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金融家与民营企业领袖国际化对谈(实录)

　　新浪财经讯 “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成立大会”于2011年11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金融家、专家与民营企业领袖的国际化对谈”。

　　以下为对话实录：

　　陈伟鸿：我们一开始会给每位嘉宾五分钟时间阐述各自观点，稍候再来寻找各自感兴趣的点进行讨论。

　　汪建熙：谢谢主持人，我是无备而来，感觉到不知应该讲点什么好。首先衷心祝贺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正式成立。我个人感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经深深的融入到全球的经济里去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全球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资源的需求，我们研发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生产制造，我们产品的销售，都应该全范围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而不能再考虑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依靠我们自己的市场，在这儿自己生产，自己研发，这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应该逐步在全球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我个人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策从大量引进外资到逐渐鼓励企业走出去，目前正在转变之中。一方面我个人感觉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教训，这本来也是难免和应有之意，但相信中国企业家会在不断实践过程中，在曲折、在失败中愈战愈勇，会使我们这些企业真正变成世界级的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新成立的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既是盼望已久，也希望能够推进中国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有更加好的平台，包括交流信息、相互合作，包括行业自律、资金融通和其他方面服务，特别是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个人也感觉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相信民营企业会越来越发挥优势，因为相比国企来说，我觉得民企在治理机制、决策机制和执行力方面都有优势。前面尹总不管是开玩笑也好，还是很认真也好，让国企守土有责，民企到海外充分发展，应该说民企到海外去发展最起码有着很多机制上的优势。祝我们商会成功，祝民企在海外发展成功。谢谢！

　　吴晓求：首先祝贺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的成立。商会的成立正当时，主要是中国经济现在规模越来越大，无论是企业走出去，还是资本走出去，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性课题，中国的经济虽然内部需求还有非常大的潜力，但它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崛起的话，要走国际化道路，无论是企业跨国公司的出现，还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这都是在下一个十年，或到2020年的一个主旋律。

　　因为中国的资源非常少，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比较，我们资源还难以支撑。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保护现有的资源，更多还是要走出去。当然还有外汇储备，现在外来储备越来越大，这一块也预示着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再加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因为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性货币只是时间问题。我想到2020年之前，人民币一定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国际性货币之一，大概会近似于美元。如果这样的目标要得以实现的话，我们资本对外投资就成为主流，否则的话很难说人民币会成为国际性货币，如果还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有困难。我们需要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合作，来增加我们经济发展资源的拥有量，同时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资本优势走出去，这样中国的确就会崛起。在这其中，光靠国有企业是不行的，中国国有企业带有主权的象征，在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会受到严重的关注。我们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也应该多元化，民营经济这个渠道非常重要。所以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成立正当时，谢谢大家！

　　主持人 陈伟鸿：我们希望人民币的国际化跟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能够互为作用力、互为推动力。

　　王志乐：再过十几天，到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的纪念日，在纪念日之前召开这样的大会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要融入全球经济，前30年我们融入全球经济主要渠道是引进来，引进国际跨国公司和中国合作，这个大会标志着我们融入全球化开始从引进来为主，走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甚至走出去作为主要的渠道。我想讲两个观点：

　　一、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应当从一个民族企业走向全球公司。就像刚才李书福讲的这种全球性的公司。1992年冷战结束，出现全球市场以来，全球的跨国公司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过去的跨国经营走向了全球经营，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1992年前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占总资产、总雇员、总销售的比例大约是40%左右。但到了去年，这个指数已经达到60%，也就是说在不到20年时间，这些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已经迅速的全球化，在全球吸纳资源、整合资源，用全球最好的资源打造它的价值链。但中国公司是什么状态？联合国同样公布了一个数据，全世界最大的100家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中国有9家，9家里平均跨国指数20%，其中最有名的公司――中石油，跨国指数是2.7%，也就是说它只有2.7%的海外部分。这就说明中国公司现在主要还只是用中国自己的市场、中国自己的资源挣中国人自己的钱，而不是像全球公司一样，利用全球的资源、全球的市场挣全球的钱，所以我非常赞成刚才李书福讲的，要变成全球性的公司，而不要沉迷于我是一个民族企业，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这个概念是不能和全球公司竞争的。

