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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雄文:用前瞻性思考引领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2011年07月01日 18:54 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近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做客新浪EMBA频道《商学院院长系列访谈》,就如何用前瞻性思考引领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让校友行业和社会发展,如何将校友工作从学生入学开始抓起等话题发表了他的观点。

  本期嘉宾陆雄文简介:

  陆雄文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主任。陆教授的教学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不成熟市场营销、因特网营销、服务营销和企业组织变革等,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五十余篇论文,并出版了4部著作及教材。

  陆雄文教授还担任第四届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1世纪管理教育与学术联盟(ABEST21)副主席、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AAPBS)理事,并任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名誉教授、挪威管理学院名誉教授。他还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十届委员。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这是新浪EMBA频道名校商学院巡礼的复旦大学站,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我们的对话嘉宾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陆院长你好。

  陆雄文:你好。

  主持人:我们首先从复旦大学说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该说在国内是第一个学校,您认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也就是说与其他学校中国的商学院、美国的商学院比较起来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陆雄文:我想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同许多商学院所追求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教育与研究两方面都做到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有直接的支持作用,并能够提供前瞻性的思考来引领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应该说在教育方面就这两块我们所具有的资源能力在国内已经完全领先了,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尊重,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种能力,把更广泛的,不仅是国内的包括全球的资源能够汇集起来,在中国开展合作研究、开展合作教育,并把这样一些教育资源用来培养本国的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竞争力仍然是在教育、研究这两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最先进的商学院的支持商学院发展的一种资源。

  我们还想强调的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发展到今天,我们也用了两年的时间通过了两个国际认证,一个是AACSB、EQUIS,用两年的时间通过这两个认证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最快速度的,说明不只我们的基础是扎实的,而且在国际上已经在很大范围里面得到了一种很高层次的肯定和认同,因此也吸引了全球最好的商学院来同我们进行合作。

  因为国际上的合作同国内的合作是一样的,都是“门当户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认同可以进一步促进我们更好的整合和汇集国内外的资源来支持我们学院的发展,所以这也是一种竞争力,因为很少学校能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您刚才讲通过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这两个认证,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您觉得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陆雄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最重要的是在三个方面我们做的非常的扎实,一个是我们的理念来引导,我们第一任的创始老院长,郑绍濂教授跟我的前任郑祖康教授和我本人都非常遵循我们搞商学院、搞管理教育也是在做教育,教育的本质不只是培养那些具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能力,能够来引领的经济发展这样的管理人才和领导人才。还有很重要的是要给社会提供更广泛的思想,更能够把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变成一种知识,可以来分享知识,变成一种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不仅是促进我国经济,也促进我国经济同全球经济的融合。所以教育必须是有机增长,不可以进行像企业那样的一种跨越式的(增长),从购并、整合来形成一种很快的大规模的膨胀,而是必须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发展,所以这样一种理念让我们产生了厚积薄发的效应。

  我们管理学院发展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但是我的前人院长郑祖康教授一直在讲,我们是小步快跑,每一步都很扎实,但是连续起来速度就会很快。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做教育,我们不是在做企业,我们无法通过整体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某一个技术的突破,或者能够收购别人的资源来让我们实现很大的步骤的很快速度的发展。所以这个理念让我们一直给我们自己的警醒,我们在做教育。我们的人才培养也不是一蹴而就,我们很多MBA、EMBA的项目现在得到社会的很多诟病、批评,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项目表现出某种浮躁,很多学生比较浮躁,因为他是一种快餐式的思想、态度来对待EMBA的学习,学习一点知识、两点工具、三点Points,就能够马上变成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其实有可能,但是总体来讲是不太合理、不太现实的。

  我们作为学校来讲,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者还是教师往往又迎合了这样的想法,那就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被动。现在学生到学校来学习,变成就像去商店或者去餐厅吃饭一样,我付了钱,我来享受这种服务,你就要给我东西。教育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提供商品、提供服务的过程,它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来通过分享、碰撞,然后共同形成对知识的见解和认识。学生真正有了认识、有了理解才能消化,变成自己内部的一种生产力。这样一种教育过程是一个合作过程,很多人对这一点问题没有认识清楚,很多学校办教育本身也迎合或者纵容了社会对教育的某种浮躁的看法。在这点上我们管理学院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国际化道路,因为中国现代管理的教育应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尽管我们复旦大学77年(改革开放之前)恢复了管理教育,但真正的发展应该说是80年代中,也就是我们管理学院恢复建院以后,恢复建院早期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我们整体的管理理论水平、知识的积累和师资团队都非常弱。我记得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用很多的影印本,从美国的教材或者彼得?德鲁特台湾的翻译版本,繁体字数学版本在外文书店内部参考资料的部分可以买到这本书。我当时不是拷贝不走样,而是能够来简单的通过阅读、通过自己的思考,然后就差不多掌握了一些理论,是从这个开始起步的,所以总体的能力非常多。

