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胡润这个英国人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便是“解剖”中国富豪群体。这话有一定的道理。12年来，通过他的“胡润百富榜”，中国人对身边的富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富豪俱乐部”的秘密看得越来越清楚。

　　人数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如今千万富豪已达96万，亿万富豪至少6万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袁旻 路琰

　　英国小伙子胡润爱折腾。他宁愿放弃在欧洲的会计师工作和高薪，也要远渡重洋到中国生活。1999年，胡润推出第一份“中国大陆百富榜”，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上发表后名扬天下。他似乎有种“魔力”——凡是被他评为“中国首富”的人，大多数来年就会“出事”……

　　4月12日，胡润又引起了高度关注。他联手群邑智库公司推出“2011胡润财富报告”，宣称“中国每1400人中就有1个是千万富豪”。根据这一说法，中国似乎已经进入“富豪时代”。胡润的此番言论，立刻引来不少争议。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富豪群体进行深入探访，力图从“富豪俱乐部”中发现一些秘密。

　　“十亿富豪”多达4000

　　从2009年起，胡润一手打造的胡润研究院，每年都会针对中国内地的富豪阶层发布“财富报告”，如今已是第三年。今年的报告着实令人瞠目。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内地的所有人口中，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与去年相比增长了9.7%。其中，亿万富豪有6万人，与去年相比增长了9.1%。报告还宣称，北京的富豪人数最多，有17万名千万富豪和1万名亿万富豪；广东富豪队伍的规模位列第二，上海则排在第三。这三大城市的富豪总人数，占了全国的近一半。此外，在这些富豪中，企业主、炒房者、职业股民和金领(注：金领普遍是指外商投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士、外商驻华机构的中方代表、规模较大的民营公司的经理、国企的高层领导等)四类人组成了“千万富豪俱乐部”；“亿万富豪俱乐部”则主要包括企业主、炒房者和职业股民。

　　对于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胡润解释说，此次的“入选门槛”为“个人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个人资产”包含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以及艺术品收藏等。此外，这份报告第一次将“隐形财富”列入其中。报告统计的全国4000名“十亿富豪”中，有1363人是财务状况较为透明的“阳光富豪”，其余均是“隐形富豪”——后者的人数比前者高出近一倍！

　　其实，“2011胡润财富报告”统计方法，沿袭了其赖以成名的“胡润百富榜”的制作模式。已连续评选了12年的“胡润百富榜”，遭受质疑的频率和强度并不亚于今年的这份报告。一位咨询机构的负责人说：“(今年)胡润的报告其实就是‘百富榜’的翻版，其准确性和权威性值得思考。”

　　12年前，所有关于富豪的榜单、报告，基本上都是由《福布斯》杂志推出的。胡润从1999年开始推出“百富榜”，此后慢慢对《福布斯》形成了压力。那么，两者究竟谁更权威呢？美国人史提夫·福布斯1982年推出“福布斯富豪榜”以来，其权威性一直受到推崇。在评选富豪方面，它有一套严谨、细致的计算方法。而胡润则宣称，他们有“12年的制榜经验，拥有丰富的信息和库存数据”。业内人士认为，“福布斯榜”客观公正；“胡润榜”更接近中国国情。

　　但胡润和《福布斯》也有共同点：都将具体的统计方法视为“商业机密”。有人研究后认为，“胡润富豪榜”产生的过程可能是：胡润研究院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调研——宏观上，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如GDP、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等，结合一些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微观上，搜集有关富豪最近几年的住宅、车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注册资本等相关数据。完成调研后，胡润研究院对富豪的资产进行严格的划分。其中，固定资产分为富豪所拥有的上市或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投资性房产；流动资产分为股票、基金、债券、存款、保险等。最后，胡润研究院综合各种数据和因素，评选出当年的富豪榜。12年来，胡润富豪榜的上榜人数连年攀升，每年的增速几乎都接近10%。

　　胡润眼中的中国富豪

　　1990年，20岁的英国杜克大学高材生胡润，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年后回国。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会计师。大学毕业后，胡润继承父业，也从事会计工作。然而，在中国的那段日子，让他深深地爱上了东方文化。1997年，胡润再次来到中国，凭借流利的汉语，进入上海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工作过程中，他发现身边的富豪朋友越来越多，有些人的财富甚至超过了许多英国富豪。

　　1999年，胡润查阅了100多份报纸、杂志及上市公司的公告报表，然后凭着兴趣和职业特长，做出了中国第一份与国际接轨的财富排行榜。为了将自己的劳动成果转化为金钱，他联系美国《商业周刊》和英国《金融时报》等许多主流媒体，希望对方购买并刊登。然而，这些权威媒体根本不信任他这个圈外人。不过，《福布斯》杂志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为派驻中国的首席调研员。当时，中国富豪阶层还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人们对他们的财富和生活都充满了好奇。所以，榜单一刊发，胡润和《福布斯》杂志就受到了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他借此慢慢混入中国的“富豪俱乐部”，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朋友。