　　二、应当从承担中国的责任走向承担全国的责任。2000年联合国契约组织成立，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反对商业贿赂，反腐败，十年来，全球跨国公司在这方面有了跨越式发展。从前几年强调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最近两到三年强化合规责任，这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因为我们的企业文化往往讲究变通，变通时往往容易不合规，而且我们已经有一些企业在海外遭到了重创。在世界银行的黑名单上有中国5家国企，他们被世界银行打入黑名单的原因，世界银行认为他们在拿到国外订单时，搞了行贿。这样一来，这些公司在五年到八年时间里不得接受或者染指世界银行的项目，而且中国有30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今年被调查之后，被迫退市，或者停牌，也就是说在全球这种新的竞争规则出现情况下，对搞行贿、商业贿赂变通的手段去拿订单或修改自己的账单财务数据的做法已经亮起了红灯。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企业有了全球战略，走向全球，变成全球公司的过程中，一定要承担全球的责任，这个责任包括了合规的责任，我把这样两个方面看作两个轮子，一个要有全球战略，第二个要承担全球责任，只有两个轮子都转起来的企业，才有可能做大做强，特别是做久。这是我们最近调查了一批在海外的中国国有企业，还有一些民营企业，不光是在发达国家，在缅甸、安哥拉、老挝这样一些企业都做了调查，发现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愿意提出来供大家分享，谢谢！

　　陈伟鸿：下面把话筒交给杜云飞先生，再来看看在金融支持方面，究竟民企走出去过程中，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杜云飞：今天有幸作为银行业唯一的代表，跟在座企业家和各位专家探讨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金融业的支持，这也正是我今天坐到这里的原因。中国企业走出去，境外投资也是近几年比较热的事情，中国银行业中间一直没有中断过支持，从世界经济，包括世界各家银行发展规律来讲，基本都是企业走出去以后，银行的服务才跟得上去。我们看到一些跨国银行发展战略，基本上都要围绕自己国家一些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来进行国际化的布局。这几年中国银行业确实有很多海外分支机构，据银监会统计资料，现在各家银行在海外一级机构已经达到90多个，这几年步伐在加快。但也应看到中国银行业真正的大发展也就是这十多年时间，它本身也有一个内部积累和内部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感觉到银行业提供的服务有一些欠缺，但原因比较多，我是一个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不像在座的几位专家、学者，从我们实物角度来讲能够提供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海外的并购贷款，包括海外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提供出口信贷，一些优惠利润贷款，这几年涉及到人民币升值的一些产品，跨界人民币结算、投资，还有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保外贷，都是通过中国银行业自身的信用给大家提供支持，让中国企业在境外得到资金或参与项目。

　　但大家还是感觉不过瘾，还是感觉得不到太多支持，实际上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是中国银行业普遍外汇资金相对短缺，我们进行大量海外投资，需要大量美元贷款。相信吉利集团海外并购也不是一般性的银行能够提供的，所以更多的需要国家外汇的储备来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二是国内银行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有一个认知和熟悉的过程，毕竟有经营的风险、国别的风险。整个走出去战略，我们认为应该积极的贯彻、积极的实践，行动上还是要稳妥一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意气风发的走出去，也希望大家能够满怀欣喜走得回来，因为出去的都是资金，出去的都是我们人力、物力，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回来相应的利润和资金安全。

　　我作为民生银行的代表，这几年一直跟民营企业业务发展同根同源，我们目前所有业务收入，包括我们客户结构基本上全是60%-70%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所以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路上，大家并不寂寞，民生银行愿全力以赴支持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这也是我们基本的责任。谢谢大家！

