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圆桌财经对话

　　新浪财经讯 2011年9月2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圆桌财经对话”系列活动，在上海外滩罗斯福会馆拉开帷幕。作为首场活动，本次圆桌对话将关注焦点于“霸王点火，灼烈江湖——后“美债危机”时代英雄论剑”。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将深度研讨美债危机、欧债风暴的影响及根源，并且共同探求不再扮演“超人”拯救世界的中国如何打响突围燎原之战。

　　美债危机以标普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3A降为2A+，以及美国国债仍受追捧的场景画了一个逗号。显然，这场连续剧没完。在美债危机、欧债危机阴影笼罩下的全球经济再次陷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当世界进入“后美债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会如何？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浪潮中又将扮演何种角色？围绕着这些当前的焦点话题，本次圆桌对话共设立四大主题，分别是：

　　后“美债危机”时代，“超人”救世、救市还是自救？

　　火线解绑？金融大鳄东移亚洲逐富新乐池。

　　货币，房价，泡泡撬动中国？

　　国退民进，“软着陆”幻想。

　　本次圆桌对话由金融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骆玉鼎教授全程主持。

　　圆桌对话的学术嘉宾包括 ：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N·T·WANG讲席教授、布鲁金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魏尚进，魏尚进教授曾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助理部长、世界银行顾问；

　　金融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名师、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教授；

　　东方学者，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何众志教授，何众志教授作为世界顶尖的定量金融分析师曾于2000年—2003年期间任职于雷曼兄弟银行纽约总部，现为布鲁克大学终身教授、加龙资产管理公司合伙人；

　　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教授。

　　同时，活动还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学员、国际商业领袖发展项目(EDP)学员，众多政界人士以及著名企业家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

　　活动以圆桌会议的形式生动展开，台上台下嘉宾交流互动，各路英雄唇枪舌战，将如热血江湖硝烟四起。

　　论坛对话全文如下：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2011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圆桌财经对话。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和领导，他们分别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名师，上海财经大学附院长金融学教授戴国强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骆玉鼎博士，他也将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还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四位专家和学者，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江西教授魏尚进教授，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教授，东方学者，加拿大布鲁克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副院长何众志教授，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家洪榕博士。同时出席今天的领导还有江辉主任。今天的讲座的各位嘉宾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的同学，以及应邀参加的各位企业家和高管人员，谢谢你们的到来。今天我们的会场财经翘楚济济一堂，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介绍。接下来我们有请活动主办方代表戴国强教授致词。

　　戴国强：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现场的来宾和媒体朋友，全球EMBA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代表主办方对参加本次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财经对话的同仁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此做一个开场白，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商学院事例的个人观点，并且由此引出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宗旨和目的，古今中外，大学和学院都是诞生思想的摇篮，商学院却是例外，自创建之初就被赋予了学以致用的重任，也就是说必须将行动和思考同等重视。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第一所商学院沃顿商学院，1908年创办了第一个MBA项目。这些开创了先河的商学院他们的发展壮大和美国自南北战争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发展所密切相关。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商学院发生了若干次重大的变革，都是在不断的强化他的使命特征，就是强调行动能力和应用价值。商学院应该以培育企业届的领袖和经理人才作为主要的目标，有效的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决策能力。这奠定了以MBA教育为核心的商学院教育模式。到了今天，全世界的商学院的改革潮流仍然在滚滚向前，引领这个潮流的主旋律依然是如何帮助领导者们改善经济，改善生活和改善世界。中国早期的商科教育对行动力的强调更肩负着厚重的民族使命感。管理教育全球化报告中披露，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成立于1921年的上海商科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按照西方现代商学院标准建立的上科院校。这是上财的先辈们把西方的北先生和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起挪到了中国，在当时远东最大的金融商业中心上海开启了西方商科教育的发展，担任起了历史重任。斗转星移，90年过去了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上海财经大学在今年4月成立了商学院，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的标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着力打造上海财大MBA和EMBA的平台。我们看到，变换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使命。我们始终坚持教育和商业精英们，要在充满希望挑战中如何判断虚实，理清真伪，如何敢为人先，普及社会。我们可以体会到，商学院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既是理性的思考者，更是有力的行动者，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领先的商学院比以往的任何的事态都强调有效行动。本次圆桌会议对话的基本定位就是在“美债危机”的背景下，探讨中国经济的出路和对策。我们把这个活动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圆桌财经对话系列活动之一，是考虑到全球EMBA项目的自身特色和自身的地位。作为首个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项目，我们不但邀请了剑桥大学等名校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并把全球化视野贯穿始终。“美债危机”仅仅是一个事件，背后隐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国家的债务危机对应另外一个国家的债券危机，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讨论，最终回导致全世界金融过渡体系之争，今天我们邀请到各位嘉宾都是在各自领域拥有独到建树的学者，相信在接下来的对话当中，可以解答我们心中的困惑，MBA教育提倡互动和质疑，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发言，努力思考，并且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行动。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全球难题以及对策，让我们拭目以待。

　　主持人：感谢戴院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海财经大学副院长骆玉鼎教授开始今天的对话主持。

　　骆玉鼎：首先我对五位嘉宾有同样的一个问题，自从标普把美国国债降级之后世界风云变幻，有人说美国马上要陷入经济危机了。现在看来对美国的债务危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各位嘉宾能不能用一两句话简单对“美债危机”做一个自己的简短的评价。我们从金岩石教授开始。

　　金岩石：中国有一个古话叫乘人之危，美债危机可以说永远存在。从60年代到现在我们要注意两个速度，一个是货币的发行速度，一个是全球债务的速度，把这两个速度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货币涨的比债务更快。

　　魏尚进：“美债危机”既是假危机又是真危机。现在市场上愿意以相对高的价格，相对低的利息购进美国国债，民众认为政府不还债的可能是非常低的。但是对债权国来说，可以说是危机，因为即使没有出现技术破产，如果说美元受到影响出现大幅度的贬值，即使美国政府没有还债，债权国的利益也会大量的损失，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10个经济学家有7个认为，美元相对其他各国货币都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的现象。

　　何众志：第一个，我认为美债评级下调警示的意义更大，美债危机下调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股市的波动，同时我们看到十年美债收益率明显下掉。这说明什么呢？美债评级下调反而价值上升了。我觉得中国外储局应该偷乐着才对，因为价值提升了。这是一个方面，从市场的反应来讲，美债还是最安全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债危机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支持魏教授所说的，美债之后会采取一个行动，QE3很快会推出，这个行动会给全球或者是中国经济带来货币增发信用泛滥的影响是很大的。

