这个制度调节是针对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有豪宅、有多套房的高端人群。应当明确，家庭第一套住房，或者说一定家庭人均标准之下所谓第一单位的住房，是不在房产税覆盖范围的。另外，中国很多社会成员认为，第二套房是给自己买的商业性的社会保险，这也有一定道理。对第二套房税负可以从轻。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人民日报》撰文

　　注意避免“低质民主陷阱”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要求，还是发达国家的外部“示范”，民主的呼声都会日趋强烈。这本无可非议。但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能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发展中国家不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要注意避免“低质民主陷阱”。我们要研究西方民主建设与社会建设相辅相成的规律，也不妨借鉴日本和“四小龙”并不急于民主化，而是加快民主建设之前的必要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经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叶小文在《北京日报》撰文

　　阻击公车腐败应当“有奖”“有罚”

　　阻击公车腐败、重建政府公信，需要持续而有效的改革，应当“有奖”“有罚”。所谓“有奖”，就是对那些主动探索公车改革试点的地方应该有所激励；所谓“有罚”，就是要让法规从字面落到地面，让“公车超标”者受到应有的制裁。

　　处置公车超标的要害其实不在车，而在“人”。只有让违规官员受到较之享用奢华公车严厉得多的惩罚，公车超标的势头才有得到遏制的可能。治理其他形式的公车腐败也是一样。所有的公车改革，都应着力在“公权”而不是“公车”；除了健全相应的车改规范和程序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执行。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在《新京报》撰文

　　经济转型需调整收入结构

　　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完成转型，有一个方向已经看清楚，就是调整国内的收入结构。国内的需求如果不经过大力下工夫，不增长购买力，是没办法完成转型的。这个需求从板块来看，政府的板块、企业的板块偏高，居民的所得板块偏低。当把政府板块的收入转移到了企业板块，企业板块把收入转移到员工，这样就转移到社会了，这就形成了内需。也就是说，让老百姓手中有钱，才能产生真正的内需。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广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高端论坛上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