　　主持人 陈伟鸿：谢谢。你们起到的作用跟我们看到商会希望起到的作用很类似，我们希望这条路上联手向前走，有更多的合作，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胡成中先生大家很熟悉，在我们《对话》节目中他也讲述了跨国的往事。胡成中先生用一首歌描述了他们之间合作的某一种感觉，胡先生自己揭晓一下谜底。另外说一说你在新的阶段对于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走出去会有什么感想？

　　胡成中：这首歌是《狼爱上羊》。国际商会成立非常有必要，能把中国民营企业扭在一块，作为走出去、引进来的一个桥梁。昨天我和郑主席(音)聊的时候，他谈到一个项目，中国的褐煤一般发电厂不用，只有2000大卡，现在引进美国的技术，如果投资是2亿美金，15亿左右，可以加工每年1000万吨的煤，煤达到5000-6000大卡，就可以发电。我听他说已经落实到6个项目。所以中国的内蒙、山西许多地区的褐煤非常多，这种资源原来都没有用起来，仅仅是举一个例子。

　　引进来，我们国家外汇储备那么多，不仅是资金，关键是技术、管理、品牌。我们走出去也是一样，许多中国企业虽然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但它的品牌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程度很低，基本是国内垄断的这些行业。例：水。法国的矿泉水――依云，世界五百强；法国的香水、葡萄酒都是世界顶级，都是全球化的。中国虽然出口那么多，但过去做OEM，没有自己的品牌，我们制造业真正达到像美国、德国、日本，都比他们落后的多，第一，需要技术引进来，第二，需要走出去。只有全球化，才能把企业可持续做大做强。

　　这个平台对民营企业来说可能到国外去收购一些资源是有利的，因为国企原来在国外收购一些大的矿，或者一些资源，会受到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阻碍，要通过很多程序。民企单个出去可能体量太小，资金不够，我们那么多民企捆绑起来，比如国家开发行，国家大的银行也会给我们贷款，我们去收购就比较方便，这对走出去非常有利。虽然今天只有100多名会员，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多，需要走出去的企业肯定非常愿意加入这个平台。谢谢！

　　陈伟鸿：谢谢，这种巨大的吸引力背后看到的是大家渴望走出去是一次有竞争力的出行，而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下面听听王均金的观点。

　　王均金：这次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在这个时期，整个全球经济说是经济疲软，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我们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组建这个平台，对于我们民企走出去，信息互通，有利于整合。所以这个时候成立商会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对国内市场再熟悉，未来再做大，还得考虑国际化的问题，还得考虑全球资源配置的问题，现在中国市场大家都看得到，很大，但一些海外技术很好，没打开这个市场，没有这个平台，实际上嫁接好，就是资源互补，这就是合作共赢，跟国外怎么样合作的问题，实现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

　　现在民营企业走出去不是盲目走出去，自己有多少本事、有多少能力，怎么走。另外要做到每走一步都要留下好名声。在海外，如果每个企业走出去都给海外每个市场和每个合作伙伴留下好名声，对未来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有利的。包括重大项目投资收购，和金融的合作，也要前期和金融透明的沟通，而且要前期的介入，整个互动是一起的互动，整个项目可能做成功的概率要高。所以我们走每一步都不能乱走，一定要留下好的名声，我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现在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因为每个民营企业生长到一定时期，有了一定能量和规律，这种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在欧洲是看不到的，欧洲哪个民营企业有我们这种精神，兢兢业业的把每一件事做得踏踏实实的，这就是我们未来民营经济在全球领域的活力，这是我们应该发挥好的。最重要的还是要讲究市场资源配置和合作共赢。

　　主持人 陈伟鸿：依然强调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词合作共赢。接下来听听邓伟先生的观点。

　　邓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大约50%以上的GDP增量，60%以上的发明专利，70%以上的就业，80%以上的新产品和90%以上的下岗再就业，我们不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了贡献，还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做了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三大危机，金融危机、能源资源危机和粮食危机。中国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管得非常好，我们只不过是受国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引发了出口增量的下降，但能源资源危机和粮食危机对中国来说更现实，也更具有挑战性，因为中国用30%左右的能源资源消耗才占了世界整个GDP的9%左右，所以有责任感的民营企业要善于卖出去和买进来。卖我们有竞争力的，有高科技含量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产品；买我们急需的能源和资源。