　　洪榕：几位专家都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我离市场比较近，危机本身其实离我们很远，我们都不太会去关心这些事，我们会担心危机的杀伤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来没有一个危机可以让大家这么讨论、关心和重视的情况下有他的杀伤力。危机往往是大家没有意识到，所以大家很少有人会预先认识到危机，能够坐下来讨论的危机从来没有什么杀伤力。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微观的心态，包括美债危机也是如此。我们要关心这种杀伤力有多大，他如果说发生在中国有多大的杀伤力，其实大家这么讨论是有问题了，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他的杀伤力会很小。

　　戴国强：确实，能预料到的不会产生什么杀伤力。我觉得这一次美债的危机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都没有料到，标普居然把美债降一级。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产生了全球的轩然大波，导致了股票市场连续暴跌。但是仔细想想，我觉得美债危机可能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实际上是和这个国家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的稳定性是直接相关的。这一次的事件爆发提醒了我们，我们要理性部分完全的倚赖。

　　骆玉鼎：刚刚几位嘉宾都谈了，尤其是洪榕说，其他人是围观，但是我们这里有两个人不是围观，我想问一下魏尚进教授，QE3会像大家所想的那样推出吗？

　　魏尚进：我作为一个学者很忌讳做预测。预测测对了是碰运气，测错了的话一般就不提了。我从逻辑上来说，我不知道伯南克是什么样的想法，伯南克在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上做了小的贡献，从逻辑上来说，美国人站在美国人的立以来说，推行QE3的概率很高，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现在增长有问题，失业率有问题，通胀虽然说别人讲了很多，但是从金融资产角度来说，风险还是相对可控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有好处的。从美国庞大的国债上来说，因为很大的一部分是国外人持有的，由外国人持有，从美国自己角度出发，降低政府负债的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货币贬值，让世界各国分美国的痛苦。这样的诱惑很大，这样的话，美国会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骆玉鼎：看来魏尚进教授，包括何教授对QE3都很相信，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现在是有点信了，美国这么多的美元流出来会流去那呢？有一个EMBA学员告诉我，美国一年印刷60亿美金，而在新疆流通的美金则有80亿，这么多的钱流入中国，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此同时，大家仿佛又看到，很多的企业在借款的时候出现困难，商业银行已经在实施信贷配置我想问一下戴国强院长，戴国强院长是商业银行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在中央对冲的同时，商业银行又实施信贷紧缩，我们要面临什么样问题呢？

　　戴国强：确实现在央行很纠结，如果不采取紧缩政策，会导致我们的CPI上升压力增加，如果说采取的话，中小企业又比较困难。对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市场当中流动性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民间，资金还是比较充裕的。现在管的紧的是商业银行渠道。商业银行从本身风险的角度考虑，他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控制的比较严，这个可以理解，对有国有资产背景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愿意给他们资金，原因有多方面的。我觉得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要从多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把市场的资金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外一个从短期来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风险观也应该发生变化。实际上对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世界难题，就像美国的花旗银行，并不是说对中小企业就关门了，他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还是比较积极的，他们有一套风险管理，并不是说企业要求贷款的时候他才关注，他是主动的关注中小企业，挖掘前景看好的中小企业，他有自己的贷款后备，等到他要贷款的时候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审查就可以把款放出去。我们的银行应该向他们学习，我们要主动的关注中小企业，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骆玉鼎：一开始金岩石教授就说了，危机既有危又有机。金教授还说要趁人之危，作为一个索罗斯的出色的中国学生，苍蝇要盯有缝的蛋，不知道金教授要从那里下这一嘴。

　　金岩石：因为债券就是货币的期货，只要货币和债券之间的关系可以保持平衡，危机就可以过去，但是如果说把两边的概念换成中国和美国，我们在骂美国人的时候经常骂了自己，美国加上QE2货币总量才9.3万亿美金，而人民币M2折算成美元现在是11.6万亿美金。所以中国才是世界货币第一大国。中国作为货币第一大国，而且我们的货币又不能全球流通，美元之所以大家关心是因为他的货币可以在全球流通，同时他的货币杠杆率，能量比中国高。在这个概念下，中国的人民币将来就会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而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美债。要化解这个危机，必须创造一个大的池子，这个池子就是整个亚太区能不能形成以人民币为关联中心，在人民币有限国际化的条件下，形成某种程度的区域货币同盟。这个机会现在开始出现。最近我搞了一个概念，就是三大海啸，很多人看到了金融海啸，我们化解的办法就是印纸，如果说没有股市楼市去吸纳，超额货币就会流向贵金属和大宗商品，而在美国更加严重，从去年6月开始，流进了粮食市场，从去年6月开始，粮价上涨引发了第二场海啸，就是政治海啸。从突尼斯到中国，再到德国，还在继续。也就是说全球政治海啸会导致全球政治动荡，导致全球恐怖主义的动荡，当恐怖主义动荡开始升级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机会来了，这并不是我们乘人之危，而是因为市场自然会选择亚太区作为恐怖主义变量相对小的地区，作为未来增长的区域。这就出现了第三个海啸，就是日本的海啸，我们知道日本是亚洲经济大国，但是今年我们在两个指标超过了日本，第一个是GDP总量，虽然说GNP没有超，但是GDP总值超了。第二个变量就是A股市场的流通市值在今年3月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我们恢复到了1936年的水平，1936年上海股票交易所就是远东第一，世界第三，仅次于纽约、伦敦，今天中国股市是远东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纽约。在这个概念下，也就意味着亚洲货币同盟有可能会形成。我想这个概念大家要思考，一旦亚洲形成以人民币为关联支柱的某种形态的货币，联盟不是同盟，不是同种货币，这个货币力量的崛起才是对整个经济环境起重大变革的重要因素。所以美债仅仅是在全球江湖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骆玉鼎：金教授讲的很有意思，他提到日本，我想到9月2日正是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投降的日子。刚刚讲到亚太的重要性，这个和何教授和魏教授的想法有一些冲突，我看到微博(http://weibo.com)上有很多同学想问一个问题，刚刚魏尚进教授提到美国最好的办法是让货币贬值，既然美国诚心让它贬值了，为什么咱们还要去买美债呢？美债为什么还是最好的投资呢？何教授是牛人，他有特别多的故事，他的第一个故事，何教授做的对冲基金现在还有20%的收益率。第二个，他曾经是雷曼的高级分析师，退出之后，雷曼就倒闭了。最牛的是10年他正好在世茂中心25楼上班，两架飞机撞上去，他居然从楼上活着下来。我想问一下何教授，我们为什么要买美债，不买不行吗？

　　何众志：正好今年是911十周年。对于美债来说，我想问的是不买美债你买什么呢？中国这样庞大的外汇总额，我们先不说他的存量已经3万亿了，上半年增量就是3500亿，这么大的盘子谁可以接起他。我听到欧一些说要买欧洲债，而欧洲债更安全吗？欧洲反而动荡更厉害一些吧。你说收购国外的优质企业，美国和欧洲都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反收购的条约和法案，收购也不容易。美债并不是说是最好的投资品种，而是我们除了他没有选择，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在世界上只有美债是最安全的，而且除了美债没有什么可以买的，虽然说应该是实物化，资产化，但是做起来不容易。