　　三年后，胡润离开《福布斯》杂志，创办自己的研究院，开始制作和发布“胡润百富榜”，并创办了一份杂志——《胡润百富》。通过这些资源和人脉关系，他举办了不少活动，赚到不少眼球和钞票。他的办公室，随即从他的家里搬进了高档写字楼。

　　对于外界对“胡润百富榜”真实性的质疑，胡润曾开诚布公地表示：“榜单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只要保证60%—70%就行。由于计算方法差异，有时肯定会出现误差。”对于“2011胡润财富报告”引出的种种疑问，胡润也对记者做出了解答。有人认为，中国千万富豪数量达不到“每1400人就有1个”的比例。对此，胡润有些不屑一顾：“如果你对比一下英国的情况就能看出，他们是每100个人中有1个千万富豪。他们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富豪难道没有这么多吗？”关于中国富豪增长迅速的原因，他解释说：“主要原因是房价的快速上涨。去年，中国平均房价涨了13.7%，带动了很多富豪的出现。此外，大多数千万富豪的钱来源于个人企业，算是被国家GDP拉动增长的。”

　　在胡润看来，中外富豪各有特点：“我觉得，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在中国，(资产)超过千万的富豪中，房地产行业占第一位，大概是20%。这比美国、欧洲都要多。但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不是房地产，而是健康、IT、零售和服装业。”

　　那么，未来中国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富豪呢？胡润说：“关键是看房价和股票市场发展得怎么样。如果股市发展得很快、房价继续上升，肯定会出现更多的富豪。”

　　中国富豪的四大特点

　　有人曾说，胡润这个英国人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便是“解剖”中国富豪群体。这话有一定的道理。12年来，通过他的“胡润百富榜”，中国人对身边的富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富豪俱乐部”的秘密看得越来越清楚。

　　就年龄而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富豪，大多从事关乎民生的实业。比如，1945年出生的宗庆后从事的是饮料业，1957年出生的张茵则是“造纸大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富豪，则大多集中于新兴科技和房地产行业。1968年出生的百度老总李彦宏和1971年出生的腾讯老总马化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就地域而言，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北方，却很少诞生“工业富豪”。拥有370亿财富的三一重工老总梁稳根来自湖南，拥有310亿身家的比亚迪老总王传福常住深圳……北方富豪都在干什么呢？拥有350亿身家的万达老总王健林从事的是房地产，坐拥150亿的SOHO中国老总潘石屹、张欣夫妇也是这一行的大佬。

　　就行业而言，房地产、IT、家电和能源等，是绝大多数中国富豪的“发家之地”，所占比例为70%—80%——房地产业有许家印、杨惠妍这些曾经的“首富”撑腰；IT界则由马云、李彦宏、史玉柱等新兴力量主导；家电业被黄光裕、张近东等人把持；能源业有刘永行、鲁冠球等坐镇……

　　就男女比例来看，中国男女富豪的比例为7:3。如此大的悬殊，说明中国“富豪俱乐部”的性别严重失调，女性在其中只能起到点缀作用。

　　对话宗庆后、曹德旺

　　那么，被胡润圈进其“百富榜”的富豪们，是如何赚到千万、亿万身家的呢？

　　今年66岁的浙江人宗庆后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然而，他出生时，宗氏家族已家道中落。初中毕业后，宗庆后不得不出门打工，务农、晒盐、种茶、烧窑……什么挣钱干什么。然而，直到41岁，这个男人依旧碌碌无为，还只是杭州一个校办工厂的推销员。1987年，宗庆后承包了校办企业的经销部。此后，他举债十几万，带着两个退休工人，到处卖文具和冰棍，虽然辛苦，但第一年就赚了几万元。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时，他整日戴着草帽、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1989年，有了原始积累的宗庆后，成立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在校办工厂工作的经历让他明白，只要能抓住孩子们的吃饭问题，就能打开全国市场。因此，他的第一个产品娃哈哈口服液的宣传口号是：“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果然，娃哈哈很快便横扫全中国的营养品市场，让宗庆后开始“腾飞”……如今，娃哈哈已是中国饮料市场的霸主，在餐饮、服务业等领域也成绩斐然。

　　巧的是，比宗庆后小1岁的福建福清人曹德旺，也是在1987年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同样是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个福建男人最终成了全球汽车玻璃领域的巨人。

