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三十年：为了出发的告别

　　肖瑜/文

　　“五道口三十周年，既是庆生，也是告别。一个时代过去了，期待新的时代出现，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方向。”

　　——柳红 戴志康

　　从北京西直门出来，火车通过的第五个道口，叫“五道口。”

　　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选址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里，以后，“五道口”这个简洁而且像暗语一样的称呼渐渐地代替了它的标准名称。

　　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戴志康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还在学计划经济。1985年，他从人大毕业考入“五道口”，那时校园还是卫生院的房子，每天听到提示火车通过的高音喇叭。

　　虽然戴志康在“五道口”只上了一年半，没拿学位就出去闯荡江湖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给“五道口”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当时的高校教学很死板，反而是央行里有刘鸿儒这样的改革家推动新型教学，才出现“五道口”这样的学校。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互动过程中推动发展了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行业。

　　金融改革的缩影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银行有名无实，充当财政的出纳，甚至并入财政部。197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党要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第一次发出信号。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银行要办成真正的银行。”

　　1979年11月，《经旗》发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文《充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李葆华也是李大钊之子。但文革十年，教育断档，百废待兴，办银行的人才从哪儿来，成了一个很大问题。此时恢复了高考，高校也招了研究生，79年，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有10个研究生名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去向系主任黄达要名额。

　　黄达给了刘鸿儒两个建议：第一，不要依靠人民大学，学校名额有限；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考虑成立自己培养研究生的单位。

　　1959年，刘鸿儒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获副博士学位后回国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是新中国银行界最早的海归派，也是“五道口”建校最重要的推动者。

　　专栏作家柳红在《道口有道》一文中称，历史已经证明了刘鸿儒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年轻有活力，思想解放，充满激情；第二，身居要职且有理论造诣；第三，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能够调动资源。

　　经过了很多周折，1981年教委、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戴志康认为，当时“五道口”应该是利用了央行、北大和人大的三方改革力量，所以，五道口有三个重要人物，刘鸿儒、黄达、厉以宁。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的博士学位是在“五道口”取得的。在他看来，“五道口”是30年金融改革的缩影，“以刘鸿儒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家，将改革思想布道于此，使‘五道口’成为改革的桥头堡和思想的策源地，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不可复制的五道口模式

　　央行办校的特殊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五道口”模式。

　　“五道口”没有专职教师，授课者除了金融所的研究人员，还有外聘的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中国人民大学黄达从一开始就被聘为研究生部学术顾问。最初，是厉以宁帮助制订的一整套教学大纲，并亲自开课，还组织北大老师包了全部基础课。

　　近水楼台，五道口请总行司局长和各行行长讲实务操作。比如，工商银行行长张肖；中国银行李嘉华、戴乾定、刘德芳；农业银行行长王兰等等。很多银行业改革的现实问题被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有的学生甚至还有机会和决定经济走向的决策者当面辩论。

　　对“五道口”一直关注甚多，颇有感情的专栏作家柳红说，这对当时的学生而言，是很大的刺激！赶上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很多人成功发达，这也成为五道口的骄傲。

　　郭田勇认为，对金融热点的先知性和敏锐性是道口学生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他们职业选择的特点。

　　81年到83年入学的62个学生，即五道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老三届”，在中国金融人才青黄不接之际走出校门，成为执掌中国经济命脉一代。其中包括81级的吴晓灵(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夏斌(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金琦(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曾任IMF中国执董)……

　　而95年，96年毕业的学生，离开校门之际，恰逢中国证券行业方兴未艾，于是纷纷投身其中，成为证券行业的弄潮儿……

　　过去的三十年间，“五道口”学子创造了并还在创造中国的历史：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

　　戴志康1992年创立中国第一家私募基金——海南富岛基金，成为“中国基金教父”。

　　柳红认为，“五道口”是当年为中国金融改革培养急需人才、“火线培训”创办的，是特殊时期的产物，这一模式不可复制。“三十年五道口，有骄傲，也有遗憾；有满足，也有自省；有荣耀，也有教训，五道口，是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里程碑，标记着一个独特的、绝无仅有的五道口现象。”

　　为了出发的告别

　　其实，接着上文，柳红的话还剩半段：“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大环境、小环境其实都过去了，应运而生，历史在此定格，这是自然现象。”

　　柳红说：“这是庆生，也是告别。”

　　戴志康说：“一个时代过去了，期待新的时代出现。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方向。”

　　戴志康觉得，如果说“五道口”过去三十年的辉煌带领了一个时代，那么，现在对‘五道口’的期待是能不能在新的时代打出新的旗帜。

　　“过去那个时代，是在计划经济的大系统里面开创出市场经济的新体系，这个时代，是中国资本的全球化。”戴志康说。他认为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的金融能不能支撑中国人在全球开展我们的投资，管理我们在全球存在的企业。

　　“中国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想要让大多数人进入现代富裕社会，必须走出国境，”他说，“我们需要新的领袖给我们在海的对面圈出更大的地盘，让后来者有折腾的舞台。”

　　他认为，在过去，中国的金融金融经济基本上拿美国作为样板，但是下一个时代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国情和世界形势，来创新我们自己的金融经济体系。

　　“在世界金融最动荡的转折关头，中国三十年的金融积累如果没有很好的政策支持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泡影。现在需要新时代的超级金融人才来管理超级金融资产，期待新的五道口校友中可以出现超级金融人才。”——这是戴志康的期待。

　　他说：“道口三十年，怀旧没有多大意义，我们期待他的新生。要有新人，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