　　骆玉鼎：中国公司正要分拆为两个部分，也有人说中投海外的部分要注资，中投拿了这些外汇储备继续买美国的国债，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的决策者他们会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魏教授是美国的两家重要智囊的研究人员，魏教授你怎么看中国外汇的投资行为。

　　魏尚进：中国作为一个官方的海外持有者，拥有这么大的财产，对国家来说是不太明智的做法。先不谈说接下来的外汇储备总值，现在这样的做法估计是欠佳的，我推荐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做债转股，有两个概念。即使是官方持有，无论是外汇总局还是中投也好。现在说下一个苹果公司最可能在哪一个国家  诞生，下一场想不到的科技革命是在那个地方诞生，美国的激励机制，法律机制，资本市场机制，更加支持他会成为下一场科技革命的诞生国的概率非常高。所以你把牌压在美国经济上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你不应该把牌压在美国政府上。第二个含义，我觉得政府在持有海外资产上，我觉得应该大幅减少官方持有的分量，要大幅提高民营部门持有海外资产，通过自己的选择，增加持有海外资产的做法。何教授记得，可能是美国、欧洲对中国海外投资有一些敏感的看法，这个存在，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夸张。比如说美国总统下面的对海外投资的审查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当然中国投资的可能相对难一些，但是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特别是民营企业去投和纯国有企业去投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债转股会优化中国对海外资产的持有，可以降低海外资产贬值的概率。

　　金岩石：我觉得他提的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债转股，通常债和股是同一个法人主体才可以进来，但是我们拿的是美国的债，美国是纯政府，想去换企业的股，美国人怎么会做这个事，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魏尚进：市场行为，假如说美国政府愿意购买当然很好。新增加的外汇储备不以新增加美国国债的形式来做。直接想办法去寻找拥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存量部分，在不影响美国国债市场价值的情况下，也可以降低存量的持有，转向更多的企业股权，我想通过市场来做，而不是简单把国债换成股票。

　　骆玉鼎：金教授和魏教授关于债转股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但是外管局不是这么想的，外管局提出了两个意见，第一个，外汇储备投资在无风险债券上是全球通行的惯例，第二个，要想让国家的外汇储备分散到民间，但是老百姓不愿意持有外汇，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洪董事长，因为从外汇基金来看也是一个大私募，洪也做这个事，听听他怎么说。

　　洪榕：刚刚魏教授提到再转股的事。前一段时间提到把钱给黑石，没有想到黑石投了房地产，如果说投房地产，我们给他干什么，我们投房地产的经验比他多多了。这是我们投了名气，但是没有效果。第二个，我是很赞成何教授的观点的，还真的只能投美国，还只能投国债。刚刚有几个专家讲的很专业，我翻译一下他们的说法。比如说美国就是一艘航空母舰，目前我们把自己的甲板就放在航空母舰上，但是老是不踏实，老是想美国这个航空母舰会不会翻，会不会出问题。很多专家就说我们不应该放在航空母舰上，而是分散在很多舰上，如果说我们真的这样去做了，我们其他各种船上都去放一点，一旦航空母舰抖动一下，专家的意见肯定是把小舢板上的移会航空母舰，我想这一来一去就会把我们的市值跌去一半。我想给一个非专业的管理者的时候，最好就是给一个最安全的办法，我就学日本人，我怎么办呢？就像当初霍利菲尔德和泰森打拳击一样，上去我就抱住你，你的拳头根本打不到我。现在我们中国的做法就是贴身紧逼，把美国抱的紧紧的，不给你产生距离，你打拳打不到我，你使不上力。我想这可能是唯一可以选择的。但是至于说讲到我们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前面金教授讲到我们的M2已经很大了，大到了大家已经很担心这个事，所以现在我们整个的方式非常好在哪里呢？我们最大的机会好在哪里呢？我们确实是存在于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我们本来想解决的问题正好和这个匹配，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M2太大了，我们想减少，出政策肯定是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减少间接融资，我们应该加大直接融资，这是天天在讲的，我们的转型也是往这方面转的，所以中小企业拿不到钱是很正常的。过去都想从银行拿钱，我们的M2已经够大了，那怎么办的？应该是银行块慢慢的间接融资减少，直接融资加大，现在IPO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其实就是加大直接融资，包括我们对PE的政策越来越好，你一来马上给你送房子，给你补贴，其实是要加大PE和VC的投入，这些钱去那里？我感觉包括PE和VC，大量的都是去了中小企业。那些本应该死亡的中小企业，死亡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说加大直接融资，减少间接融资，只要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这里金教授是专家，这可能是会牺牲我们的股市。

　　骆玉鼎：金教授，刚刚我看到有同学谈到白银和黄金，我们洪总要去抱美国的大腿在这之前是不是白银和黄金也可以考虑一下。

　　金岩石：乱世黄金，但是中国的古董涨的比黄金更凶，黄金只有19.7万吨，已经开采出来的是16.4万吨，按照目前的速度，再开10-11年全部开完，所以黄金作为一个稀缺资源，大概就跟钻石、和田玉、翡翠差不多，他是天然式货币，但是货币天然不是黄金，总得给货币找出路，于是往楼市、股市、大宗商品上上，中国是按着楼市往股市上挤，客观上刚刚洪榕讲的观念很对，虽然说股市没涨，6124点流通市值是6.5万亿，现在是2500多点，流通市值是22.3万亿，如果从流通市值来看涨的是一级市场而不是二级市场，对于股民当然不好，但是对于国家来讲确实给中小企业开辟了通道。过去我们的股市当时股权分置，这个市场没有民营的，现在什么情况呢？主办三七快，70%国企，30%民营，中小板倒三七，创业板呢？94.5%是民营企业，其中有风投和PE的超过70%，所以创业板带动了私募股权。实际上是把民营企业逼出银行市场。靠银行的只能是国企，未来民营经济在推动产业方式和创新上，一手依靠私募，一手依靠公募，这将会推动民营经济的力量。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也会产生中国的苹果。现在我非常赞同魏尚进刚刚讲的概念，如果说我们预测未来三大创新这三大创新肯定发生在美国，新能源，农业美国世界第一，航天军工美国世界第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都是世界第一。如果说我们继续往这条路走，未来有三个第一我们可以挑战，唯一不能挑战的就是农业的世界第一。所以我刚刚说，粮价上涨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10-15年之后中国会有大量的城市缺水，全中国会有一半农地寸草不生，这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