  怎么能够很快速的变成一个非常有国际水准的、能够同国际间平等对话的这样一所学校,应该说我们走国际化的道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我记得我的老院长跟我讲过,80年末,他去美国访问,想去跟一些比较好的商业学院去讨论有没有可能合作,请他们来给我们资源,结果他遍访很多的名校,几乎没有人来回应他这样的邀请和这样的愿望。当时经济也比较弱,中国的大学比较封闭,管理教育也只是刚刚起步。但是我们的努力以及我们的幸运,我们从95年开始,先后同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开始合作去办MBA,然后我们同挪威管理学院合作MBA,同香港大学工商与经济管理学院合作MBA。这几个合作项目,让我们直接同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水准进行对接,当然当时来讲总体我们的能力也比他们差很多的,所以我们和他们一起交流、一起来设计课程,主要是向他们学习如何把一个完整的MBA教育体系引进到中国来,所以无论是课程体系还是课程内容包括教学方法,我们都向他们学习,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老师一下子站到很高的平台上。像MIT来筹集了资金,支持我们的老师去MIT学习半年,每一个老师要上资助的、支持的国际MBA的课程必须先到MIT学习半年,跟他们老师一起合作讨论如何设计课程,内容、方法、案例。然后这个老师观察他们的老师怎么上课,回来以后,再把这样一套内容和方法体系运用到我们的MBA中,当然学生收获很大,学生收获很大,老师本身一下子也提高了,再加上这些海外老师一起到复旦大学上课,同我们的老师同台竞争,因为学生会做打分,觉得发现有时候复旦老师还不错,有些时候海外老师强,海外老师强、但是有些课我们又领先,通过非常无声的但是又大家非常暗暗较劲的竞争,我们的教学一下子取得了同国际上相对应的水准上来。所以今天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应该说通过那么多年,差不多20多年的合作积累以后,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是完全可以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所以国际化的道路让我们的老师在教学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视野上有了很大的开阔。知道国外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方法是如何的与时俱进的,我们把它及时的引进回来,同时也开启了我们同海外国际的研究合作,因为老师有了互相的交流以后、人员熟悉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就共同问题开始了研究,这也提升了我们的研究能力,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国际化的战略,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道路。

  今天我们在全世界形成的50多所非常领先的商学院同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是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也是我们国际化的成就,让他们更加能够相信我们是一个高品质的、“门当户对”的合作伙伴,再加上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都希望同中国最好的学校进行合作,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能够厚积薄发。

  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应该说非常能够把中西合璧,把国际的、在各个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体系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光有国际的东西,完全可能会水土不服,因为今天中国很多的成功,尤其是商业方面的成功,并不是那些完全受西方教育或者是中国商学院早期毕业的学生他们用了一些理论去把企业办成功的,他们往往是用自己的一种智慧、一种经验、一种感悟、一种观察,在中国那么纷繁复杂、快速变动的社会环境里面去创造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在全世界来讲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样一种创新,让他们抓住了市场机会,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使他们能够借用蓝海的概念开启他们的一个蓝海战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商业成功,并不是外国人知道的,并不是外国理论知道的,而是我们本土企业家自己创造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外国学者有时候也只能是看表面的热闹,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老师很好在于他们能够对于这些问题有非常直接的观察,甚至有参与这样的过程,所以把这部分的总结,不仅仅变成一个研究的问题和理论的成果,还用到教学当中去。反过来反哺后来的年轻学生,让他们有很多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训练,也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训练。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老师,当然他们是我们真正的竞争力,他们的结构非常好,现在我们150个老师,差不多1/3以上是50岁以上的老师,1/3是40-50岁,1/3是40岁以下;1/3是正教授、1/3副教授、1/3助理教授;1/3是海归,其余的2/3里面70%也是从海外美国训练,我们教授一个国际化的研究和工作经验,使他们能够直接在研究和教育方面能够直接和国际接轨。所以我们的教师团队既非常了解中国,又非常了解国际,而且不是割裂的,有些人只懂国际、有些人只懂本土,而是说80%的老师既懂国际、又懂本土。我对年轻的海归教师一直讲,你们的使命是要去中国,做中国的研究,把它变成一个国际所关注的,国外、国际学者所能够理解的一个研究问题、一个研究成果,这样才使你真正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你才会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学生。因为当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使中国引起更广泛的兴趣的时候,全球都到中国来研究中国问题,那你是真的全懂,因为你早先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是真正的权威,那你就是世界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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