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鹏：刺激经济要考虑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作者：黄小鹏

　　经济刺激政策属于短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有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把需求刺激起来，把GDP搞上去就万事大吉。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刺激政策尤其要考虑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从静态看，刺激政策要有利于调整当期的重大经济比例关系，有利于改善投资消费失衡；从动态看，要考虑到期后效应，不仅要考虑当期的需求空间，还要考虑到长期的需求空间，更要考虑到刺激政策接下来可能产生的供给效应。

　　宏观经济学将总需求分解成消费、投资(又细分为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和净出口，不考虑出口，刺激政策就体现为刺激消费和刺激投资。刺激重点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静态和动态效果。

　　消费比例偏低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刺激消费利于结构改善，消费又具有即期性特点，故从长远看消费不会造成后续的负效应(破坏资源和生态的除外)，因此，撇开刺激的重点和具体的政策不论，刺激消费这个大方向不会错、力度再大也不会错。目前的情况是，虽然官方很早就认识到纠正消费和投资失衡的重要性，但实践中受思维惯性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总认为生产是强国之本，因此常常有意无意将刺激生产当作重点，这使得中国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变得异常困难。要真正改变消费畸低的局面，确实需要有一些根本性的政策。

　　就投资而言，不同类别其规律也完全不同。制造业投资当期产生需求，但长期会形成供给，在大多数行业短期供给已过多的情况下不能再行刺激，这点几乎是共识，但实际中仍难以做到。基建投资当期即可拉动需求，后续也会形成供给效应，因此同样会有过剩风险，但基建长期仍有一定需求空间，通过精心规划和项目挑选，把握好投资节奏，刺激基建投资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好的选项。而是否应刺激房地产投资，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房地产投资短期和长期效应十分复杂，需要详细解剖。

　　从已有住房情况来看，中国各城市并不存在明显的供需缺口，各地人均住房面积均已达到较为宽裕的水平，连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人均住房面积都已达25-30平方米，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深圳的这一指标更是高达30-40平方米，更不用说那些二、三线城市。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土状况来看，全都超过了小康标准。

　　从短期供给来看，开发商手中存货可供销售12个月以上(正常情况应该是3个月)，而在排除了投机需求和过度投资需求之后，目前真实居住需求呈稳定释放状态，供过于求已经是住房市场的基本格局。加上此前数年被投机性购买所造成的闲置(如北京日前调查显示空置房数量很大，即便30万套也可供100万人居住)，目前住房市场可谓是严重过剩。

　　从长期来看，当期房地产投资形成供给大约2-3年之后，也就是说，如额外刺激当期房地产投资，确可对GDP形成第一轮推动效应，但2-3年后亦需要相应的额外需求来匹配，显然，2-3年后不会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一批额外需求。因此，单纯从实际供需的角度看，准备通过刺激房价来增加总需求，解决宏观经济困难就百分之百是下错药。

　　有一种观点认为，房地产的过剩永远是短期性的，因为中国还有巨大的城市化空间，这些短期过剩的住房未来一定会被消化。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仅50%”，但这一说法有很大的迷惑性。

　　首先，50%城市化率数据很可能被严重低估。目前中国居住在农村的人都以老幼为主，也就是说能到城市去的差不多都已经去了。虽然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城市没有房产，但这些进城的人早已作为分母被计算到了城市平均居住面积中去了，现在还在农村生活未来将迁入城市的人数远比某些人想象的少，比如说只总人口的5%-10%。

　　其次，当前城市住房紧张是一种假象，城市梯级化和城乡分割则是造成假象原因之一。中国的就业机会和文化教育医疗资源在所谓的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是严重不均衡的，这使得已实现城市化的部分人处于不断的“再城市化”之中，三四线城市居民渴望到二线城市买房，二线城市希望在一线城市买房，如此一来，“城市化”变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折腾过程。

　　县级城市及其下的建制镇本来是联结城乡的一个纽带，如果为其提供较均衡的教育医疗服务，那么以现有交通条件，县城周边20公里以内和建制镇周边若干公里内的“农村人”完全可以“白天城里就业，晚上回家居住”。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确实大多数人愿意过这种生活。以中国农村的人口聚集程度看，只要辅以适当的公共设施，按欧洲标准看，很多农村就算得上城市了，其实很多一部分人是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城市化”。之所以现在人人要进城，原因在于政府长期实行非均衡投入，这里面有规模效应的合理性成分，但主要是被迫的。受“做大”城市、运作房地产以壮大财政和官员腰包动机的驱动，地方政府营造出一种“被城市化”的环境，比如强行并校等。英国工业革命时，政策导向是逼农民破产以补充城市产业工人，现在中国一些地方，颇有些逼着农民迁入城市，以拉抬城市房地产需求的味道。

　　第三，目前很多城市规划可能是严重失当的。主要表现就是盲目铺摊子，鄂尔多斯就是一例，再比如笔者了解的中部某中等城市，它的口号是建成主城区人口百万规模的发达城市，该市现有一城区一郊区和一个近郊县，分别有30余万人口，总人口加起来刚100万，目前城市化率已在70%以上，这样，要达到规划目标主城区至少要补充70万人口，为此在搞庞大的土地开发计划。笔者感到疑惑的是，这70万人从何而来，就算是把农民全部驱赶进城也凑不齐这个数。

　　类似的野心失控式城市规划现在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大跃进已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2008-2011年一些城市批出了天量土地，据媒体报道，按2011年房地产销售进度，河北唐山市要消化掉此前4年已售土地需要52年时间，而桂林、宜昌、连云港则分别需要49年、31年、22年。沿着目前错误的城市化思路，一些人产生了城市化还有极大发展空间的幻觉，而建立在这些假象之上的“城市规划”和“土地运作”给了房地产开发的无穷动力。现在面对经济不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又蠢蠢欲动，欲打着刺激房地产投资，提振总需求的幌子，放松或取消调控措施，通过推高房价的方式来拉动住房销售。现实情况是，不论从当下市场状况、2-3年后供需，还是从中长期看，中国都不存在住房供应不足问题，房地产乱象的本质是分配问题，根源是权力和投机，解决之道是制度重构，让行业在健康基础上发展。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庞齐骗局”，显然，要维持骗局继续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推升价格，但所有的“庞齐骗局”最终都会现出本来面目。是早日让骗局现形，还是通过推高房价来刺激本来就不需要的额外房地产投资，这一抉择不需要任何高超的智慧，只需要基本的理性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