　　骆玉鼎：路德曼在微博上说，美国的债务并没有大量的扩大，大量的是私人债务的影响。因此大家对美国的总债务不要太大。第二个以非理性繁荣文明的席勒，他有一个房地产指数，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了第二季度的报告，第二季度美国房地产指数上升了3.6%，看起来说明美国经济没有那么严峻，美国经济是不是不会进入衰退呢？魏教授怎么看？

　　魏尚进：美国经济有很严峻的问题。最早导致危机的地方是纽约，现在恢复的是最好的，你要是定了好的餐馆很难定到，这已经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位置。我们看到有很多都是完全恢复到危机前了。现在美国对失业率担心很大，对经济短期不看好，担心会出现美国式的双轨制，刚刚几位专家提到关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一些协调问题，矛盾问题。我的感觉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不需要一定要偏重这个或者是偏重那个，纵观全球，虽然说说某某国家金融制度主要以直接融资的形式另外一个国家主要以银行体系为主体，但是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看世界各国，什么国家直接融资发展好的，间接融资发展的也好，什么国家发展不好的，往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的都不好。所以这两条腿，不用自己制造人为的区隔，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是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间接融资是因为国家的垄断，效率不高，出现很多的问题。直接融资有很多VC、PE很活跃，这很好，但是也有加强的可能。中小板、创业板给了民营企业新的融资渠道，但是还不够，能不能让更多的企业及时的融到资，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骆玉鼎：在过去20年当中，索罗斯经常赌这个国家货币要垮台，那个要垮台。最近有人说欧元要出问题了。我知道索罗斯已经把他的总部搬了一部分到香港。金教授和索罗斯关系一样很好，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索罗斯干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假设你是索罗斯在干什么？

　　金岩石：他最近正在打官司，因为有一个女朋友没有签约，正在告他。他把原来答应给这个女朋友的房子给了后来签约的女朋友。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淡出了投资。而且你看他的网站从建立到现在从来没有更新过。索罗斯在中国真正的投资是当年间接通过一个对冲基金，后来买到索罗斯旗下的3000万。后来又投了陈峰的3000万，这一次是投了马云的云峰基金，而且没有进入投资决策委员会。所以他对中国说的多，做的少。因为中国政府对他的防御性太强。欧元危机他不仅在说，而且就是在做，而且做的很早。现在已经收了，黄金牛市他也在做了，也收了。1600就收了，而且看空黄金，但是看空没做空。所以从间接的公开信息来讲，实际上他的投资活动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他实际控制的钱也就是100-150亿美金。我觉得他的意见永远值得我们去参考，通常他说的事情，如果说他在半年之后如果没有主动纠正，那就特别要值得关注了。这是他的抑错性定理，而且他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如果说他说了做了，后备疼，立即取消。

　　骆玉鼎：索罗斯是做宏观的对冲，何教授是做微观的对冲。我们想问一下何教授，像“美债危机”或者是欧债危机这样的大的系统性风险出现的话，对于做微观的量化投资的人意味着什么？

　　何众志：先来补充一下陆院长关于对冲基金的问题。索罗斯是做宏观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最近5年，我们实际上正在操作的一种以计算机，目前是以量化为主的这样一个投资策略发展势头迅猛的阶段。做对冲的，我简单来说道琼斯指数，道琼斯下面有一些股票，这些股票和道指咬合的是非常紧的，但是如果说是一模一样的话，那够没有空间了，他从30个股票当中选择出10-15支，对指数进行拟合，他不能差的太远，但是要有一定的空间，这样的话，必须要通过程序，因为缝隙的出现是瞬间的，你要通过程序来赚点差价。这是程序化的策略。但是遇到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对于程序化交易是有很大危险的，一个主要的危险是，我们都知道做交易者都是要有保证金，一旦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你的保证金达不到券商的要求，这个时候一下子就会把你很多的仓位给停了，就会破坏你的交易策略。这样的情况下，以量化交易为主的对冲基金，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赶紧停仓。所以为什么“美债危机”一有苗头的时候，全球股市剧烈振荡，就是因为这些以量化为主的对冲基金在停仓，因为他经不起这样的波动。这也是我们在加拿大的基金业是同样的做法，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马上停仓。全球对当对量化基金的冲击就在于此，这对我们的打击是很大的。

　　骆玉鼎：何教授讲的是程序化交易和量化交易很复杂，正在读MBA和没有读MBA学员，一定要选择何教授的课，在他的指导下一起作量化策略。除了微博上的一些题目之外，大家还有什么想讨论的呢？我们上半场以美债危机为主，下半场，我们更多考虑方式或者是股市等等大家关注的问题。宏观的方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提问：几位教授非常的给力。这些观点我们都是非常赞同的，我想能不能继续深化一下，刚刚教授说债务危机实际上是表象，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深化货币，目前来看，往形象一点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三国演义，一方是美国，一方是欧元区，一方是中国。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中国对策，目前来讲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这个趋势会怎么样？美元很明显的他有强大的后盾，而且美元和石油是绑在一起的。欧元很清楚，欧元是加黄金的战略。那么现在人民币怎么办？我们现在都在非常关注这些变化，关键是下一步，美元QE3出来要贬值，现在我们在美债和欧债当中估计损失15%左右，如果说再贬值怎么办？人民币的出路在那里？还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欧元之父刚刚提出要人民币、欧元、美元实施固定汇率，这个想法大家怎么看。我觉得首先是稳定，先把近忧解决，至于说刚刚讲的因技术，新思想，信市场这些开拓，可能还是远虑，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我想看各位教授有什么高见。

　　骆玉鼎：这位朋友的问题很复杂。我就把它简化一下，就干脆谈一下人民币汇率应该是升还是贬？说话我们请魏教授谈谈人民币汇率。

　　魏尚进：讲汇率，我先说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欧元之父的讲法我进行一下补充一下。他是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他讲的东西是很符合领导在公开场合上想讲的观点，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大家往往会忽略他的政策主张和内被而经济学奖的观点是冲突的。他说没有任何一个货币制度对任何国家都适用，要因时因地而异，而他的政策主张是在各地各国都应该实施固定汇率。所以他的政策主张和得奖的观点是有冲突的。我对他的得奖理论很欣赏，而他的政策主张感到有一些疑问。以此来回答刚刚骆玉鼎教授的问题，我觉得有太多的讨论是在升和降上，我觉得这是次要的问题，我们应该讨论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应该有更多的空间和现在人民币汇率应该管理的多少的讨论分开来。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流动性大会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这要从人民币的汇率来考虑，无论是人民币升还是降，人民银行都会增加对货币工具的控制，使得国内的通胀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进行有效的剥离，中国国内的通胀和其他资产价格原则上可以说和美国的货币政策脱钩，只要有更多的默契。但是现在中国非经济的因素，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构成威胁。现在现在的汇率制度，美国出现QE3，或者是别的地方出现流动性拉升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要被迫引进国外流动性呢？如果说要引进的话很简单，就是要收紧银根，中国开始做了，但是不是很放的开。一方面担心国内的通胀，一方面担心热钱的流入，汇率是固定的，你要收紧银根的话就会有大量的资本流进来，但是如果说你放开汇率，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可以非常大胆的，纯粹为了国内的稳定目标制定货币政策，这样把国内的情况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分开。我觉得这个比人民币的升贬更重要。

