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我们的新旅程

 

　　撰文 许知远

　　“《商业周刊》从不犹豫提供观点，通常是强烈的观点。我们期望你发现，有可能清醒、机智地描写商业世界，既不虚张声势也不乏味。”马尔康姆·穆尔这样宣称。他时任麦格劳-希尔公司的总裁、《商业周刊》的出版人。

　　它的第一期杂志出现在1929年9月的纽约街头，它要报道商业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做出大胆的预测。一个繁荣、喧闹、得意忘形的年代正接近尾声。1920年代的美国，是汽车、电影、广播、股票的年代。欧洲人苦苦挣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美国则在拥抱新的财富与权力。连他们一直被嘲笑的粗鄙品位都得到改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成为了国际闻名的小说家，好莱坞电影开始风靡各地。媒体的响应也创造了这种变化，周刊是那个时代的创造物之一，它比报纸更深入，比月刊与书籍更加快捷，它捕捉到日益庞杂与碎片化的时代。1923年

　　亨利·卢斯的《时代》，1925年哈罗德·罗斯的《纽约客》，现在则是《商业周刊》。

　　不过，它的时机不那么走运。在《商业周刊》上市几周后，繁荣了将近10年的股票市场开始暴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的前兆。《商业周刊》的编辑们也没自己宣称的那么清晰与机智，他们在1929年11月2日这一期上评论道：“华尔街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普遍或严重的商业萧条，商业会很快回归正常，毫发无损，在财务上会比过去更健康。”

　　历史最终证明，这个观点多么短视和愚蠢。华尔街的崩溃不仅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它或许要多少对二战的爆发负责，传染性的危机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不过，《商业周刊》不仅挺过了这一切，还成为了世界最成功的杂志之一。读者们没记得它的幼稚判断，却习惯每周一次阅读它对商业世界的报道。人们也热爱鲜明的观点，至于它的对错，倒经常被忘记。

　　在接下来的80年里，《商业周刊》报道了底特律的繁荣与困境、硅谷的兴起、日本的经济奇迹、里根与撒切尔的自由市场改革、苏联的解体、拉美的债务危机，最近10年，它则不断涉及到中国的崛起。它也在媒体形态上不断创新，它的首席执行官的薪资调查、美国经济晴雨表的封面报道、还有商学院排名，都对商界影响深远。

　　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印刷媒体正在衰落。一个世纪前的杂志还代表着媒体的革新，现在似乎成了过时之物。

　　2009年年底，彭博集团购买了《商业周刊》。2010年4月，重新改版的《彭博商业周刊》上市。创建于1981年的彭博社是新一轮媒体革命的象征，为客户提供可能影响商业世界的各种新闻信息与洞见，而且一刻不停。它们的结合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彭博覆盖全球的152个机构中拥有2300多位记者编辑，为这本杂志提供了稳固而强大的信息源，重新设计的杂志则符合网络阅读的特征。新版杂志证明了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区分是多么浅薄。它们不仅并非泾渭分明，而且彼此影响与交织。因为人们的需求从未真正改变，他们仍希望知道商业世界发生的变化，了解深入的分析，听到强有力的判断，尽管这判断仍可能是错的。

　　当《商业周刊》在1929年创办时，中国看起来正处于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张学良在一年前宣布易帜，这标志着南京政权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而对于中国新兴的商人阶层，他们仍经历着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之前的10多年中，一次世界大战让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它们让出了大量商业机会，而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他们摆脱了常年来自官僚的困扰，反而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当然，这种生命力随着南京政权的越来越专制，与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而结束。

　　1986年，当商务部与麦格劳-希尔公司合作出版《商业周刊/中文版》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黄金年代。农村活力已然释放，私营经济开始尝试，经济特区方兴未艾，这一切都缘于政府放松了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中国积郁已久的创造力正喷涌而出。同时，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充满渴望，想了解一切更先进的东西，管理、技术、文化，这其中也带有普遍性的崇拜之情。人们或许也不无悲哀与焦虑地感受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学习追赶后，中国仍可悲地落后，距离西方的距离甚至更远了。

　　封闭了多年的中国正重新融入世界。这本杂志也是这股潮流的创造者与映衬者。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艾柯卡拯救克莱斯勒汽车的故事、汤姆·彼得斯追求卓越的激情，多少像是中国青年在1920年代听到罗素、杜威的演讲一样激动。他们都希望借助这些外来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对外界来说，中国仍难以理解，为何昨日还以马克思主义为信条，今天就拥抱了亚当·斯密？

　　距离第一期的《商业周刊/中文版》已25年。《商业周刊》发生了变化，中国更是经历了戏剧性的变迁。它不是那个被视做衰败文明的1929年的中国，也不是拼命学习西方的1986年的中国，全球媒体正着迷于谈论“当中国统治世界”。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故事。这么庞大的人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这么多财富。一年前，它的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如果一切乐观的话，不用二十年，它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长远来看，物质的财富也将转变成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它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这个新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新的历史动力。

　　生活在此刻的中国，多少会有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探究的过程，意味着你要深入东莞的工厂，温州的钱庄，鄂尔多斯因能源的兴起，中石油在非洲的开采，中国移民为何涌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对希腊的援助，腾讯与淘宝如何深刻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乔布斯为何大获成功，新的技术革命来自何方，社交网络怎样重组商业世界。

　　改版的《商业周刊/中文版》，会沿袭借鉴美国版的诸多优势，他们的全球新闻网络、对全球经济的分析与判断，还有杰出、炫目的设计风格。我们相信，它必然对形态沉闷的中国商业媒体市场，带来冲击。

　　但我们也从未忘记我们理应坚持的使命与视角。比之现在的美国，此刻的中国与20世纪初的美国更相似。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是时代的主旋律，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人们，随着它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国际事务，它们对自身的身份寻求也强烈起来，对自身的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

　　在这样的时代，媒体也理应扮演更关键性的角色。我们也深知，从没有纯粹的商业故事，商业只是了解人类环境的某个角度，它与政治、文化和习俗相互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更是如此。

　　我们秉承对自由市场、社会正义和技术创新的信念，相信商业行为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社会进步。我们也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更为深入的了解与融合。只有长久地持有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创造多元的价值观，一个国家才能持续地发展与进步。新的商业理念与技术变革，从来是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当下中国仍迫切等待一场商业文明的启蒙，它必将作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这个看似古典的词汇仍然具有崭新的意义。

　　在关注全球新闻时，我们致力于提供中国视角，而在描述中国故事时，我们又试图挖掘它的普遍意义。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故事，不仅与中国有关，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不正是此刻中国的诱人之处吗？它的剧动转变，为各种尝试提供了实验场。

　　而此刻，我们也相信《商业周刊》在1929年的判断，我们提供强烈的观点，哪怕它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