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彭斯：应取消外国直接投资壁垒

　　新浪财经讯 2011年9月13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美中经济合作30人论坛主办的“第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对话会的主题是“中美经济战略合作与全球再平衡”。图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

　　迈克尔·斯彭斯：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们第二节的讨论主要是关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对中美以及对世界经济来说，中长期的经济调整问题，劳拉已经把第一节的讨论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这节的问题我想用另外的一种方式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要承认在美方和中方的观点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点，中国有“十二五”规划，看起来也很容易，理解起来也很容易，它很复杂，它是在结构调整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它在执行方面也存在一些挑战，但是它给大家的一些讨论作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使大家可以集中精力来做结构调整。美国没有这么一个五年计划，美国也没有像五年计划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十年的长远的眼光，那么我们怎么来做我们经济的结构。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使美国汇率增长，创造就业应该怎么来做？美国，像一些高收入的国家一样，都有一些失业方面的问题。所以，双方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点。我们首先得有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往前怎么走，现在没有一个共识。

　　我们在与贸易相关的行业方面我们怎么在全球方面进行竞争，并不是说没人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大家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两国的制度还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讨论的焦点是放在美国的结构问题。同时，也讨论到中国的结构问题，讲到中国执行“十二五”计划。

　　我们也讨论了一些欧洲的问题，我们有相当大的共识就是讲到世界上经济的风险主要是存在于欧洲。有一个非常紧迫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的挑战，欧洲都需要进行应对。根据目前的情况，南欧、意大利、西班牙都处于风险，他们可能偿付不了他们的主权债务。8月份，他们的主权利率上升到7%，这个利率的上升完全影响了他们的债务削减的计划。这个是非常有争议的，欧洲的中央银行在这方面怎么做也没有达成一致，欧洲中央银行希望能够控制主权债务的利率，这个利率现在在下降，它希望能够控制这样的风险。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做出一个承诺，如果出现风险的话，他们能够进行干预。另外，这些国家也应该进行承诺，他们应该能够进行改革。从长期来看，要恢复债务平衡。

　　刚才我讲到一个是财务的平衡，还有一个就是竞争。实际上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刚才劳拉讲了，美国也面临财务平衡和增长。短期内我们要解决就业问题，长期我们要解决赤字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有很多风险它可以使我们这种希望得不到实现。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后果是什么。美国和欧洲是很紧密的贸易伙伴，如果一个经济变差的话，另外一个肯定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不仅是增长很慢，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把金融方面的风险和经济方面的风险都叠加在一起的话，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很难控制局势。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发达国家再一次下滑的风险。

　　中国还仍然是一个高增长的国家，是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该想什么呢？你们的应急政策是什么？如果发达国家出现了再次下滑，你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会是什么？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很多的讨论，所以，具体什么政策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想把这个事提给大家，大家可以做一些考虑。

　　长期而言，欧洲的结构根本是不可持续的，它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是货币的联盟，另一方面他们的财政政策也不尽相同，他们结构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财政的约束来使它起作用，但是这个机制实际上没太起作用，要不然就是统一货币的瓦解，但是这不是欧洲领导人的期望。要么就是有一些长期的机构性的改革，使财政财权能够进一步的集中。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加支持欧洲要统一它的财政政策。现在这个问题还悬在空中，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方向问题。但是总体而言，我想全球的经济和中美双边的经济，如果欧洲能够渡过这个危机，它就能够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日本经济能够保持增长，美国缓慢增长，欧洲稳定，中国继续快速增长，那全球经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我再讲一下美国经济的状况，我们双边并不是在这个方面有完全共识，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经常有不同的看法，刚才我说的有些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复杂的局面，是在一个周期性的缓慢增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有赤字的问题，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美国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但是我们的底线是非常清楚的。美国的经济与贸易有关的行业还是非常好的增长，竞争力非常强，当我们谈到美国经济的健康度方面，与贸易相关的行业对增长的引擎力、推动力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对就业的推动也是不够的。