　　骆玉鼎：金教授，如果说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你有什么样的意见？

　　金岩石：第一，汇率肯定是朝着浮动的方向走的，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只要你选择了开放政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和国际货币市场接轨，进而调整资本流动。但是浮动的概率多高，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双挂钩，一个是美元挂钩黄金，主要货币挂钩美元，当时定了一条，年浮动率不得超过10%，这个打破了，先打破了挂钩黄金，然后挂钩了主要货币和美元之间的年浮动，从此全球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的蛇形挂钩，现在的浮动利率，是以升值为导向，美元  3.5%作为参照，我们选择的是浮动性升值，而不是浮动利率。我们在浮动性升值的政策导向当中，其实涉及到双方的利益。从中国整体来说有一个浮动上升的政策导向，虽然说到现在社也没有讲明白，中国的浮动利率不是浮动空间，而不是浮动升值，浮动升值有一个心理目标区，企业要算这个帐，如果说十年之后，人民币会到什么样的情况，经济学就是今天的选择和未来的结果，在这个概念下我们看日本是什么状态呢？日本当年和美元是1：380，现在是80，如果以这个为空间标准，那今天才升值了多点。如果说没有这个目标，单纯讨论浮动空间又是一个变化。如果说我将来的目标是接近1：4，他我接近4的时候可以放大，如果说我的目标是1：1，那我肯定不会在1：4的时候产生变化。至少从目前中美两边跑的人情况来看，现在美国的生活费比中国便宜多了，什么都便宜。这就意味着将来人民币和美元1：1的话，那就会吓死人。现在至少看得出来，大家逐渐的认同1：4到5的区间是可以预测的，刚刚开始浮动的时候，认为要破7的时候都不可能，8.3的时候，谁信破7呢，现在5、6都相信了，如果说参照美元兑马克的话，将来1：1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人民币将来会成为大麻烦，这是我一直在想的，而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觉得别人都没有想明白。谁说如果说可以想明白了，那多少就是有点把自己骗了，再去忽悠人的。

　　魏尚进：我觉得第一所谓人民币浮动的空间是可以选择的，这个想法是一个假相，实际上对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是实际汇率，而各国的经验表明，除了短期之外在中长期之内，通过名义汇率制度的选择，想强行控制实际汇率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比如说中国现在为什么出现通货膨胀呢？就是因为人家认为现在的实际汇率需要人民币的实际价值有4%-5%的上涨。如果说你卡住的话，只能以中国通胀应该要高于美国通胀的形式体现出来。如果说你全部放开的话，你会发现理性增长的幅度就是5%-6%左右，而不是想象当中的30%-40%，如果说民意汇率多涨一点，通胀就少涨一点，卡死一点，差距就会拉大一些。所以实际汇率的波动，很难以民意汇率的政策来控制。名义汇率放松一点，唱起来说，对实际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刚刚提到日元的走势也是这样的，日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中是360：1发展到今天体现出两个变化，一个是两国相互之间通胀的差，另一方面因为日本战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在增长率高的国家他表现的应该是实际汇率的增长。而中国应该增长里的增长，所以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也会有增长的趋势。第二个观点，汇率的增长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你们想想韩国，韩国是比较少的出现工业奇迹的国家，韩国在五六十年代是非常穷的国家，比菲律宾还穷，大家知道今天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在马尼拉，为什么？因为当时菲律宾是亚洲第二的国家，当时很多学者认为韩国是没有发展潜力的，但是你看韩国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去比，他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你把人均收入的增长，分解称以国内价值计的增长和实际汇率增长带来的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这两个分开来看的话，会发现两者都很重要，特别是实际汇率上升，使韩国老百姓踏入了富国俱乐部的重要的途径。中国也是这样，假设中国有野心，有雄心，想早日挤入富国俱乐部的话，很重要的途径是要让汇率上升。当然增长的国家一定要和生产率的增长量相匹配，不能超常规增长，这是没有用的。

　　洪榕：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是东西最贵了，如果说我们1：1的话，那我们的东西贵到什么程度了？

　　魏尚进：我补充一点，我是做实证研究的，我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讲法并不和实际数据吻合，这是结构性吻合。如果说买名牌会出现上海比美国贵。

　　洪榕：中国是老百姓买的东西也贵，我们的车子为什么比美国贵，我们的自行车比美国贵，我们甚至可乐都比美国贵，房子就更不用说了，这是老百姓买的，不是我买的。这都是老百姓要买的东西，都比美国贵。现在我的员工已经反应，中午吃饭二三十块不够了。而在美国，中午一顿饭要5美元以上的话，这是很可怕的。

　　魏尚进：确实有很多东西，所有的名牌的东西，多半的名牌的东西上海比美国贵，非名牌的东西不见得。

　　洪榕：名牌房子？这是占了老百姓最大的支出的，就是有很多的教授和专家这样说，导致我们国家都不重视，说我们老百姓是错的，所以我们老百姓拿出来的钱是莫名其妙的。

　　魏尚进：房子是很特殊的。

　　洪榕：车子也很特殊，午饭也很特殊，可乐也很特殊？这些占了我们支出的95%以上，我们只有5%的消费支出比美国便宜又有什么用呢？

　　魏尚进：为什么中国的房价在沿海地区要比美国贵，这个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可以交易的，参加国际贸易的要一分为二，如果说把房子去掉的话，非名牌的东西，国内的东西要比发达国家便宜很多。

　　骆玉鼎：休息20分钟，然后我们继续进行激烈的讨论。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上半场的积极参与，我上半场的讨论非常的激烈，我们的微博大屏幕也迸发出了思想的火花，下半场继续欢迎大家发送微博到我们的大屏幕，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提出和现场的嘉宾继续互动，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主持骆玉鼎院长和我们的对话嘉宾。

　　骆玉鼎：上半场我们在最激烈的时候给止住了，下半场我们精彩继续。上半场我们主要谈“美债危机”本身，下半场我们要谈如何走出危机以及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目前中国的热点问题。今天上午我看到席勒的一篇论文，他提出要找出一个平衡的政策，大家不要把眼睛盯着美联储的QE3，也不要只关注美国的财政政策，所以他提出一个说法是一手花钱，一手交税。每多收一分钱的税，政府要就把它花掉。他的微博出来，马上得到了巴菲特的相应，巴菲特在8月15日也有一个媒体的采访，他说，我去年交了600多万美金的税，这看起来是一大笔钱，但是仔细一算我的税率只有17.5%，而我的手下平均下来是36%。所以巴菲特认为，美国政府对富人  阶层太好了，现在好象支持美国政府加税花钱的不在少数，是不是财税政策在救美国危机的时候也有好处呢？