　　宗庆后和曹德旺的成功，被很多人视为典范。不过，在更多时候，谈及富豪们的创业经历，很多人都会想到“原罪”、“黑金”、“偷漏税”等词汇。那么，富豪们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群体的这些问题呢？记者为此专访了宗庆后和曹德旺。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是“胡润百富榜”的首富，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宗庆后：我真没感觉成为“中国首富”会怎么样，但不可否认，这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你做了“首富”，就等于自己是透明的，生活在聚光灯下，会有一些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这个名头就不会给您带来任何好处？毕竟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宣传？

　　宗庆后：唯一的好处就是外国政府知道了娃哈哈，知道了宗庆后，以后他们来招商，就会对我们有利一些，我们的影响力也会大一些。还有就是一些外国媒体会来采访“中国首富”，而“首富”们应该都很乐于接受采访。

　　环球人物杂志：您愿意提富豪的“原罪”问题吗？

　　曹德旺：太多中国富豪的“第一桶金”都不干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导致他们今天不能把他们的财富拿出来。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和历史背景有关，也与个人因素有关。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富豪回避社会责任，而您却一直很高调地做慈善，为什么？

　　曹德旺：慈善不是只有富人才能做，也不能单纯地用捐款的数量来衡量。慈善应是整个社会的关爱、善良和慈悲。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富豪阶层所缺失的。就我个人而言，想做就做，没有考虑别的。

　　富豪猛增背后的隐忧

　　1949年至今，中国的富豪阶层经历了诸多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政府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其间，很多民族资本家如荣毅仁家族，都经历了从怀疑政府到支持政府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当“万元户”成为很多人的目标。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口号，促成了一批富豪的诞生。但当时，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有很多。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富豪阶层不断壮大，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造成了频繁的优胜劣汰。宗庆后等民营企业家，正是在这一时期抓住了机会，树立起“中国制造”的大旗。到了21世纪，随着“互联网革命”的深入发展，一批IT界人士跻身“富豪俱乐部”，马云、马化腾、张朝阳等人成为其中的代表。有报道称，仅仅是马化腾的腾讯网，就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市值推高到300亿元！后来，随着中国楼市的不规律火爆，大批房地产商和炒房者加入了富豪圈。

　　“2011胡润财富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富豪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对于这份报告所提供的数据，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家刘和平指出：“富豪数量猛增的原因，应该拿到现在的历史环境看，一是因为国内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缺陷，主要靠投资带动，普通劳动者分到的财富必然越来越少；二是过去30年来，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房地产，造成结构性失衡；三是国有经济占主导，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只有转向投机。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长期依赖非生产部门，这会加大经济危险。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热衷于虚拟经济，一夜暴富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最终也会出现严重问题。”

　　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该如何看待富豪猛增这一现象？以“为百姓说话”闻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对此有话要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中国富豪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小民：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此外，还有很多个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致富。

　　环球人物杂志：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梁小民：肯定有。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造成了这种局面。比如，银行高管拿很高的月薪很正常。他们的高福利也让他们可以吃喝玩乐，浪费公共资源。另外，社会上还有一些隐性收入是非法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中国富豪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梁小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太多的生存技能，但他们能抓住市场机遇，并且和当地的人文环境、政府关系密切。

　　环球人物杂志：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富豪有何不同？

　　梁小民：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富豪就是“暴发户”，违法者比较多。当时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他们的“第一桶金”不干净。90年代的富豪总体上比80年代的成熟一些。此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价格双轨制等，都让很多人得以致富。21世纪，富豪种类就更多了，不只是企业家，还出现了易中天和于丹之类的富豪。你只要有能耐，不管做什么都能赚钱。

　　环球人物杂志：在中国，似乎更容易诞生新的富豪。

　　梁小民：这是中国的个性化特色。国外市场的机会比中国少得多，因为他们的政策要严格一些。在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工人经常起诉企业，让企业家很难一夜暴富。从对企业的监督方面讲，中国富豪比较幸运。

　　环球人物杂志：富豪不断涌现，对国家经济有利吗？

　　梁小民：总体是有利的。我们用不着仇富，因为富豪再富，其财富都留在国内，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势，是好事。绝大多数富豪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反过来来讲，我们政府的政策对富豪有什么帮助？

　　梁小民：帮助很大，用茅于轼的话讲就是“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富豪偷税漏税和逃避慈善的行为？

　　梁小民：富豪逃税有制度监督的问题，也有观念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富豪觉得交税不合理，而外国富豪则觉得这很正常。至于慈善，很多富豪为什么不愿意捐款？因为制度不好，很多人捐助之后，不知道捐出的钱会到哪里去。他们也很无奈，我们不应该过于严厉地指责他们“逃避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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