　　劳拉刚才也讲到，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扩大与贸易相关的行业，出口要能够在全球的需求方面有更好的竞争。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出口，但对于大的经济体来说，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内需对于这种贸易相关的行业也很重要，内需对于电子产品，还有出口相关的制造产品，所以，这些行业如果能做好，无论是解决内需问题，还是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上，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一致的观点。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政策可以促进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在服务中国市场方面做出一些工作的话，我们双方都会受益。

　　我们也讲了一些中方的问题，世界的利益，还有中美双方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就是恢复增长。增长一定要谈到与贸易相关的行业的增长。另外，中国很好的渡过了这个危机，继续保持了它的增长，中国的经济、世界经济都会有找到益处，如果中国能解决它的贸易盈余的问题，当然，中国并不是要减少它的出口，而是增加进口。另外一个方面，中国要减少它的盈余，同时不需要降低它的增长，损失它的增长来实现这一目标。大家都知道中国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出口市场，尤其对于印度、日本、俄罗斯来说。所以，中国对世界经济变的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成功的结构改革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很重要。

　　还有几点我想给大家提一下，我们还讲到一些长期面临的问题，在这个长期的问题上双方应该继续合作，如自然资源的使用，包括能源、矿物、农业地，还有水、环境等。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希望是这样的，亚洲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将引领世界增长，全球是60万亿美元，它可能在未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我们可以采取旧的增长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增长，这种旧的方式也就是在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的增长方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人民，还有亚洲的企业家经常讨论，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讲到生活方式的时候，经常讲到袜子是什么颜色好像是个人的选择，我不是指这个意思，我们指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想一下在未来的长期，如何能够重塑我们的增长方式，以更高效的方式更好的来使用自然资源，最后能够实现增长，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状态。

　　这意味着很多，比如我们如何出行旅游，我们怎么实现高能效，我们如何来修建节能的建筑物等等，到最后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的里程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切实的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到达彼岸。但是我们必须要为了未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做策略的调整，比如中国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其中很多的内容已经融入到“十二五”计划中去了。中国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参与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群体中去，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群体。

　　我会再提一点劳拉之前讲到的一些话题，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原来的那种位置上，就是能够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位置上。也许我们过多的关注了一些短期的问题，但即便是一些短期的问题，在全球经济的层面也并没有得到非常深刻的理解。

　　我们也指出了一些领域，可能是有些重复的地方，就是我们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中国希望增加它的进口，希望美方能够找到更多的可以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而且是中国真正希望从美国进口的产品。这其中主要包括技术方面的产品等。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是有共同利益的，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取得进展，获得双赢的领域。

　　第二点是找到合适的，来取消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使投资更加便利化的方法。我们也知道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FDI——外国直接投资，都能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的利益。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供应链变的更加全球化，对于中方来说，对于美方来说，都有很多好处是我们可以从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当中来获取的。也许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在金融方面，在资金方面，但是实际上投资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比如知识、专业的技能等等。所以，我们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彼此互相连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深知识的分享，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是一种网络，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像这种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并不仅仅是实现了技术和知识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使他们通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更好的融入到了全球化的供应链当中。

　　还有一些话题是没有非常明确答案的，但是从战后来看，一个比较缓慢的但是渐进的过程就是全球有上亿人逐步的融入到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当中，实现了机会的改善，实现了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样的一种进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分配上的好处，比如上亿人在20年的时间里进入了全球的大家庭，从全球化的商贸关系中获益，他们所处的生活状态变化了，他们所支付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分配上的效应和好处。

　　说这样一些话题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在空谈开放的全球经济是有好处的。政治家们实际上有时候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一点，因为政治家领导人们对于这种分配上的效应并不是特别的关注，但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我们的确可以在未来实现比现在更好的在财富和利益分配上的效应，我们需要各方这样的一种承诺，对这样的一种进程的承诺，对于这样的一种进程，这样一种分配上的效应来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样可以来缓冲或者减少一些负面的影响，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改善这种分配的效应，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们称之为“布雷多”改善。我们希望其中一些讨论的话题能够引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的深刻的两国之间的思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