　　如何更好的买卖？如何更好的卖出去和买进来？第一就是民企和民企之间的合作。我非常欣赏段永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就像长征，互相搀扶着才能走过草地，爬过雪山。你觉得你自己体量大，你自己走，万一有一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有一个突变，可能被扔在草地上。第二是和国企合作走出去，我和一些大国企老总说，也达成共识，我说国企是航母，民企是小炮艇，但是航母需要小炮艇形成一个集群才更有战斗力，效率才更高，所以民企要和国企配合着，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走出去。这样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能更好的卖出去，我们急需的能源资源能更好的买进来。所以让我们紧密的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领导下，按尹明善先生说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按李书福同志说的宏伟目标，精诚合作，勇于开拓，善于买卖，奋勇前进。

　　吴迪：刚刚几位专家谈到了过几天就是WTO十周年，事实上在这之前几十天还有在世界上重要的日子，9.11十周年，9.11十周年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格局。2008年后的金融危机可能对于世界的金融格局和经济格局都会发生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营经济成立这样的国际商会，能够勇敢的走出去，这个时候可能恰逢其时，也是我们应该勇担责任的时候。

　　作为企业自身，上午尹会长讲到了“火不烧山土不肥，人不出门身不贵”，走出去才能够得到尊重，也能够承担责任，也能够实现自我。恰恰我们走出去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穷家富路”，这也是我们一句俗语。如何理解“穷家富路”，在家里面，大家可以稍微人性一点，稍微随便一点，稍微自由一点，富路可能意味着两条：第一条是对自己要有所约束，要有所提升。走出去了，就要讲一点江湖的规矩，就要懂一点国际的规则，这个方面必须得做好准备，要能够认真的学习，这是我们自己在走的过程中的一点体会；第二条，这个富完全靠自己可能又比较难，亲戚朋友知道你要走出去，大家都凑点口袋里的几毛钱送给你，路上一定要多小心，路上千万别担心，有家里人帮你，有朋友们帮你，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到高兴，今天不论是大块头的中投，还是民营企业自身的银行，比如民生银行，还是研究机构、理论界、学术界，都能够帮助我们一把，这种情况下，作为企业自身，应该更有胆量，也更有实力和信心走出去。

　　主持人 陈伟鸿：真像大会议程当中必备的内容。其实注意事项一定还有很多，我觉得注意事项这个词特别好，现在是走出去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但万一走出去成为了一窝蜂，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看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想问问王志乐先生，您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走出去，究竟还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需要特别提醒我们现场所有这些期待走出去的企业，因为走出去不希望成为一次急行军，更不希望演变成一次大跃进，真的是我们企业发展战略当中的一个必需，如果请您梳理、提炼、总结一个注意事项的话，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王志乐：我刚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有全球化战略，变成全球公司；二是要有全球化责任，就是承担全球责任――合规。从我们调查的案例来看，走出去的企业现在不缺钱，也不缺技术，因为你到落后国家投资，技术够了，到先进国家投资，是学技术了，所以技术也不是问题。我们调查中感觉真正出问题就是在合规上。中国文化中有一些东西讲究变通，所以在国外经营时特别容易按照国内思路去国外投资。比如中国国内一摆平政府就解决问题了，在国外，政府不断在更迭。今年在北非出的问题，光摆平了当地政府，换届了，换上来的政府有可能对你原来政府的关系好的公司反而更不高兴。合规问题不光是跟政府打交道，还要跟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当中的民众打交道。缅甸密松大坝，中国要投资300亿美元，建的好好的，我们企业认为没有问题，但到今年9月30日，缅甸政府决定停止这个项目的执行。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的投资往往是因为这种合规性问题，原来跨国公司也不合规，巧取豪夺的搞政治，去行贿当地官员，但现在时代变了，他们现在从良了，这时候要求中国公司一下达到人家一百年，几十年的水平实际上不公平，但我常常想，你能要求外国人给中国十年、二十年腐败的时间吗？我觉得不可能。不公平，但是我们要去做。我调查案例中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主持人 陈伟鸿：您的提醒也让我们觉得现在的企业家仅仅会处理自己企业内部的事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希望成为一个军事战略家，能够预测这个国家的政局究竟未来有什么样的走向，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处理和所在国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您的这个提示特别重要，究竟我们一贯的柔性处理方法和硬性规定之间碰撞时，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在座一些企业家谁有没有类似的体验或经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做法和想法吗？