　　魏尚进：财政政策是不是美国要加税增加政府支出。现在美国有很多的需求想刺激宏观政策，但是受到一些局限。中国现在要先把现在的危机救好，才有资格做好。为了防止中国的危机，先要管美国的危机。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是有危险的按，现在美国业界也出现一些看法，其实在债务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美国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包括税收的结构，以及在不提高债务太多的情况下，也可以调整老百姓的交税水平，还是有这样的空间的。

　　骆玉鼎：如果说美国假定会听从席勒的建议，适当的加一点税的话，从昨天开始中国政府的减税政策已经开始生效了，从昨天开始有6000万新增的中国人不需要纳税了。洪总，你对税务部门的减税政策有什么样的评价？

　　洪榕：讲到税率的问题，今天上午我们的财务就问我，就是现在的工资问题，说税文的解释是这样的，9月份开始生效，但是你发的工资是8月份的，所以不能减税。我觉得很奇怪的，会计说，要不然你这个月0申报，人事部门说这也是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案，如果说你不能连续的缴税，你就会有很多其他政策都有问题了。甚至北京有居住证什么的要是断税就会很尴尬。我想我们的减税是表相，而现在很多的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把它拿回去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税负很重，重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在美国的一个教授陈志武，他是讲的最多的，陈志武也在新浪微博上说，说其实美国的税收是很轻的，相对中国来讲是很轻的。我们的税收重的程度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清政府当年是多少？相当于说是多少人养活一个中国公务员，而现在是多少，他的数字大概是10倍有了。但是有一点，现在政府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刚刚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最底层的老百姓，我们在用森林规则当中的草的层面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股市里面反应说我们是韭菜，原来我们做股票很简单，韭菜长一些割一些，而现在韭菜不涨的。现在草已经挤不出任何东西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让草长一长，我们说草长起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羊做草的肥料，那么草会疯狂的长起来。现在羊则非常的焦急，我这些羊变成肥料怎么办？你交的税可能会更多。连最高学府里面的最高端人员都提出建议，他说现在就应该贵，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太有钱，有钱人买最贵的东西，老百姓就好过了。大家现在的意思是减税是浮云，关键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骆玉鼎：政府除了明税之外，也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的协定形式来收你的税。我上个星期接触到了一个非常接近决策层的教授，他直言不讳的说，10万亿的地方债务，通过几年的通货膨胀，就不用还了。金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

　　金岩石：其实老巴是在忽悠人，美国的税对穷人是玩现货，年薪10万以下的人是poor，年薪10万以上的是自己申报。富人是期货，不要看现在收的少，到最后死的时候，遗产税都拿走了，这是让你在美国呆着，最后你跑不了了，就都把你收回去，老巴看透了这个道理，他提前把遗产都捐了，遗产税都不用交了，所以他是站着说话不要疼。这是为什么他说的美国人没有响应，其实大家都明白。税和通胀，通过发货币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其实是已经成为6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在全球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只是中国跑的比全世界各国都快。债从长期而言是不用还的，货币从长期而言就是废纸。政府参与经济，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用通胀剥夺居民的财产。这三句话要牢牢记住。这三句话都有很强的逻辑，为什么？债多了不仇呢？就是3%的通胀就可以让债务在49年内化为乌有。而中国实际通货膨胀，根据央行的数字，从1992年到今天，平均明年的通货膨胀是14%以上。也就是说5-6年债就消失了。所以债多了不愁。债务问题永远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美债，连欧债也是这样的问题。两国去夸大欧债危机，夸大欧债和欧盟的关系，逼着欧洲小国交出他们的债权，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学者是跟着瞎起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所以中国的事还是要依靠中国自己解决，将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巨额的人民币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的问题。

　　骆玉鼎：我曾经请教金教授，哪一个行业最有成长前景。金教授说是货币制造业。我一直想问一下何教授，他一直生活在加拿大，我们离美国十万八千里，美国发生债务危机我们很紧张，但是加拿大人好象很平静。我不知道，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学家或者是政治家们怎么看美债危机。

　　何众志：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经济政策方面的相似度非常高。如果说美国出现问题，加拿大肯定也会有问题。但是加拿大和美国的金融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加拿大的银行  属于非常保守的，稳健的策略从来没有放松过。我03年到加拿大，我02年在美国买房子，03年的时候在加拿大买房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02年的时候，你要贷款的时候，是好几个人跟着你，低的时候就是1%加一点。而到加拿大，马上就说我要调查你，你现在的工作，你以前的工作，几乎说是被调查的底掉，他才贷款给你。加拿大因为基本上感觉不到危机，是因为加拿大的银行体系是非常稳健的。在90年代末的时候，美国那么强的经济繁荣，而加拿大还是维持保守的银行政策，货币政策，所以加拿大虽然在  90年代末，00年初的时候，丧失了经济繁荣腾飞的机会，但是他也避过了这一次经济危机。但是加拿大主要的危机在于他的实体经济确实是受到了影响。因为美国汽车业受到影响之后，没多有很多厂是在加拿大设的，所以我在安大略省感觉到实体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银行还是维持着一贯的保守。但是加拿大的经济衰退还是能够感觉到的。

　　骆玉鼎：中国的年轻学生非常在乎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从美债危机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美国和欧洲不行了，中国也好不了太多。我看到鲁宾尼一篇预测报告，说中国2013年中国经济就要硬着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关于中国和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比较当中也有很多不利于中国。也就是说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已经有一些年头了。我想问一下魏教授，因为魏教授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中国组的负责人，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智库，对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魏尚进：鲁宾尼教授是我的朋友，认识了一二三十年，他的很多想法是很有创意的，但是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他的看法似乎能在理论上找到依据。比如说中国之所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中国发展的好了，而相对于其他新兴国家比如说越南、印度这样的国家成本会高，慢慢的中国的增长要从拼成本上退出来，要从创新上来转型。所以这样的话，似乎中国的成长要降下来，中国要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面一块。几乎所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不到30年增长速度就会下跌，中国现在已经是小概率的事件，再继续快速增长的概率不大。从他国的经验，从理论来讲似乎中国的增长也是到头了。接下来要出现增长速度快速下滑的概率应该不低，再加上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国内的通胀，地方政府的债务，银行资产的质量，还有年龄结构的不利的转换等等，速度要下滑，似乎这些讲话是有依据的。但是我的考察，这样的想法不全面，不全面的原因呢，我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重要的源泉就是一个中国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应婚青年中的的男女比例。我曾经在报刊说说过这个说法，这对增长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没有得到人的重视。中国的15-25岁年龄段的人，男青年和女青年比是115：100，这是世界第一的，没有任何国家接近的，失衡是世界第一的。这会产生什么关系呢？这对增长是有正面的作用。第一，首先失衡的后果是大量的男青年找老婆困难了，困难家庭的孩子变成光棍的几率增高了，这就激发出了两种热情，一个是本来不想创业的人开始创业，创业热情高涨。第二是不想创业的，还可以有一个选择是努力工作，多上点班，平时要求加班，要求周末也工作，晚上也工作。这些对经济的增长都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当然也有反面的，会造成犯罪率提高。但是合在一起的话，整个性别失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贡献差不多也有20%左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如果说是年平均8%，而实际上是10%，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男女比例失衡，造成男青年，特别是他们的父母创业积极性上升。而我们看5年之后失衡情况会比现在还要严重，今后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因素造成的创业，含辛茹苦，加班加点会更多。