　　邓伟：我们去年天灾人祸都赶上了，天灾是吉林50年不遇的洪水把我们在吉林的油田淹了，人祸就是吉尔吉斯的动乱，我们在吉尔吉斯有最大的矿，占51%的股权。吉尔吉斯闹动乱，影响我们在那儿的油田和矿的正常生产和开采。我们当时也没想到，因为我们做评估时是风险评估，第一评估政治体制，总统是民选总统，而且87%的得票率，比竞争对手多13%，高票当选；第二是中亚第一个加入WTO的国家；第三是和中国非常友好。但我们没有想到这么高票当选的民选总统几天之内就被推翻了，所以有些时候想到了，评估得很好，但实际执行起来还会有突变。但不要怕，因为我们有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还有上甘岭和地道战的精神，我们把危机看成危险中的机会，我们当时并没有怕，也没有慌，趁机把那49%也买回来了，现在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控股，现在稳定了，议会制，总统选举也刚刚完成，我们当时分析判断对了，它的总理62%的得票率当选为总统，这个宝又押对了。所以不要怕，有点风险是正常的，我们民企也是在惊涛骇浪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

　　主持人 陈伟鸿：非常羡慕您的运筹帷幄。最后现场还有哪几位来宾愿意给我们再继续提出自己的注意事项？

　　吴迪：有时候我们不走出去感受不到规则。政权更迭的事，是政治上的规则。大家都知道菲律宾连续三任总统的事件，我们比较早的是在埃斯特拉达时就搞一些矿业合资，到了阿罗约，现在到了阿基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每一届总统都会对上一届总统的事进行一些调整，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想法，跟高层有一定直接通道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点要特别特别小心谨慎，尤其在东亚国家。

　　我们在日本搞一些房地产合作，有一些技术规则，比如我们国家的房地产，七天一层，五天一层，甚至三天一层，但是在日本的混凝土必须是20一天，这样就会把我们很多计划都打乱了，这是技术规则。还有市场经济的规则，刚才研究员谈到关于反腐合规问题，我们跟英国TESCO(音)合作，这个合作在国内，我们合作平台在香港，采用的法律有英国法律，有国内法律，有香港法律。关于反腐这一条文本，有几公分厚，大量一些版本使得我们在国内觉得完全不可理解，但它提到在英国要求的反腐，甚至要求举证的倒置，使得我们在这方面确实遇到了很多的不理解，但走过来之后，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这里面有它的道理，而且我们走出去，走到国际上，也必须服从于此，不仅仅是某个领导人的提升，某几个小团队的提升，需要整个团队、整个公司的体制、意识、规则都必须跟上，才能跟这些合作得来，才能够走得出去，走得长久。

　　主持人 陈伟鸿：对于走出去来说最大的障碍不是什么时候走出去，选择走出去的地方在哪里，而更多的障碍在于走出去了之后，如何更好的完成你的文化融合，包括来自政治、文化、法律、社会等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如何去应对，这个时候如果再说中国人常说的那两个字：搞定，恐怕难以奏效，如何真正融入当地的文化，完成融合，我们下一阶段对话中请到更多使节、官员和企业家进行对话。用掌声感谢台上几位的对话，谢谢你们的分享。