　　骆玉鼎：魏尚进教授的讲法被媒体称之为光棍经济学，前面我们有人说是丈母娘拉动房价，魏教授的说法是丈母娘拉动GDP了，其实魏教授的有意思的话题，背后和丈母娘拉动房价可不一样，我最近在网站当中看到他有连续三篇的非常精细的实质性的研究论文，我看了这三篇论文之后，反过来看美国还真是。从克林顿开始，克林顿生了一个女儿，布什生了两个女儿，奥巴马也是生了两个女儿，我想要是多生两个儿子可能经济就好转了。金教授显然有话说。

　　金岩石：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在我的印象当中魏教授一直是非常量化、严谨、实证的人。突然出现了一个光棍推动经济的理论。这个理论在生理上和生物学上有一个悖论，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使用手机、电脑、电视机进入我们的生活，男人的精虫质量40年减少了61%。如果说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他带来的效应正好是和你说的相反。男性从长期而言是稀缺的。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90%以上的贡献是货币，78年到现在，GDP增长了93倍，而广义货币总量增长了815倍。再加上货币流通速度至少比过去提高一倍，货币的杠杆率提高一倍，那么现在就是3200-4000倍。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超额货币的增长，而超额货币激发了女性对财富的追求，逼着男人们提高创新比率。所以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三架马车，一直就是投资驱动，而在投资当中，政府引导的投资资金来源当中是超额货币驱动。而且只要这个发展模式不变，未来十年重要的经济增长依然可以保持在8%以上，这和老龄化和中国人民红利都没有关系，只要M2每年保持15%-20%，在危机当中提高了20%-30%，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的高速增长，一直到人民币危机爆发之前，始终会保持8%以上。降不下来，因为一旦降下来，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危机，因为这个模式就是四高，高额货币推行，高额政府投资，追求高速增长，以此来推动高就业率，所以中国绝对不能放弃高额增长。

　　魏尚进：首先精子量的多少和性别比例没有太大的影响。第二，有人做过研究发现，一般高货币发行速度并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什么国家曾经是高速推动货币发行的，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太大的推动。第三，你会发现性别失衡越严重，投资热情越高。(听不清)。

　　戴国强：我觉得黄昏经济学可能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更大的还是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你刚刚讲了如果说男女性别失衡导致了男朋友结婚难，所以他拼命工作或者是创业。但是在消费上来说，他也拼命在省钱，我记得哈继铭做过一个实证，中国农村有这样的现象，农村男女比例失调越严重，消费也越少。所以我觉得黄昏经济学可能更多影响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刚刚金教授讲到的是中国经济很大的问题就是货币的超额发行，货币超额发行只是一个现象，后面是中国的官僚体制，因为现在中国的官僚体制看的是干部的政绩，而他的政绩就是靠GDP，所以他必须不断的把投资搞上去，银行也愿意贷款，而中国的4万亿放出来，导致我们的经济增长复苏最快。你说要控制货币，央行也知道要控制货币，中国控制货币还是有办法控制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问题。

　　何众志：昨天魏教授在财大做了演讲，当时我们下面几个教授也在讨论，我想补充一下魏教授的观点，他刚刚提的狭义光棍经济学，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有一个是对异性的追求。我这里提出的是广义的光棍经济学，不仅是对异性的追求，而是对稀缺资源的追求。这种稀缺资源包括了异性、工作、地位等等。我不知道这样说，魏教授是不是考虑过狭义光棍经济学是一个派生。

　　洪榕：我觉得经济学家的数据和我们的感觉完全相反。在座的各位可能感觉的是剩女经济学要远大于光棍经济学。是这个事实存在的情况。如果说不是因为剩女这么多，这么多的女性加入到足够的经济建设当中来，他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本身要付出100%的努力为了找到老婆而付出120%努力所做的贡献多，而剩女经济学是永远存在的，因为50岁的男人可以娶18岁的老婆，但是40岁的女人要找老公的话，只能从35岁以上的去挑了。一代男的可以挑好几代的女的，男的怎么会到出来呢？那15%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我认同魏教授的观点在哪里呢？其实本质上不是这个，本质上是很穷很穷的男人，他确实找不到老婆，所以他必须很勤奋，很努力。而中国这样的人又比较多，所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好象表现出了魏教授的研究形态。我很赞同金教授的观点，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会以超发货币的形式走很长的时间，因为政府知道这个事情是最容易的，现在最好的生意就是货币生意，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周晓川叫过来，多印一点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大家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是看谁的能力强大，美国贬值多少，我们去看就好了。我们去看石油和黄金的涨幅就可以看出来了。我们和美元挂在一起，我们也有很快的速度去作去贬值，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是我对经济是看好的，确实我们有很多的韭菜可以牺牲，永远有很勤奋，很勤劳的人。另外中国现在的国力相当于1913年的水平，中华民族这么多努力勤劳勇敢的人群来讲，我们怎么可能一直处于1913年的水平呢？我们向上的空间太大了，不敢想象。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还非常的小，以5000年的地位来讲，还差的远呢。我们现在的人均只有日本的1/10，工资是人家的1/5，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伟大，而是上面的空间太大。现在只是在底部做了一个小反弹而已，我们以前跌的太厉害了，只是说反弹的绝对值感觉还行，而实际上并没有到历史高点，我们的历史高点是全球第一，而现在我们离美国还有那么远的地方，我们的反弹还会继续，相对我们股市从6000点跌到1600点，而现在相当于反弹到了2000点，哪一天我们回到4000点是正常的，所以从历史潮流来讲，没有大的问题。

　　魏尚进：有一个国王在巴黎有一个花园叫无忧无虑花园，有一天老百姓拿着劳动工具想造反。他就问国防部长，为什么老百姓造反。国防部长说，老百姓没有饭吃，所以来算帐。国王说他们没有面包吃吗？国防部长说没有，国王就说没有面包为什么不吃肉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过没有面包没有肉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情况和以前有什么区别，以前是每对应一个剩女就有一个剩男，而现在每对应一个剩女有1.5个剩男。虽然说剩出来的男的可以往下找，但是倒过来说，18岁的女孩愿意不愿意嫁一个找不到老婆的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差的人特？由于在人口出现男多女少的现象今天比以前要多很多，使得更多的男的为找不到老婆而担忧，更多的男的会更加努力，更多的男的家长更努力。刚刚说到丈母娘的理论，这个现象不复杂，丈母娘要求提高男方的素质。曾经做过调查，假设你的女婿只有能力租房没有能力买房，你能不能接受，80%以上说这怎么可以，不能接受。所以说丈母娘推高房价，这是正确的地方。而错在哪里呢？20年前男女双方的话语权差不多，而到了今天因为男女比例失衡，使得有女儿和有男孩的双方家长的话语权不同。今天的社会规范，男方要有房子是因为男女失衡造成的，现在新的婚姻法提出婚前的房产属于个人财产，使婚姻恢复到因爱而结婚而不是因房结婚。我觉得这是错的，而你现在所做的，过了5年、10年你没有办法使失衡恢复。接下来该男方出钱的还是要男房出钱。

　　骆玉鼎：现在有很多的微博非常关注房价，请金教授来谈谈对房价的看法。

　　金岩石：现在谈房价风险比较大。冯仑出国了，潘石屹交权了，王石上学去了。房价的问题每个人都在谈。要问我的观点，三年前我讲未来5年房价翻番，所以上海、北京看到了30万/平方米的天价，大家都认为我疯了，至少现在我还在这里，现在我再次讲如果说把中国放进亚太区，把亚太区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整体发展地区。那么北京、上海的房价就一定不是由中国的支付能力来决定的。而是由香港、新加坡、孟买、东京来决定的，黄浦江边的房子就一定不是由上海本地人的工资决定的，而是由塞纳河和泰晤士河决定的。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看，就可以理解，中国房价它的相对的合理性，相对的成长空间。宏观调控具体到楼市调控，可以简单讲就是双限加保障。双限就是限购限贷，保障就是保障房供给。很多人以为，我们会因为这个政策引发2012年的房价暴跌，独立经济学家现在直接打这个牌出来，我一个，谢国忠一个，和郎咸平一个。谢国忠讲2013年中国楼市崩盘，我正好和他相反，2013我们还会看到房价保障。为什么呢？两限必然抑制供给，经济学谈价格，永远不要忘记什么叫价格，什么叫市场，就是价格由供求调节，供求调节价格，政策引导供求。把这个概念作为经济学的常识，我们看政府引导供求，而不是政府去定价，政府引导供求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两限必然抑制供给，第二，限购必然提高需求。我们当年在华盛顿，我们都是租房子的，刚刚出来的时候，左右的房子都是我找的，我住在市中心，离白宫不远，我就住在保障房里。保障房是保障优秀的人才，给他以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尽快的离开保障房。任何一个城市，保障房建设好的地方，商品房价格必然高，保障加双限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未来的供求失衡。本轮宏观调控，还有一个直接的行业性原因，就是不要认为是政策调控房地产，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从今年年底到明年，是这个行业的大公司借政府之手绞杀中小企业。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行业整合。而这个整合保守估计会在未来两年之内，接近1万家中小房地产企业会退出这个市场。剩下的都是抬价能力高的，或者是可以在海外募集资金，或者是能在中央敞口弄钱的人。我们简单把经济学的尝试放到现在的宏观调控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以今天的价格为基本，未来5年再涨一番。上海北京一定会看到超过30万一平方米的天价房。这是我的房价理论。我在很多的地方讲过这个问题，很多人不赞同，但是听过我的课的人，90%都赚钱了，不管媒体怎么打压我照样我行我素，道理讲明白了，傻瓜都清楚了。现在市场上的人不是真傻就是装傻，没有办法。

　　提问：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下魏教授和何教授，你们刚刚谈到了稀缺资源的情况。一个是剩女经济，一个是光棍经济。这里面其实提到了一点，如果说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只要把所有的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的话，中国的经济一定可以更好成长，是不是有类似的推论，你们怎么看？

　　何众志：剩女问题并不是说政府可以主导的，这是一个社会自然的现象，我和魏教授讨论的是说，我想提出的是广义的光棍经济学，并不是说一定是对异性的追求，而是说对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并不是说政府说它稀缺就稀缺的。

　　提问：如果说政府的手越管越多，让企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难办的话，所有的资源都会越来越稀缺。

　　何众志：这个理论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魏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

　　魏尚进：我讲两个，一个是说由女性稀缺造成的对增长的正贡献并不表明为了要增长要这样做。虽然说创业精神上去，也可以带来进步，但是你多带来的收入增长，并不表明你的幸福感增加了。这个逻辑我要解释一下，很简单，你刚刚说由于性别失衡造成了很多原来不想创业的人创业了，不愿意加班的人加班了，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这个收入的增加是以牺牲消费和闲暇时间换来的。他本来是为了增加相对财富，增加竞争力，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整个社会今天我们说男女比例是1.5：1，有9个男人当中1个结不上婚，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老百姓的努力而改变。所以换句话说，你做了很多的牺牲和努力，对最后的结果并没有作用，因为所有人都在努力，未来不会改变，最后谁可以娶到老婆，不受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因为缺乏一种协调机制，你做出的很多努力最后没有结果，而且你收入提高都不一定会达到，每个人都想去加班加点，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多加一点班好象收入高一些，而社会角度来说这是相对的。何教授和我都多加两个小时的班，老板就说那钱给少一点，因为给一点点的钱，就有人愿意加班了。所以老百姓最后收入的提高也被这个现象抵消了。所以这个现象虽然增长会提高一些，但是幸福感也会随着而降低。最后我想说光棍经济学的逻辑和实证和金教授刚刚分析的房价也有关系，你要问问中国为什么房价高，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有金教授讲的政策原因，有城市化进程的原因，我们要纵观全国各地，一线城市有投机者，有美国加拿大人到上海来投机，什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高，房价就上涨的快，什么地方人口密度大一些，房价就上涨的快一些。而把这些因素都考虑之后，会发现什么地方男女青年比例高一点，房价涨的高一些。大家说性别失衡造成婚姻市场竞争加剧，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加剧，创造财富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买房产，也可以是非房产。房产相对来说是显性的，因为房子的相对热门，而且买大房子，买贵房子的人多了。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什么地方性别失衡越严重，房价相对收入更高，相对租金更高。这也是推动房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未来这种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这也是推动房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2011上海财经大学全球EMBA圆桌财经对话，至此圆满结束，感谢到场的所有领导和嘉宾，也感谢今天光临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我们此次活动的协办单位，以及在场的各位记者，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关注我们的全球EMBA项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